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盛《异同杂语》云：“太祖尝问许子将（按许邵字子将）：‘我何如人？’固问，然后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汤用彤《读人物志》亦云：“《后汉书》言许子将目曹操曰‘子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另外，《世说新语·识鉴》也说“曹公少时见乔玄，玄曰：‘天下方乱，群雄虎争，拨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实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这是将曹操视为“治世英雄，乱世奸雄”较早的材料。其中刘邵的说法为世人所公认，而乔玄之说，在《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已予以否认。《三国演义》也直接取用了刘邵的话。总之，不管怎样，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说由来已久，据史料，它也为曹操所接受，曹操听后竟“为之大悦”②、“大笑③”。曹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盖曹操素以创业自任也”。④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无论古今，“奸雄”二字，无非有两个含义：所谓“雄”，指英雄，其义甚易理解。而所谓“奸”，则应结合曹操的思想、行为及表现来理解。
曹操听了别人称自己是“奸雄”不但不怒，反而非常高兴，正是因为他没有把这句话视为对自己的贬斥，相反，他把“奸”看作是计谋、智慧、权变，并决心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特长，在乱世中一显身手。其实，曹操之所以成功，之所以能打败不具备这种“奸才”的刘备、孙权，也正是靠使用这种手段。如果客观、历史地看问题，那么，这些手段的使用，无非是“适者生存”而已，并不像后世“脸谱化”的戏曲舞台上所展示的那么阴险、毒辣、残酷、卑劣。当然，曹操所采取的手段，有时颇为残忍，但是，作为封建军阀，作为在乱世中夺取权利的领袖，有谁能避免得了这种残忍？刘备、孙权是否自始至终是以“仁义”来夺取蜀汉与东吴统治地位的？恐怕都离不开杀戮。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他们都属于争权夺利的军阀，其中只能是智者胜，勇者胜，得人心者胜！其实，从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看，曹操都远远超过刘备、孙权。这样的曹操，我们怎能以脸谱化的“奸雄”一言以蔽之？
曹操由历史走上舞台（指脸谱化的戏曲艺术），并作为“白脸奸臣”而家喻户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罗贯中《三国演义》的影响，再加上毛纶、毛宗岗父子的评点，曹操的脸谱化迅速固定。尽管《三国演义》及毛评之前已有不少拥刘反曹的观点，但是，那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是政治需要，关键所在也仅是应该尊谁为正统的问题，并没有使曹操的形象有所改变。虽然反对他，仍然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说是历史上的“奸雄”）来看的，如典型的习凿齿的观点：
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无主……（晋）配天而为帝，方驾于三代，岂肯俯首于曹氏，侧足于不正？……以晋承汉，功实显然，正名当事，情体亦厌，又何为虚尊不正之魏而亏我道于大通哉！
（《晋书·习凿齿传》）
显然，习凿齿是欲让晋承汉祧，拥刘反曹。其他如朱熹等反对曹操者，其目的也不是反对曹操本人，而是反对以魏为正统。说透了，这是一种社会需要、政治需求。但到了《三国演义》，尤其是毛宗岗的评点，情况则大不相同。
毛宗岗在评点中，对曹操大加挞伐，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并把他与诸葛亮“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相对照，其目的显而易见。就小说美学来说，毛宗岗无论对关羽、诸葛亮，还是对曹操的评点，在人物的美学方面的成就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但问题在于，就曹操本人来说，他却使曹操的形象大为改观。评点中，毛宗岗不断以各种语言攻击曹操。如在小说中曹操听了刘邵的话，不怒而喜之后，毛评道：“喜得恶，喜得险，喜得无礼，喜得不平常，喜得不怀好意。只此一言，便是奸雄本色。”曹操马踏麦田，割发代首，毛评道：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命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之语均引自毛宗岗评点本《三国演义》，下同。）
赤壁大战之后，曹操痛哭郭嘉，认为“若奉孝（郭嘉字奉孝）在，决不使吾有此大失也。”毛评道：
曹操前哭典韦而后哭郭嘉，哭虽同，而所以哭则异；哭典韦之哭所以感众将土也，哭郭嘉之哭所以愧众谋士也。前之哭胜似赏，后之哭胜似罚。不谓奸雄眼泪既可作钱帛用，又可作挺杖用。奸雄之奸，真是奸得可爱。
毛宗岗的这些点评，是使曹操成为“奸雄”的重要原因，之后的戏曲舞台竞相把曹操固定为“白脸”而使之脸谱化，渐渐由正面历史人物演变为舞台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真实。
曹操的形象，不论作为英雄，抑或是奸雄，都符合“真实”二字，《三国志》使之成为英雄，符合历史真实，《三国演义》又使其变成奸雄，则符合艺术真实。从文学角度看，英雄与奸雄尽管有种种不同，但都是成功的艺术形象；从文艺美学方面看，又都是美的，都真实地反映了生活，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有效地体现了社会意义。
《三国志》的作者用极其详实的历史资料，通过文学加工，塑造出了真实饱满、栩栩如生的历史英雄曹操。这种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真实的，只是在细微未节的描写当中，进行艺术创造，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历史人物使真实、更加符合历史原貌。因此，可以说。《三国志》中的英雄曹操是由历史所造就的，曹操与历史共存，犹如一朵晶莹透明的浪花，闪耀在人类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这样的英雄能够适应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能够为社会进步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国演义》（及毛评）则是在历史真实（或者说是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另起炉灶，另立楼阁，完全是一套新的人物概念，人物形象已远远抛开了史实，形成了纯文学化的人物形象。如果说，《三国演义》中有不少历史事件的话，从作者思想来说，这些事件主要是用来为作者的思想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反映人物的历史面貌。
