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
3月28日，美顾问团团长鲁克斯以备忘录通知白崇禧和陈诚，开会讨论部长与总长的职权。白表示愿出席，我即将准时到会的备忘录送了出去。不料陈诚看见美方建议案主张国防部本部增设一研究发展次长，就很不高兴，不肯出席，还要我向鲁克斯索取美国的国防部组织及部长职掌的有关材料来作参考。我只得将原发出的备忘录取回。我觉得陈诚对建议案内容并没有看清楚，只不过怀疑国防部有人向美顾问吹嘘，所以美顾问所作建议对部方有利，贸然拒绝出席。其实这个建议到处都是支持参谋总长的（洋人也讲世故，他们明知蒋介石要架空白崇禧，所以支持陈诚）。第二天（3月1日）我持抽回的备忘录去见郭忏、方天（他们是陈的亲信），他二人都认为这个建议并非对陈诚不利，叫我将备忘录交给林蔚，由林做主。林主张除白、陈二人不出席外，其余人员都参加美方召集的会议。
白、陈不特背地争权，当众说话也互相弄得面红耳赤。
1947年1月6日，国防部作纪念周，白崇禧勗勉部属迅速完成国防部机构的综合检讨，对国军迅速核实，以免浪费。接着由陈诚讲话，他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决定政策，如果光从人数上去抠钱，问题必定得不到解决。”弄得白崇禧很不高兴。
陈诚有恃无恐对白崇禧连称谓上都毫不客气。他发了一份缄电称谓表给我们，对蒋介石称主席钧鉴，对何应钦称敬公，顾祝同称墨公，对白崇禧却称健生先生（或兄）表示不是白的部下。
他两人的矛盾背后又夹杂着蒋介石控制军权的因素。所以部长和参谋总长的职权划分就不是单从理论上所能解决的。以后我转任第三厅厅长，解除了“国防部机构综合检讨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听说这个问题都一直未能解决。拖到陈诚出任东北“剿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由何应钦任国防部长，顾祝同任参谋总长才不了了之。国民党也就很快完蛋了。
我一年三迁的闹剧
人事上的争夺，实际上就是权力分赃。国防部成立之初，各派系间，各派系内，人与人之间无不在争权夺利。虽然煞是热闹，但是一次分赃总不能均匀，不能让各方都满意，当中必定要有若干妥协和暂时安排，这就使得有些人的交椅坐不稳，成了过渡性的“五日京兆”。有些人急不可待的要“指日高升”，不得不再次调整。所以不久郭忏代替了黄振球任联勤总司令，方天、郑介民升任次长，钱卓伦调总长办公厅任厅长。这一下一、二、五厅厅长出缺。于是又刮起了抢夺狗骨头的旋风，我也被卷了进去，表演了一场“升官图”的喜剧。不知内幕者骂我是“十三太保，一年三迁”，“官运亨通，深得当局信任”。
要弄清我一年三迁的来龙去脉，话又得从头说起。
当1944年陈诚代何应钦为军政部部长时，大量任用他的十八军干部，这些干部当中有几个是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的新秀，如方天、刘云瀚、石祖黄等。方天邀约了十一期的刘劲持、杨业孔、车蕃如、李汝和、吴伸直、杜显信等同学，把持了军务署。这时我在英国，并未参加竞争。方天为了减少人们的攻击，约我回国担任副署长，因为我是陆军大学十期毕业的，然而我在陆大研究院第三期与刘云瀚、车蕃如、吕文贞、石祖黄是同学，与他们私交很好，又是十八军的干部，在陈诚那里通得过。这样可避免十八军内部的人攻击他。及到国防部成立，某些人图谋以“十一期为中心”占据国防部的主要职务。但初成立时，人事摆不平，要照顾的方面太多，所以只有等待时机。方天屈就了第五厅厅长，刘云瀚任了第一厅管将官人事的第一处处长。这次一、五两厅出缺，刘云瀚当然想脱颖而出。第一厅对他本是近水楼台，但他却竞争不过蒋介石妻侄毛锦彪（陆大十三期毕业）。他于是想染指第五厅。可是第五厅对于担任副厅长的我又是近水楼台，我业务又熟悉，理应由我担任。怎么办呢？于是在方天的默契下，通过郭忏把我调出五厅，转任总长办公厅副厅长，给他让路。我心里明白却冷眼看着，默不作声。原因是我这时心情很复杂。首先我与共产党已取得了确切联系，想另找出路，当然就不积极去争这一块狗骨头。这时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这是又拿外汇，又有物质享受，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美差事。