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年前的兴平县王堡谈氏家族，和中国广大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虽贫俭但过得实在。谈家有一个小子，终于耐不住寂寞，不惜背祖弃家地投靠一个刘姓宦官，改名换姓，阉势入宫，加入到宦官的行列中。这人就是后来权倾一时的权阉刘瑾。
刘瑾入宫后几经沉浮，终于得到服侍太子朱厚照的美差。这个朱太子爱玩，刘瑾也会玩，会玩的千方百计取悦爱玩的，走红也在自然之中。1506年，朱厚照继承皇位，是为武宗，年号正德。爱玩的太子当了皇帝玩得更是没有遮拦，这就为会玩的内侍太监提供了机会，架鹰牵犬，青楼市井，无处不去，无物不玩。皇帝玩得开心，一高兴就赏封刘瑾为内宫监，掌管着京城的几十万军队。有了权就好说，刘瑾与武宗周围亲近的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高凤等人结伙成帮，谓之“八虎”，在宫内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朝廷中正直的大臣要弹劾“八虎”，谁知刘瑾得到风声，八人围跪在武宗面前，扯住皇帝的龙袍哭诉“冤枉”，诬陷朝臣居心叵测。这个武宗本身就弱智，听刘瑾诸阉一哭，龙颜震怒，立封刘瑾为司礼监太监，委派马永成、谷大用掌管东、西厂，立马逮捕上书弹劾的大学士。
刘瑾所任的司礼监居明代宫中官二十四衙门之首，专门管理内外奏章，照阁票“批硃”，并负责监督皇城内的礼仪、刑法、门禁诸项事务。刘瑾长期在武宗身边，很会揣摸皇帝爱玩的心理，每到武宗在宫内玩得兴起时，刘瑾及时把大摞的奏章文件呈上，请示裁决。玩兴正浓的皇帝自然不愿丢下游戏去处理枯燥的公文，极不耐烦地说：“滚滚滚！这点儿琐事还用烦朕，养你何用？”几次下来，处理公文奏章的事，再也不会麻烦皇帝了，全让刘公公一人代劳了。按照明朝朝廷事务处理，呈送皇帝的专折奏事，都用红贴子，故称为“红本”。皇帝披阅后再送往有关部门，称为“白本”。这样，刘瑾就直接处理“红本”，“口衔天宪”，成了武宗皇帝的代笔人和代言人，实际上掌握了朝政。
刘瑾任用亲信太监官掌东、西厂，又亲自掌管增设的内行厂，这三厂独立于都察院、刑部、大理寺之外，专掌“诏狱”，刺探官民“谋递妖言、大奸大恶”之类的事件，在朝野实行特务恐怖统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否则，酷刑侍候。这样的特务恐怖统治，朝野内外无不胆战心惊，朝中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王侯勋贵，绝对不敢与刘公公平起平坐，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求见刘瑾，都要行跪拜大礼，权势一时达到登峰造极之态。故当时京城皆言朝中有两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一些利欲熏心的士大夫，忘记了儒家“修身”的旨义，突破了道德的底限，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像大学士焦芳率先喊出了“千岁千千岁”，被刘瑾提拔担任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干脆就把办公室设在刘府，更加助长了刘瑾专权横行的气焰；张彩亦步亦趋，被刘瑾提拔担任吏部尚书，竟然以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全国各级政府，以领受敕封为由，让大家都要向刘公公“送礼谢恩”，让刘瑾府中的金银珠宝堆积如山。但是，普天之下并非人人皆若焦芳、张彩之流，陕西三边总督杨一清、延绥巡抚刘宇“最为强项”，勇敢地向刘瑾说“不”，坚决不“送谢恩礼”，结果被刘瑾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下狱，多亏良知不灭的大臣力救，幸免一死，但仍被罢官回家。
刘瑾权势如日中天之时，在朝廷做官的陕西乡党恪守道德的底限，绝不与刘瑾为伍。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的状元、翰林院编修康海，多次拒绝刘瑾的拉拢，与李梦阳等七才子一起，敢捋虎须，上书弹劾刘阉奸党；正德年中的状元吕柟在朝中与刘阉势不两立，针锋相对，愤而辞官回到老家高陵。最可贵的是刘瑾老家的乡党，谈氏家族这些朴实的农人，都以家族出了这个不肖子孙为莫大耻辱，无人攀缘刘阉，在刘瑾权势中天时就与其断绝来往，刘瑾遭诛后举族改为“淡”姓，以示对刘瑾的唾弃，当然，其中亦含逃避株连之灾。
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宁夏的明宗室安化王朱寘(钅番)以诛刘瑾为名起兵叛乱，明武宗闻鼙鼓而思良将，重新起用杨一清，恢复他的陕西三边总督职务，带兵讨伐安化王，杨一清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说服当监军的太监张永，策划了具体的除刘方案。平叛功成，张永借回宫汇报战事，千方百计接近武宗，不断进言刘阉有篡逆之心，弱智的武宗还很奇怪，刘瑾所要的我都给了，他还要啥？“他要大明天下。”“那就把天下给他。”“那置陛下何处？”武宗这才明白了，天下是不能给的。经过抄家，在刘府搜出刘瑾私刻的皇帝印玺、龙袍衮带等大逆之物，以及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武宗看到罪证勃然大怒，下旨逮捕刘阉，在菜市公开处以千刀万剮的磔刑，而焦芳、张彩之流自然身败名裂。消息一出，朝野上下无不额手称庆。这个曾经权倾天下的刘瑾，可谓是起于陕西，败于陕西，留下千古恶名。
中华传统文化，是以道德作为衡量人的标准。如果突破了道德的底限，必然遭到历史的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就应知耻知荣，尤其在市场经济中，坚守住中华传统道德的底限。那么，我们所处的社会就能和谐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