《三国演义》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它非常成功，就是因为它塑造了许多立体化的人物形象，当然也包括曹操。本来在《三国志》（及裴注）中，曹操的形象已呈现出了个性特征的复杂化，但在《三国演义》中，这种复杂化尤其突出，作者罗贯中把《三国志》中曹操的一言一行尽可能地放大，并运用自己的观点来演绎、深化曹操。这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不仅是能文能武、屡建奇功、智勇双全的英雄（这是作者依据历史事实而表现出来的历史真实），而且也成了阴险狡诈、凶恶残忍、卑鄙无信的奸臣，这也正是毛宗岗动辄斥之为“奸雄”的真正内涵。
作为奸雄的曹操与作为英雄的曹操同样都是成功的。《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的立体塑造，成功地展示了动乱的社会现实中曹操的典型形象。为了国家的统一，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他竭尽全力，思贤若渴；为了战胜对手，他博采众议，择善而从；为了巩固实力，他积极号召发展生产，造福一方，即便是在晚年，他也仍然纵横沙场，征战不休。一生孜孜以求，斗志永不削减。我们看到的曹操是一个胸怀壮志、鞠躬尽瘁的政治家。但另一方面，他又是阴森可怕、举动无常、捉摸不透、杀人如草芥的军阀。这就使其性格表现为两面性。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两面性，《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艺术真实性将大为减弱。因为这种性格复杂化的表现，恰好说明人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随场合、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不同变化。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的形象前后有着许多不同，这些不同都有其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我们不难发现，《三国演义》基本上还是以《三国志》为依托，许多事件（尤其历史大事）都直接取材于《三国志》，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又有统一性的一面。就曹操形象本身来说，二者也有许多一致之处。因此，曹操的形象无论“英雄”或“奸雄”，其美学价值都集中体现在曹操这个人物的自身之中，《三国志》（尤其是裴注）中“英雄”的曹操常有许多可谓“奸雄”的因素，而《三国演义》（含毛评）的“奸雄”曹操无非是作者将这些因素夸大并以此作为拥刘反曹的手段而已。《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作为文学作品对曹操形象美学价值的肯定——英雄的产生
曹操“英雄”形象的形成，在文人笔下主要是《三国志》的影响。毫无疑问，《三国志》是一部史传作品，但正如有人认为《史记》是一部历史小说一样，《三国志》也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性质，或者说具有小说的因素，只不过，它是在完全依赖历史真实的情况下，作者进行了文学加工。周亮工在评《史记》中项羽被围垓下、与虞姬唱和时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子弟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有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①”。其实，对于任何成功的史传著作均可作如是观。所谓“笔补造化”，正是指作者对历史人物言行的艺术加工。《三国志》对曹操艺术形象的塑造，立足于史实，成功地描写了曹操在动乱社会现实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军事、文学等方面的聪明与才智，其宽广的政治胸怀、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超乎世俗的治人用人韬略、杰出的文学创作成就，无不为后人所赞赏。
曹操所表现出来的这些特点，集中地体现了人类在与自然、社会的抗争中顽强、不屈、美好的品质，换句话说，这些特点代表了人类最崇高、卓异、优秀的特征，是“美”这一深刻内涵在“人”的行为中的凝聚与扩散。人们在曹操身上看到了自己一直追求的人性优点，这一优点，就象一轮迷离梦幻般的光环突然之间变成了屹立在自己面前的现实，给人们以无限的慰藉与力量。就这一点来说，《三国志》起到了巨大作用，它使人们相信，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人们都可以依靠自身的聪明才智战胜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各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
陈寿对曹操智慧与才能的肯定，实现了对曹操英雄形象的塑造。《三国志》中，曹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作者除了利用重大事件展示其卓越的才能外，还用相当数量的篇幅刻画其细微举动，通过曹操一句话，一件事来达到肯定、颂场的艺术效果。陈寿在为曹操作传之始即说：“太祖如此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曹操青少年时期的准确概括。尤其是“世人未之奇也”，也是未来曹操性格复杂的预兆，从侧面为下文叱咤风云、权倾朝野作好了充分的铺垫。接着在平定黄巾起义后，曹操任济南相，作者描写了他将原来“长吏多阿附贵戚，脏污狼藉”的混乱局面一变而为“郡界肃然”的政绩，裴注引《魏书》亦评道：“政教大行，一郡清平。”“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另外，冀州刺史王芬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候，以告太祖，”但因“太祖拒之，芬等遂败”。这两年事，足以说明，世人对曹操“未之奇也”只是暂时的。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讨伐董卓时，曹操初步显示出了其果敢、骁勇的性格，面对强大的敌人，尽管各路诸侯按兵不动，曹操仍孤军奋战，以至于人马俱伤，狼狈逃去。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回到诸军阵前，仍然不却锋芒，一面责让众军，一面出谋划策，试图说服诸侯军，力杀董卓。曹操的这种不屈不挠的性格表现，一直贯穿于他一生当中，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和坚定的信念，才使他最终成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世人未之奇也”成为“世之奇人”。
显然，曹操自身的才能、气魄、力量、精神、气质等等是形成曹操英雄形象的基本美学内涵，它们构成了曹操形象的基础，成为曹操英雄形象之所以感人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