1945年我与董必武在重庆会见时，他曾鼓励我去美国，一面可研究美国军事，一面与党保持联系，为中国革命下一着远棋。我从个人角度考虑，我去美国不特可以有较好的享受，又可以跳出参加国共直接屠杀的火坑，还可以学会英语和现代军事知识，变成美国通，将来为革命作贡献还是有本钱。当然我很清楚与何应钦拉上关系，可能就会得罪陈诚。所以我在陈诚的亲信们面前只得违心地表示不愿去，一再声言怕去了就疏远了“辞公”（陈诚）的关系。其实我心里明白，国民党派系之争，不见得陈诚便是最后胜利者，疏远了陈诚，不就接近了何应钦吗？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国民党迟早要垮台，到那时不管你归于陈，还是归于何都得同归于尽。只有归于共产党，国家才有前途，个人才有出路。但我那时的处境，只能允许我在蒋介石、何应钦、陈诚，及以后的顾祝同之间周旋，敷衍得面面周到。与刘云瀚、方天一伙我也打得火热，经常同他们在一起活动。因此，没有人识透我的庐山真面目，连白崇禧都以为何应钦拉我是挖陈诚的墙脚。在雍园一号白的公馆，办鱼翅席为我去美国饯行，席上只我一人，他满口总长长，总长短，都是指的何应钦，我假装不明其意，并没有露骨表态，饱餐一顿走了。更妙的是我任第五厅厅长的经过。何应钦要我去美国基本已定下来后，陈诚于8月29日嘱咐我说：“何敬公本身宽宏大度，宽大则不免用人复杂，有好人辅佐，可以为善。”要我去美国“尊重毛邦初，不可有派别观念”。他显然把我视为陈派里的人。8月31日，我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中将团员之后，他又令我暂缓出国，待三人会议告一段落再走。并于10月26日，委我为总长办公厅少将（我原是中将）副厅长。我不知他为何不让我走，而又降我的军阶。不几天，又突然任我为第五厅厅长。一前一后真把我弄糊涂了。方天夫妇见了我，笑得弯腰驼背地说：“郭厅长，你真是双喜临门哟！”双喜嘛一是升官，二是得子。我想道贺就道贺，为什么又笑得这般模样呢？原来他们夫妇都知道刘云瀚为当五厅厅长已布置好了一切，只等走马上任了。不料竞被我捷足先登了，所以他们笑是笑刘云瀚费力经营一场，却落了空，也笑我懵懵懂懂，官运亨通。
原来郭忏他们的安排，并不是陈诚的本意，及到郭忏提出以刘云瀚任第五厅厅长时，林蔚不同意，他对陈诚说：“郭副厅长人很活跃，才情敏捷，业务又熟，还不是你十八军的干部，为什么不让他驾轻就熟，担任第五厅厅长呢？”
郭忏与林蔚相比，当然不如林蔚更得陈诚的尊重。陈诚听了林蔚的话，立即点头同意。所以林蔚一席话，打破了郭忏等几个月的安排。林蔚为什么支持我呢？据我所知，他对刘云瀚的固执与不豁达是有意见的。他分工主管一、五两厅业务，如刘云瀚任五厅厅长，他会经常遇到麻烦。而我平时对他很尊重，业务上合作得很紧密。如我任厅长，则他办事轻快得多，所以宁可选我不选刘。我为何尊重他呢？抗日战争中我任五十四军参谋长时，一次在桂林行营开参谋长会议，林这时任行营参谋长，我听说他是蒋军有名的参谋长之一，会后曾向他请教当参谋长的要诀。他说：“要有战略眼光，遇事要抓得住重点，要任劳任怨。”使我很受启发，内心也极尊敬他。
我任厅长后“升官图”的游戏并未终局。刘云瀚对第五厅厅长仍感兴趣。恰好这时蒋军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遭到共军的坚决抵抗，到处吃败仗。
尤其是徐州方面战局不佳，蒋介石极为震怒。1947年2月初，陈诚自告奋勇，亲临徐州指挥。陈诚并没有挽回败局，莱芜一战，国民党军六万余人被解放军全部吃掉。第二绥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七十三军军长韩濬被俘。
陈诚战败后，国民党军政界为之震动，派系之争又起，反陈派系乘机大肆攻击，要他引咎辞职。蒋介石对他似乎也不满。
为加强山东攻势，蒋介石命令撤销徐州绥署，改设陆军总司令徐州司令部，指派顾祝同，前往徐州指挥。并令第三厅厅长张秉钧改任徐州陆军总部参谋长，协助顾祝同。第三厅厅长出缺，陈诚对继任人选很费考虑，郭忏、车蕃如向陈诚推荐我是“最恰当的人选”。
陈诚在抗战期中，对我几次提出的敌情判断和作战指导都有良好印象，于是欣然向蒋介石保荐我任第三厅厅长。
这是我“一年三迁”的第二迁。
