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为何否认自己是发达国家》，作者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法学博士周慧来。文章摘编如下：
自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时，有关中国国际身份的争论再次出现。针对国际社会出现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的舆论，中国首席官方报纸《人民日报》于近日进行了回应。官方媒体强调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发达国家”的身份依然敏感。那么在关于中国国际身份认知的问题上，中国政府与国际舆论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不同界定标准？中国政府是出于什么原因要否认发达国家身份呢？
近年来，中国政府着力打造“负责任大国”形象，消除国际社会上的各种“中国威胁论”。而恰恰正是这两个方面是中国坚持自己仍属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因素。
首先，发达国家身份不利于中国政府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掌握主动。在碳排放及交易、伊朗和朝鲜核问题等危及世界和地区安全稳定、世界经济再平衡、能源资源的利用和汲取、参与治理环境污染和传染病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各国在围绕国际责任承担的问题上正展开越来越激烈的博弈。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国际政治中的国际责任承担几乎被视为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游戏，每一个国家都希望能搭更多的便车而承担更少的责任与义务。因此，如果中国对发达国家身份不予否认，有一个问题就难以绕过：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主要获益者，出于回馈国际体系的需要，中国对国际体系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就应该做出更大的贡献，对全球性问题的治理就必然要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换句话说，中国将由于“被认定为”发达国家而“被指定”须承担力所不及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主动权将由是尽失。
同样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当今大多数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发达国家承担了会费的主要部分。因此，如果中国拥有发达国家的身份或者成为公认的发达国家，那意味着中国承担的会费及其它的义务与责任就会增多。
其次，是出于对“中国威胁论”再度来袭的担忧。在国际关系历史中，没有无所作为的新兴大国。而新兴大国的作为无外乎两种：维护或者挑战国际体系。如果中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的身份活动于当今国际体系，意味着承担维护和建设国际体系的责任和能力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反之，如果未能履行相应国际责任，或者说中国不被认定为一个合格的负责任大国，在依然未能占据话语权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就很容易“被认定为”一个国际体系挑战者。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威胁论”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为降低此论对中国对外关系及国家形象的影响，中国政府费尽心机。自然的，中国政府不希望这种情况再次出现和回潮。特别在界定、拓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阶段，中国政府担忧发达国家的身份会更容易给一些国家提供“中国威胁论”的口实。
不能否认，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依然具有相当坚实的理由。虽然从GDP总量上看，中国已经超过当今世界上许多新老发达国家，似乎能够也应该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但是从承担国际责任真实能力的角度上看，与其说中国有意在回避，不如说中国是由于受到诸多国内问题的掣肘。这便是中国政府与国际舆论产生分歧的关键所在。
尽管中国经济在近几十年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中国整体的现代化步伐仍是参差不齐的。首先，即使从经济发展角度上看，中国的地区差距与社会贫富差距之大可能超过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尽管国际媒体不断关注到中国不断壮大的富翁队伍，关注到迪拜七星酒店中有六成中国顾客的事实，但中国依然有着近2亿日均生活费不到1美元的贫穷人口。而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却像非洲”的发展落差几乎已是人尽皆知了。
其次，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政治社会制度文明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而这种落差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提供的国际参考坐标而越发凸显。国际舆论是从经济实力也就是以GDP为标准来衡量和界定中国发达国家的国际身份和地位的，这也是国际上通行较久的一个做法。对中国来说，GDP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单项指标，而一个国家发展阶段应该由综合指标来衡量。
在中国人的认知中，成为发达国家意味着现代化已经实现，而发展中国家则表示现代化还没有完成，处于一个现代化进行时阶段。显然，中国要成为民主法治的国家还遥遥无期，城乡二元体制仍然根深蒂固，政治社会制度建设还相当滞后，不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建设也远在中国之前。因此，中国还需要花大力气利用经济发展所提供的资源进行政治和社会制度建设。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是在政府强力干预经济和控制社会基础上的“GDP”主义指导下取得的，这种依靠政府控制国家经济社会资源的发展模式犹如一个利用激素长成虚胖身体的巨人，存在诸多身体健康的隐患。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造成今天中国GDP全球第二的地位与落后的政治社会建设之间的差距本身是 GDP主义的一个副产品，也造成中国拥有发达国家的GDP却只属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尴尬。要避免这种国际身份认知遭遇的尴尬，中国只有通过经济与社会政治制度统筹建设的根本措施，实现从经济国家向成熟的政治和社会国家转型才能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