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镇江对沉落江底千年的疑似《瘗鹤铭》残石进行打捞。很遗憾，残石出水时突破爆裂，使得这一世人瞩目的打捞考古不得不终止。当然，揭开《瘗鹤铭》千古之谜的机会再次遗憾失去。
中国书法，艺术瑰宝。传承载体，或刻于龟甲兽骨，是为汉字之祖的甲骨文；或镌于钟鼎之器，称为钟鼎金文；或见之竹简木牍绢帛之上，有大小篆书；或不朽于碑碣石刻，为后人拓墨法术，隶、楷、行、草不一而足。有趣的是，就有刻在石壁上的文字，也会落于江水，而成千古之谜。镇江焦山的《瘗鹤铭》就属此例。
《瘗鹤铭》内容并不为人所道，乃古人因为家鹤而亡所作吊文。铭文为文人记述，始于中唐时期，晚唐时被雷击崩落江中。如今看到的铭文九十余字，分别为北宋淳熙年间一石和康熙52年五石连缀而成。铭文似隶又楷，笔势中隐含汉字从隶到楷的发展历程。自宋代以来，历代书家对《瘗鹤铭》评价甚高，黄庭坚、米芾都曾临过铭文，黄庭坚称铭文“大字无过《瘗鹤铭》。”称其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则推崇其“笔法之妙，书家冠冕”。“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他独特风格的书体“六分半书”，也受到了《瘗鹤铭》的影响。清人蒋士铨有诗云：“未识顽仙郑板桥，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瘗鹤兼山谷，别辟临池路一条。”康有为赞曰：“大字之妙莫过于《瘗鹤铭》。因其魄力雄伟，如龙奔江海，虎震山岳”。
其艺术价值，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而且历代书家也都有定论。让后人疑惑万分的，乃是其成书年代和作者。千年以来，文人雅士对此颇有争论，越是众说纷纭，其文化之谜萦绕的艺术魅力愈发超越时空界限，给人无限遐思。
《瘗鹤铭》的成书时代，有东晋说、南朝说和隋唐说；至于作者，说法更多。有人认为是东晋王羲之，一是因为其妻是镇江人，二是由于王羲之一生特别喜欢饲养仙鹤，设有“鹅池”，据说他喜欢从鹤的身姿中汲取灵感，并用于书法艺术。持此观点的有唐人孙处元，宋代黄庭坚、苏舜钦等，这些也都是书法文章大家。更多人认为铭文出自南朝梁人陶景弘，宋代李石在《续博物志》中就持这种观点，现代人也多认同这种观点。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陶景弘曾自号华阳，二是陶氏本人也是书法大家，精于隶、楷。值得一提的是，在古代，文人雅士惯常养鹤，而以魏晋南北朝时南人最盛，所以并不排除陶景弘也是一位养鹤雅士。此外，被传为作者的还包括了隋代的文人雅士和唐朝的王瓒、颜真卿、顾况、皮日休等。
最有趣的是，扬州学者卞孝萱先生曾写过一篇《〈瘗鹤铭〉之谜》的文章，他从“鹤与文学”、“碑版署名”、“干支纪年”、“文章内容”、“书法风格”等五个方面对《瘗鹤铭》进行考证，认为铭文时代应该在唐代古文运动取得胜利之后。他认为，铭文作者应该是几个普通的修道人，没有留下真实姓名。值得一提的是，卞孝萱先生的考证也确实为揭开铭文之谜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就是铭文中出现的江阴、丹阳两个地名。江阴之名，始见于南朝.梁绍泰元年(555年)；但是丹阳之名却是在唐代天宝之后。据此，他在《从地名学再论〈瘗鹤铭〉的写作年代》中认定铭文年代应为唐干符元年。
客观地说，正是由于《瘗鹤铭》的各种争议，才使其艺术魅力大增。由于中国书法传承的特殊性，要想解开内中的文化口令也不是那么容易。众所周知，中国书法字体，汉代之前并无争议。但至汉朝，虽以隶书为准，但已见楷书雏形。据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魏晋南北朝时，北朝字体以汉隶为主，发展为魏碑；而东晋南朝，行楷已是流行。有唐一代，楷书发展到顶峰极致，颜真卿和柳公权是为代表，号称“颜筋柳骨”。就此而论，《瘗鹤铭》字体处于有隶到楷的转型期，笔者以为作者应属南朝。
不管《瘗鹤铭》的文化口令多么难解，其“大字之祖”的艺术地位是笃定的。这就已经足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