1947年5月，指挥徐州作战的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在泰安、孟良崮作战失败后，“徐州陆总”参谋长张秉钧坚请辞职。陪同陈诚到徐州的车蕃如，是陆大十一期毕业，又企图以罗泽闿任第三厅厅长，造成以十一期为中心，左右国防部的势力，遂向陈诚推荐我改任徐州陆总参谋长。陈诚极为赞成，即电令我去徐州任职。这就是我的“第三迁”。
整军的夭折
国民党军队素质很差，编制五花八门，战斗力很不齐，补给很不方便，而且人数众多，军费浪费很大。抗战胜利后，竟把一些汪伪军及满洲国军队都收编进来，全国军队总人数达五百万之多。在经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根本无法负担这么庞大的军费。蒋介石企图通过整军，整掉杂牌军，充实嫡系部队，以便提高战斗力，为打内战作准备。加之政治协商会议及三人会议召开，整军问题便提上了日程。
1946年1月15日，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会上，提出了“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提案，林蔚于16日在军政部召集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上一致认为：军队国家化，原则上应该如此，无可非议，但希望政客们不过于束缚军人手脚，国防才有保障。我这时还没有参加三人会议充任张治中的助手，会上我提出：第一，须解决目前国共两党军队编造的纠纷；第二，须从宪法根本解决军事与政治的关系，使政治可以支配军事而不妨碍军事；第三，一切纯军事问题，如军事干部、军官教育、兵役、军训、作战指挥等，非政治家所能尽知，应留给军事专家解决。1946年1月16日，军委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会议，讨论陆、海、空军的建军计划，他主张陆军要成立20个重装备师，军令部次长刘斐表示异议。他认为：工业与教育是国防的基础，而我国此刻工业没有基础，要想成立20个重装备师，条件不许可，办不到。如勉强成立，可能把国力弄得非常衰弱。我也同意刘斐的看法。我推测何应钦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受美军总部的影响。
2月5日的下午，在军令部讨论整军问题，军令、军政、军训及政治部首脑都参加，我也在场。首先由张治中报告军事三人小组会议非正式讨论有关整军的情况。其后，军政部次长林蔚宣布“官邸会报，委员长已令由军政、军令有关各部，组织一整军计划小组，负责计划整编复员及编余军官之安置等事宜”，并指定军政部军务署署长方天不在时，由郭副署长参加。
9日下午3时，整军计划小组宣告成立，由林蔚主持，军委办公厅、军令部、军训部都有代表参加，办公地点设在军委办公厅。
11日林蔚要我通知整军计划小组成员及中央训练团教育长黄杰开会，研究委员长的整军手令。所谓委员长的手令，大意是：“今年须裁兵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如有困难师可改为旅，旅辖两团，然后将这些整编过的师分布于国防要点或铁路公路线上，或边区须垦殖的处所，并分别将其改为筑路、垦殖部队等。第二步将编余的军官重新训练，以之分布于各军区，征兵入伍重组国防军。在此三年以内，不许任何部队募补，违者以私自招兵论罪。”
从林蔚根据所谓“官邸会报”成立整军计划小组和今天开会研究“委员长手令”看，可以清楚看出整军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蒋介石已有意整编庞大而缺乏战斗力的国民党部队了。
我是素来主张汰弱留强，以节约军费，减轻人民负担的。眼见三人会议又将展开整编统编的会谈，以为国事尚有可为，当然非常兴奋，一心想能把军队整理成能抵御外侮的国防军，让中国可以立国于二十世纪而无逊色。所以我在整军计划小组会上主张搞彻底一点，主张军改为师，师辖四团。林蔚意识到“阿尔法部队”装备素质较优，主张只缩减三分之一。
我们这些意见都是着眼于整顿充实国防军，并以国共双方军队都一体整编为原则的。我们当时并未细究官邸会报的详情，也未理解蒋介石下手令的用意。只从本身业务出发，就事论事，不照顾当前时局，当然不免无的放矢。
