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园圃种植业已相当发达，人们开始大量栽培药材作物，以满足药材市场的需求。人们培植药用植物的同时，发现许多药用植物的嫩芽和嫩叶可以当作蔬菜食用，于是不断采摘，用之于饮馔烹调之中，这便是古代史籍中所说的药苗。
在唐代的农田垦植当中，药圃占了一定的比例，凡是耕作之处，总有药用植物的栽培。《白氏长庆集》卷一六曾说当时：“药圃菜园为产业。”足见唐代的药材种植已经形成相当可观的规模。另如杜甫《太平寺泉眼》诗云：“何当宅下流，余润通药圃。”王维《济州过赵叟家宴》诗云：“荷锄修药圃，……中厨馈野蔬。”刘得仁《赠陶山人》诗云：“药圃妻同耨，山田子共耕。”都反映了药圃作业的兴旺势头。就是房前宅后的狭窄隙地，唐人也要种上几畦药材。如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云：“绕舍惟藤架，侵阶是药畦。”姚秸《随州献李侍御二首》云：“端居有地唯载药。”这些广泛栽培的药用植物，为唐人采食药苗提供了巨大的资源。
在唐人心目中，药苗是难得的佳蔬美食，不但滋味可口，更能补益身心。李德裕《忆药苗》诗对此便有亲切的讴颂，其诗云：“溪上药苗齐，丰茸正堪掇。皆能扶我寿，岂止坚肌骨。味掩商山芝，英逾首阳蕨。岂如甘谷士，只得香泉啜。”在唐人的日常饮馔中，药苗与蔬菜并重，都是上好的副食。方干《赠会稽张少府》诗云：“高节何曾似任官，药苗香洁备常餐。”又《送郑台处士归绛岩》诗云：“惯采药苗供野馔，曾书蕉叶寄新题。”卢纶《同柳侍郎题侯钊侍郎新昌里》诗云：“庭莎成野席，阑药是家蔬。”贾岛《斋中》诗云：“已见饱时雨，应丰蔬与药。”白居易《山居》诗云：“朝餐唯药菜，夜伴只纱灯。”郑常《寄邢逸人》诗云：“野饮药苗肥”。贯林《和毛学士舍人早春》诗云：“盘馔药花甘。”上引唐人诸诗人不同角度吟述了药苗在饮食中的显耀位置，无论是山人处士的便餐野饭，还是文人官吏的精良肴馔，都可见到药苗的食踪味影。这说明，药苗作为一种新兴的蔬食品类，已在唐代传统饮食格局中抢占了一席之地。
宋朝人再度扩大了药苗的食用范围，并在日常蔬食中加大了药苗的比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八曾记载当时人们“以药苗为蔬，药粉为馔。”这种现象极为普遍。在山人农家的食谱之中，药苗经常作为主角出场。如陆游《山庖》诗云：“更剪药苗挑野菜，山家不必远庖厨。”又《独至遁庵避暑庵在大竹林中》诗也说：“药苗野蔬山家味。”那些有一定身份的官僚们同样食用药苗，而且更是津津有味，如王禹《寄丰阳喻长官》诗云：“盘餐数药苗香”；陆游《即事》诗亦云：“药苗自采盘蔬美。”可以看出，新鲜清爽的药苗曾经打动过若多人的食欲。
药苗的可食品种很多，如枸杞苗、甘菊苗、由荷、术苗、黄精嫩叶、五加皮、紫苏、香薷、草决明等等，都是可口的蔬食。
唐宋人多栽植枸杞，并把它的苗和叶当作蔬菜。陈子昂在《观玉篇》曾提到人们把枸杞苗叶制作成菜茹，供戌者食用。宋朝文人吃过枸杞苗之后，往往赞不绝口，并为之挥墨赋诗。如赵蕃《食枸杞》诗云：“谁道春风未发生，杞苗试摘已堪羹。莫将口腹为人累，竹瘦殊胜豕腹亨。”朱翌《与刘令食枸杞》诗云：“周党过仲叔，菽水无菜茹。我盘有枸杞，与子同一箸。若比闵县令，已作方丈富。但令齿颊香，差免腥。”枸杞叶略带苦味，食前必须先用沸水焯过，如果烹调得法，吃起来还是清凉爽口的佳蔬。
唐宋人栽植甘菊，当作药材使用，同时也吃其苗叶。也有一些人把甘菊当作饮料使用。唐人姚合《病中辱谏议惠甘菊药苗因以诗赠》就倾述了这种甘菊的饮食妙用，诗云：“萧萧一亩宫，种菊十余丛。采摘和芳露，封题寄病翁。熟宜茶鼎里，餐称石瓯中。香洁将何比，从不味不同。”宋朝人把甘菊烹制成菜羹，视为上好肴馔，如李光《老庖撷园蔬杂以杞菊作羹气味甚珍》诗云：“旋撷园蔬二寸长，牙龈脆响菊苗香。欲招邻龙同来啜，恐被鸡豚越短墙。”其菜羹之香美，见诗已知。在宋人的日常食物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甘菊的身姿，如黄庭坚《戏赠彦深》诗：“充虚解战赖汤饼，以萍齑与甘菊”，是指用甘菊充当面条的配菜；苏轼《春菜》诗：“茵陈甘菊不负渠，鲶缕堆盘纤手抹”，又指把甘菊配食鱼。
参考:食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