仓小宝插图20世纪50年代末，尽管我国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对潜通信能力，但潜艇水下隐蔽通信问题仍然是影响潜艇兵力在近海作战行动的“瓶颈”。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满足潜艇兵力遂行作战任务对通信保障的需求便成为当务之急。
1958年4月18日，前苏联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元帅给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来函，提议中苏两国在我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建成后由两国共同使用。苏方的建议是出于其海军扩展考虑的，若在我华南地区再建一座电台，等于其对潜指挥所向南延伸了数千公里。经党中央批准，6月12日彭德怀元帅代表国防部复函苏国防部，婉言拒绝了中苏合建的提议，并提出由我国自建、请苏联在技术上给予援助的建议。1958年6月28日，苏海军通信部副部长列特文斯基率领6人专家小组来华，带来了苏方的协议草案，其要点是：坚持中苏两国共同建设超长波电台的原则；苏方出资70%（提供设备），中方出资30%（负责土建）；建成后由中苏共管共用，使用权限按投资额分配。
对于苏政府的建议和草案，党中央、中央军委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7月21日，彭德怀元帅根据中央军委会议精神，给苏国防部长马里诺夫斯基回函，重申了由我国自建的原则。信中说：“欢迎苏联在设计和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设费用、设备费用及其他方面的一切开支，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1958年7月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我国访问，同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除讨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外，还就建设超长波电台问题进行了实质性谈判。8月3日，彭德怀元帅同马里诺夫斯基元帅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有关建设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的协定，即“八三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有：超长波电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苏联在设计和施工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装备器材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方式解决；苏联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来华的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
从1958年6月开始，海司通信兵处主任徐明德按照海军萧劲光司令员选址“不要离城市太远，也不要太近，不要占用大量农田”的指示，带领苏联专家组跋山涉水、顶风冒雨跑遍了4个省份的20多个地点，终于在华北某地找到了一片比较满意的地方，最后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把该地作为超长波电台的台址，并确定工程代号为“5901”。1959年9月13日，苏联超长波电台台长伊林中校带着专家组来到我国，同我方技术人员共同组成了工程设计办公室。
1960年，当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中苏由于意识形态分歧的原因关系逐渐恶化。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停止设备供应，撕毁了合同。
1961年2月，由海军、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总参通信兵部人员组成了超长波台建设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超长波电台的进展情况，他亲自选调精兵强将，让国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院承担土建设计，中央广播事业局设备制造厂承担天线铁塔加工和架设，海军承担技术工艺、安装调试和地网的设计，以集体转业的一个志愿军师为主体组建的第4工程公司承担土建任务。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罗瑞卿专门听取了工程建设的情况汇报。海军专门召开建委会，大家争先恐后踊跃发言，发言集中到一点：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工程只能上不能下，中国人民有能力把这项工程建设好，要为中国人民争口气，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于是，所有参建人员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奋发图强，艰苦创业，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调试，使各项任务按计划顺利实施。
当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奇缺、生活条件困难时刻考验着全体建设者。比如，机房屏蔽层和地网系统需铜材150吨（当时铜材是依靠进口的），铁塔拉线接头铸钢加工需要豆油3吨，都是经国家计委特批解决的。那时粮食定量很低，每人每月10多公斤，副食品基本没有，每顿饭每人只分到两个黑面馒头或两个玉米面窝头和一碗菜汤，食不果腹，不少同志身体浮肿，但为了保证“争气工程”的顺利进行，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挖野菜，掏老鼠粮，组织人员开荒种地，搞农副业生产，想尽一切办法渡过难关。
1964年4月的一天，正当安装工程紧锣密鼓进行之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来到施工现场视察。他指示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把工程建好。同年7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也来到工地视察，并题词：“在技术上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央首长的视察和指示给全体参建人员以极大的鼓舞，1965年9月，工程的安装和调试任务顺利结束，11月进行了首次对潜通信试验，试验证明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效果良好。1966年2月，超长波电台正式参加通信执勤任务，电波传遍了五洲大洋，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的第一座大型超长波电台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