果然，由于时局关系，整军逐渐出现岔子。3月7日傍晚接到何应钦侍从参谋陈桂华电话，要我明天同第一处处长刘劲特去美军总部出席整军计划会议。3月8日9时，我带参谋高罗培到了美军总部，同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张秉钧、总长办公室谢高参、陈参谋，一同开会。美国方面有三人参加，由辛克尔上校主持讨论何应钦提出的整军方案。美方人员认为何氏方案保留十个骑兵旅及12个月后仍不裁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不合三人会议所订的整军方案的精神。我昨天得电话时就奇怪，中国整军会议为什么由美军总部召集，太无民族自尊心，太可笑了，至此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何应钦提出方案，企图通过美军总部好这块招牌骇人。首先在共方代表前可以推卸责任，把整编方案之外保留十个旅骑兵及不裁撤行营推说是美方的意见；其次是窥测蒋介石的意向，向蒋介石讨好，压陈诚而插手宰割编造军队的大权。不料美国人不知趣，坚决反对，这天会议无结果而散。陈参谋邀我去会见何应钦，报告今日会议情形。何对于军事小组（即三人会议）的整编统编基本方案表示不满，认为每次会前国民党方面都未举行会商，是最大的错误。他尤其对方案未曾提及大本营直属部队和西北驻军太多两点深表不满。对于西北驻军太多，我也不满意张文伯的自私。至于会前举行会商，我虽认为必要，但是主张只邀参加会议人员会商，而不是邀各部大官光临，因为当初谁都对蒋介石意图摸不清楚，谁也当不了蒋介石的家，张治中直接向蒋请示，当然可以节省不必要的耽搁和麻烦。尤其张治中力求和谈成功，整编及统编军队事宜得以顺利进行，比起那些反共英雄们来有见识得多，其爱国精神也高尚得多。问题在于蒋介石意图逐渐明朗，反共英雄们看出张治中所达成的协议，不符合反共方针，于是提出一大堆的意见。其实明眼人一看就明白，保留委员长行营及绥靖公署，编十个骑兵旅何用？无非是对付共产党罢了。这不是消灭内战，不是致国家于安定，拯人民于苦难的方针，是与整军会谈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我听说过白崇禧建议在西北建立十万人马的骑兵大集团，不知何应钦此次的提议是否受白崇禧的影响）。就在当天下午，林蔚交给我一本“复员计划”，内容事实上是一个向中共解放区进攻的计划。这份计划是在2月间草拟的。3月4日蒋介石批交军政、军令、军训各部秘密研究准备。三人会议起劲的在高谈整军，而蒋介石却在准备大打内战了。从这以后国民党的所谓整军，其精神完全变了，原来三人会议整军方案是清除国共两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整军实质是一面整军，一面准备打内战。整军的目的在于淘汰老弱，核实虚冒以节省军费，表面上做给共产党和民主派看，表示国民党已在开始整军，以模糊世人视听。其时国民党军内的许多将领假借对付共产党的名义反对整军，同时也千方百计以整军名义整杂牌，整别的派系军队而不整自己。
3月10日，何应钦又召集白崇禧、朱绍良两副参谋总长，军政部次长林蔚、军令部次长刘斐、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及军务署主办人员讨论军务署所提出的整军方案。经研究，大体决定：阿尔法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另一个旅，一般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初期六个月，全国部队均缩减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每旅两团，后期六个月，各师均按编制编为四个团，多余者集体转业。这个决定是不符合三人会议的基本整军方案的精神的。基本方案要求国民党军队每月整编十二分之一。如全军分成十期整，每月整编九个军成师。这些师一次就按编制编成，以后不再变更，编余军官一次集体转业。这样当然比整掉三分之一，隔半年又要整编一次，不断扰嚷好得多。然而为什么每个军都要分两次整呢？无他，整军不忘反共而已。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好盯住共产党，到他们认为有打仗的必要时，马上便停止整编。从实质上看，所谓的第一期整编，已不是整编，而是缩编军队了。
