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俄罗斯女人，人们总是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一袭黑衣，高雅端庄；也许想起那些美丽的跳芭蕾舞的女演员；在世界杯上一展风采的体操名将……勿庸置疑，俄罗斯是公认的“美女之邦”。
但就像月亮有其光明也有其阴暗一样，“美甲天下”的俄罗斯女人，也不都是作家笔下优美的安娜，靠一技之长谋生的奋斗者。
在已连续多年的经济不景气的窘境中，有一部分不甘于贫困的俄罗斯女人涌出国门，到欧洲、日本、韩国去“打工”。也有相当一部分俄罗斯女人来到北京，在娱乐场所、宾馆饭店里“淘金”。
前不久，笔者便遇到这样一桩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北京某杂志社编辑刘女士出差了，十几天后回到家里时，发现家里竟住进了三名来历不明的“俄姐”。不仅在她家里吃住，每天还向她的丈夫讨零花钱。刘女士苦恼异常。
俄罗斯小姐闯上门来
刘女士的丈夫是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为做生意便利，夫妻俩租住在朝阳区一家三星级公寓里。白天做办公室，晚上关起门来就是家。
两人的生活一直十分平静。据刘女士说，那家公寓本是个十分清静的地方，只是从去年夏天起，与几家“旅游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随后便有众多的俄罗斯女人涌进这家公寓。
俄罗斯女人多则十几人，少则三四人同居一室，在各个楼层随意走动，用简单的中文或英文与公寓内外的男士联络，使得原本住在此公寓楼中的几位中国女主妇颇为反感。刘女士本想搬家，但担心搬走后，丈夫生意受损失，才强撑着住在那里。
不久前，刘女士所在的杂志社让她出差，等她回到家时，发现卧室里住进三位素不相识的俄罗斯女人，刘女士大怒，与丈夫大吵一架，满以为“战斗”进行得那么激烈，俄姐会落荒而逃，不料三名俄姐竟将卧室门关上，不理不睬。
笔者赶到刘女士家，三位俄姐上街了。从下午直等到天黑，三人才回来。这是三个非常年轻的俄罗斯小姐，年龄最大的不过二十三四岁，一进刘女士家三人就直奔卧室，随手关上卧室房门。笔者敲敲门，走进卧室，问她们可会说英语，其中一位自称“莎莉”的小姐用英文回答了笔者的问题。
问：你们从哪里来啊？
莎莉：从布拉戈维申斯克来。
问：你们来中国做什么？
莎莉：旅游。
问：你们来中国多长时间了？
莎莉：差不多一个月了。
问：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莎莉：我的朋友让我住在这里。
问：你们知道这是刘女士的家吗？她没有让你们住在这儿。
莎莉：可我的朋友让我住在这儿，我的朋友不在，我们没有钱去住旅馆。
问：你们的朋友是谁啊？
莎莉：他是俄罗斯人，刘女士的丈夫是他的朋友。
笔者见到刘女士的丈夫孙先生，他看上去十分疲惫。据孙先生说，这三位俄姐是他的一个俄罗斯客户带来的，只说是三位小姐刚来北京，没有钱住饭店，要在孙先生家里住两天。
然后孙先生的客户便有急事回国了，将三位俄姐留在孙先生家。三位俄姐就不走了，非要在这儿等她们的朋友回来。
俄罗斯小姐找到了“工作”
刘女士与丈夫孙先生为家里来的俄姐闹到了几乎要离婚的程度。一个星期以后两人和好了，原因是三位俄罗斯小姐离开了刘女士的家。在同一幢公寓里另租了房子，她们找到了“工作”。
据1996年1月20日劳动部、外交部、公安部、外经贸部联合颁发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八条要求，外国人在中国就业须持本国职业签证、居留证，入境后，须获取我国省级劳动部门颁发的劳动就业证，方可就业。
笔者很纳闷持旅游签证的俄罗斯小姐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笔者进行了暗访。在暗访中，笔者发现每到夜里，莎莉就和她的两位女伴一起到位于雅宝路附近一家酒吧去“工作”。
那里充满了异国风情，每天夜里在那里“工作”的俄罗斯女人有近百名，有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也有三四十岁的成熟女人。
衣着袒露华丽，在酒吧里公开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男人也包括一些中国男人讨价还价。据说“市场价格”是每夜50美元。该酒吧对那些来此“工作”的俄罗斯女人十分宽容，全靠她们招揽生意。
一天夜里，正在酒吧里工作的俄罗斯女人们突然都走了。笔者在门口问其中一位，为什么这么早就离开？那俄罗斯女人有些紧张地说“警察要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警车停在酒吧门前。
追踪而来的俄罗斯男人
谁能想到来自俄罗斯的“打劫者”竟会跨越国度来到北京，追踪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发了横财的俄罗斯女人。在北京“淘金”的俄罗斯女人对于俄罗斯男人可没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多数俄罗斯女人听说来了陌生的俄罗斯男人，总是避之唯恐不及。
那幢公寓楼里就来了几个俄罗斯男人。据说他们在北京的各饭店公寓里到处寻找俄罗斯女人，一天这伙人也来到莎莉住的公寓，进门就问这里是否住着俄罗斯女人。
幸好公寓管理人员早已从某旅行社导游那里得到嘱咐，没告诉他们这里住着俄罗斯女人，因为很可能是来打劫的。公寓管理人员及时地将那伙面相不善的俄罗斯男人请出门外。
可莎莉和另两位俄罗斯小姐却是不走运的，她们在夜间去“工作”的时候被那伙俄罗斯男人盯上了。那伙男人不仅抢了她们所有的钱还打了她们，骂她们给俄罗斯丢了脸。
到了交房租的时候了，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莎莉又来到刘女士的家，请刘女士的丈夫看在他朋友的面子上，为她买一张飞机票，她们在中国的签证已经到期了，但是没有钱再办新的签证，甚至也没有钱买面包了。“请帮助我，我要回家。”莎莉哭了。
目前，在北京有多少个像莎莉一样来“淘金”的俄罗斯女人，数目尚难统计。正是由于她们生存于我国的有关规定之外，既不受到任何的保护，也不受到任何的约束，她们的“自由”已成为京城的不和谐音符。因此加强对外国人入境和“就业”的管理，净化北京的社会风气，是需要引起全社会关注的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