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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友列出的“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他排名第三。他不是资产最多的房地产商，却绝对是招来骂声最多的。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他却忙着不停发表高论———尽管板砖横飞，他依然照说不误。他说，“真理不辩不明。”有人称他为房地产界的“总理”，有人说他是“鸡肋”，还有人叫他“任大炮”，他都一一笑纳。
这是今年3月9日，《南方周末》一篇报道的开场白，原题目是《“地产总理”任志强》，以“总理”称之，可见任志强的影响非同小可，而在“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排名第三，任志强先生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任志强先生“不盖房论”问世之前，这说明其“个人权威”早就已经树立起来。而任志强先生在致建设部说明函中，却只提“不盖房论”，避而不谈过去的系列理论。“以进为退”的障眼手法，任先生运用得不能说不老到。
盖房子的人多如牛毛，开发商也不计其数，民众何以想打任先生？答案我们虽无从知晓，但对任先生诸如“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禁止炒房就是违宪”这样的著名观点却并不陌生。任志强先生的许多惊世名言，不少媒体和网站专栏做了专栏，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从只替富人建房到穷人区、富人区，任志强先生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这个体系不仅忽略了民众的感受———公众的口诛笔伐是最直接的反映，也屡屡与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相冲突。任志强先生对中央出台的相关政策的排斥心理，人们有目共睹。房地产市场调控，就是要挤压房地产业由来已久的暴利，就是要打击炒房等恶意投机行为，促使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扯出禁止炒房违宪的大旗，任先生似乎在试图以一己之力吓阻政策的推行。尽管是徒劳的，但任志强先生敢这样做，也说明“地产总理”的称呼来之不虚。
中央调控政策乃是顺应民意而出，任志强先生与民意的对撞、与政策的对撞，显现出房地产既得利益者捍卫个人私利时的急躁不安。由任志强先生过去系列惊人之语不难看出，其“不盖房论”不过是这种对抗情绪的一种自然的惯性延续。尽管民众一片愤怒，任先生依然谈笑风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如此漠视民意、蔑视政策的商人，从古至今恐怕也鲜有能出其右者。
所幸的是，任志强先生屡屡刺激民意的做法，终于招致建设部领导的关注。这成为任志强先生一个难得的深刻反省自我的好机会。遗憾的是，任志强先生却突然将问题指向了报道他观点的媒体，失口否认的自己的说法。这显然忽略了公众的记忆力。
任志强先生需要反省的，不应是媒体应该怎么报道，更应该是反省自己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一个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只要管好自己的嘴巴，没有哪个媒体敢无中生有。尤其是任志强先生的理论，鲜明而尖锐且自成体系，公众对其理论套路早已耳熟能详，是不是任志强先生说的话，人们一眼都能看出来，谁想编还真编不出来。
任志强的“不盖房论”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建设部领导做了批示，任志强迅速发表《致建设部说明函》，辩称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和歪曲事实”以推卸责任，并称“自国六条政策与九部委细则出台之后，我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的都是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自觉地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由于口无遮拦，敢想敢说，任志强先生的许多经典语录被人引用，尽管多用于反面论据，但其影响力之大却是公认的。日前，任志强先生一封致建设部说明函突然横空问世。人们这才知道，地产界著名“理论家”任志强先生的一些名言，引起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任志强先生信中对自己的辩解，与之惯有风格大相径庭。“自国六条政策与九部委细则出台之后，我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的都是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自觉地按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与中央的精神保持一致，积极支持宏观调控的政策。”估计不少人看了会忍不住笑，姑且把这看作任志强先生的幽默吧。
每次调控政策的出台，任志强先生总能用他独有的慧眼，指点出政策的一系列问题，其不满情绪时常见诸于报端。比如，中央曾出台政策打击、遏制炒房行为。任志强先生马上站出来指出：“买卖有理、炒房无罪，禁止炒房就是违宪。”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炒房”就是房产的买进和卖出，商品房是商品，商品就是用来买和卖的，禁止“炒房”就是禁止商品的买卖，这是一种违背宪法的行为。法律既然允许买进卖出，那么就应该“炒”。
任志强先生试图以看似系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中央遏制炒房的政策师出无名。这难道就是任先生所说的“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的都是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吗？
在引起高层领导重视后，任志强先生对自己的问题避而不谈，将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媒体。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转型”，表现了一个商人的机智和敏捷，然而，一个有公众影响力的商人，他的机智和敏捷并不应仅仅表现在对“风险”的规避和责任的推卸方面，更应该表现在对社会义务和责任的主动承担上，而任志强先生所言“我最不愿捐钱给穷人”、“禁止炒房就是违宪”，显出的分明是一个企业家对社会责任的逃避乃至憎恶。
近年来，由于房价飞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住房，而导致房价上涨的诸如开发商囤积居奇等非正常因素，更是引起公众的不满。中央出台调控政策，正是为了化解风险，稳定房价。而任志强先生对穷人权益的蔑视和“暴利有理”之说，恰与公众的意愿和中央调控政策的出发点背道而驰，不仅令穷人心寒，恐怕也令决策者心悸。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一再强化贫富阶层的对立，刺激公众敏感的神经，考虑过由此可能导致的后果吗？
值得强调的是，任志强先生的许多观点都是在公开场合所讲，其影响也更大。企业家不是生活在完全由富人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处在一个追求社会和谐的时代，这需要每个人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法学家江平说：“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是，在重视保护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和社会利益相冲突。也就是说，当社会公共利益有需要的时候，个人利益必须让路……企业家一样要承担社会责任。”
事实上，在世界发达国家，一个捐赠社会较少的企业家都会被人们所耻笑，有谁敢公开宣称自己“最不愿捐钱给穷人”？谁敢宣称自己“不应该考虑穷人”？
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开始坦坦荡荡的承担社会责任，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才能成为一个受尊重的群体。这也是许多人对任志强们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