3月28日15时，何应钦召集会议，宣读每月整编九个师的办法及蒋委员长手令，台湾部队先行整编。同时还讨论了陆军各部队复员实施办法，这一下整军便走过计划阶段而进入实施阶段了。遗憾的是各军师整编不是按整军基本方案一次编成为国防军，而是各军缩减三分之一，更不是各军同时缩减，而是每月只缩九个军，而且是先整在台湾的及江南的部队。这当然是“剿共”的幽灵作怪，使整军不能顺利进行，不特如此，随着内战的展开，停止整编以利作战的呼声就甚嚣尘上了。
国民政府陆续还都南京，我也于1946年5月1日随军政部人员由重庆到了南京。这时政府既未打开和平途径，又未定和战决心，整军工作却又正在进行，这使我迷惑不解，参谋工作无法进行。方天很敏感，怕继续整军责任重大，签呈停止整军，但未得结果。1946年6月1日，国防部成立。我任第五厅副厅长，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我记得一次在西大讲堂召集军师长开会讨论整军问题，军师长们都怕整到自己，硬说整军不公道，主张各军师一律裁减三分之一，以示公允。于是蒋介石决定各军师平均裁减。每师裁一个团。整编为旅，即二师的军整编为步兵两旅四团制的整编师，三师制的军整编为步兵三旅六团制的整编师，炮、工、通、辎等军师直属部队不动。以后整军都完全照此规定进行。我记得其后蒋介石规定陇海路以南各军都整编，因此一共整编成21个整编师（以后就停止了）。
围绕着整军，蒋军内部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蒋、白、陈都坚决反共，而整军的态度各不相同。蒋介石坚决“反共”，国共两军在全国已广泛展开战斗，蒋军将领许多人都叫嚣停止整军，但蒋介石还是要整；陈诚希图迎合蒋介石意旨取宠，也大声疾呼整军，主张对于蒋军要整，对满洲国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声称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队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因此怨声载道矣；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我听说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以对付共军。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回教（族）关系，如在西北形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但事属传闻，不是我耳闻目睹。可证以白的讲演，则又不能不说事出有因。1946年8月6日，白崇禧代表蒋介石校阅华中部队，返部后发表了演说，主张：（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追剿所谓“散匪”（对游击队的诬蔑之词）。（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调整炮兵，不应收缴旧式火炮（如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等），就是调整口径（口径不同的炮火按口径大小调整）也不相宜，因为这样调整一下至少也要一个半月。（三）大量裁编自新军也不相宜，应该保留所有有战斗力的自新部队，且须提高其待遇，以免为渊驱鱼。他也注意机械化部队，但认为须注意保养工厂，且须给予足够的训练用油，末了他还表示坚决反共。这也表明，蒋、陈、白三人对整军意见虽有不同，但在反共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不过是具体内容，具体措施不同，殊途同归而已。
（摘自《蒋介石眼中的大共谍：郭汝瑰回忆录》，作者：郭汝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