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时期，在对准噶尔部的战役中，于伊犁建立了三座石碑，都是“御制”碑文。第一座“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碑文”，就是昭苏县的格登碑。第二座“御制平定准噶尔勒铭伊犁碑文”就是竖立在宁远城(今伊宁市)东门外的那一座。两座碑的碑文都是初战告捷时所写。但战争后来一波三折，出现了新的问题，最后乾隆又撰写了“御制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的第三座碑文。三座碑内容不同，目的各异，涉及对战争过程的评价和战争以后的战略设想。第一座格登碑，内容是弘扬战绩，目的在于树立朝廷权威。盘踞于我国西部之准噶尔，曾经是清廷边陲大患。康熙三次亲征，阻止了噶尔丹问鼎中原步步紧逼的锋芒。而后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相继执政，仍然拥有强势兵力。直到乾隆十年(1745年)噶尔丹策零病死，准噶尔内乱，情况才发生变化。策零之子阿占暴虐，喇嘛达尔济夺其位，稍后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共谋又夺了达尔济之位，达瓦齐自任首领，又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发动战争，阿睦尔撒纳失败，投奔清廷借兵反攻。在清廷廷议中，多数大臣以雍正八年讨准之役徒耗国帑无功而返为鉴，不赞成讨伐，只有乾隆与大学士傅恒力主派兵。当年二月兵分两路，以班第和鄂容安为主帅，阿睦尔撒纳为副，五月兵抵伊犁。这时达瓦齐集结部属万人于格登山麓结营以待，如正面交锋，对方以逸待劳，清军伤亡必重，决定出其不意夜间偷袭。挑选勇士22人，以阿玉锡等三人为首夜袭敌营，达瓦齐部队大乱，6500人投降。达瓦齐率千骑败窜南疆，被乌什阿奇木擒获解送北京。乾隆踌躇满志，祭告太庙，谒拜祖陵父陵，筹办午门受俘及避暑山庄庆功盛典，并亲撰了本文开头所说的第一座和第二座两通碑文。格登山勒铭特别褒扬了“三巴图鲁(即战斗英雄)，二十二卒，夜斫贼营，万众股栗”之功，以激励士气；还公布了对达瓦齐受俘后的特赦“汝窜以走，谁其纳之，缚献军门，迨悔其迟”，“受俘赦之，光光我扩度”。借以体现羁縻，笼络人心。但事情并不像乾隆想象的那样顺利，由于战局突变，战事又起，这座碑迟建了三个年头。第二座伊犁勒铭即东门外的那一座，内容是安民告示，目的在于讲清善后措施，稳定局势。碑文历数达瓦齐罪状，赞扬伊犁台吉宰桑之倒戈反攻，宣布：“自今伊始……封四可汗。众建王公，游牧各安。”命令他们“分疆各守，毋相侵凌，齐御外域”。可谓安抚备至。但阿睦尔撒纳野心膨胀，为没有获得四部总台吉封号而怀恨在心，于奉诏赴避暑山庄参加庆典的途中折回，趁清军凯旋班师之机，策动叛变，占据伊犁。清军中止班师，掉头再战。又经过多次激烈战斗，阿睦尔撒纳兵败，逃亡俄罗斯，染天花身亡，俄方送还尸体。这次战役十分残酷，加上天花流行，准噶尔部60万人几无孑遗。牛马缺料，百姓无粮，天山北路一派荒凉，民心浮动，怨声纷起，在这样的背景下，乾隆又撰写了第三座后续碑文，碑虽被毁，原文在《西域图志》中可以查到，内容为澄清浮议，意在抚平伤痕并展指远景。碑文首先以胜利者的口吻指责准噶尔“狙诈相延”，战败完全是“自作之孽”，怨不得别人。朝廷本不想打仗，“分封四部”是为了“继绝举废，以休以息”，让大家过上好日子。战端是准部上层人物“反复无常”挑起的。
稿源：伊犁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