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伍修权曾赋诗回顾湘江战役后的那段长征历史。“奔何处？”这正是当时3万多名中央红军所思索的问题。历史证明，在湖南通道召开的转兵会议上，他们找到了正确答案。
意外寻访到通道转兵会议旧址，心情却极其复杂而又无可名状。
18日，本来受一位故友之托，到离通道县城40公里外的县溪镇，寻访她20年前的启蒙老师刘富松。来到刘富松老师曾经工作过的县溪镇中心小学，该校正在进行小学升初中的考试。
透过校门的铁栏杆，院内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大门正上方赫然横挂着一块金字大匾：恭城书院。而书院正门的右侧门柱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竖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通道转兵会议会址。恭城书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最初格局只有前后两进房屋。到了民国，当地又在中间增建两排木楼。
1934年12月12日，正是在县溪镇的恭城书院的第三排右侧木屋中，中央红军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奔何处”的问题。而此时，识破红军最初战略转移意图的蒋介石已集集结近20万军队，在通道东面的绥宁、城步，北面的靖州、会同、洪江、芷江一带构筑工事，修建碉堡，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待红军。面临近7倍于己的强敌，中央红军如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会合二、六军团，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中，可能遭受灭顶之灾。
出于种种原因通道转兵会议和黎平会议一样，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被公开提及。当时，该会议既无预定规格，也无明确程序。这使得自长征出发时就被排斥在决策核心层的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才得以重视和采用。
毛泽东否定了原来的北上湘西的计划，提出避开蒋介石布置的重兵包围，转战贵州。这一提议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人的赞同，并被随后的战况所证实，为随后的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
当地似乎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恭城书院在长征历史上的意义。3年前，恭城书院的最后一排木楼依旧为县溪镇中心小学寄宿生居住的场所。20年前，恭城书院就是该小学的所在地。而故友在该校读小学一年级时，其教室就在72年前召开决定红军命运的转兵会议的那座木房。只是当时该房被架设的木板隔开，四分之三作为教室，剩下的四分之一作为老师的宿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