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胜利后美国支持打内战，结果壮大了人民解放军。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施行“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组成了马歇尔、张治中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但美国政府为马歇尔制定了一个三位一体的公式：“促使国共在华北停战--为国民党向东北运兵--实现由国民党统一中国”，本质上是从各方面加强美国势力、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和削弱共产党的地位和力量。达到外部将苏联从中国东北排挤出去，内部限制中共在华北、东北发展的“一箭双雕”功效，以便最终成立一位符合美国利益的中国政府。
蒋介石正是利用美国的棋局，表面上签订了“停战协定'”，发布了停战令，但私底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至1946年6月，蒋介石已将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200万人）的80％调集到进攻解放区的前线，蒋介石布置就绪后，彻底撕毁停战协议，于7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马歇尔调解失败后，美国采取了公开“援蒋灭共”政策，以实现独霸中国的战略目标。到1946年12月，美国“驻华美军实力为11.3万人”。美国人出钱、出力武装国民党军队，自1945年12月到1947年1 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援助给蒋介石政府达50多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政府抗战时期援助中国总额的5 倍，为国民党政府备足了发动内战的物质基础。美国还动用海空军直接运送国民党军队部署内战，从1945年9 月到1946年6 月，共将国民党部队14个军41个师，总共54万人运送到华北、华东、山东和东北的内战前线。
美国由中国军事冲突“调解”者转为内战的“帮凶”。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了，当了中共的“运输大队长”，美国现代化武器转而“武装”、壮大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3，香港和台湾，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结局。
中国是一个非常务实和负责任的国家，战争胜利后，中国必然要统一全国和彻底铲除殖民统治。但对待香港、台湾，有着清晰的战略思考。1946年毛泽东接见西方记者第一次公开谈到了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8年，毛泽东在同米高扬的谈话中再次谈到香港问题，“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从事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说明毛泽东的前瞻、睿智，战略思维广博深远。
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直抵香港北部边界，却勒马深圳河畔，严格执行对香港“维持现状”的决策。英国可算明智，认识到保持殖民统治不可能了，但决定利用这一良机，不顾美国阻扰，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良好的开端，便有了中英两国“1997年香港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的共识，1997年香港平稳回归，解决了中英间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成为实行“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保持了香港的民主、繁荣与发展，香港人满意，国际上称赞。
1949年4月，在解放军势如破竹攻势下，南京国民党政府仓皇南迁广州，但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留在南京。中方礼仪地对待他，并给予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以寻求与与美国联系的外交空间。然而，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强权政治的霸道，美国要求维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承认国民党与美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然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拒绝，那司徒雷登“只好挟起皮包走路”，再次丧失了中美间难得的一次“破冰”的历史机遇。
当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给杜鲁门的信中承认：“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这种结局之所以终于发生，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经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效果”。美国不得不调整政策，放出了“美国无意保护台湾”的弃蒋信号。
中国海军严阵以待
毛泽东看透了美国绝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就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会寻找机会，卷土重来。不出所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从其远东战略利益考虑，对台政策也发生逆转，杜鲁门总统于６月27日公然宣布“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赤裸裸地命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开始执行武力干预中国的国内战争，阻止我解放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