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皇帝是至大至尊的。此人自称“朕”，发出的指示曰“制”、曰“诏”。天下臣民每睹尊容，必呼“万岁”。像这样的自大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认错的，即使认了错也是轻描淡写，甚至拿别人做替罪羊。至于说主动纠正错误，那连门儿都没有。
然而，西汉的汉武帝却开了一个“过而能改”的先例。汉武帝生于西汉的所谓“盛世”。汉帝国经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家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而不可食”(《史记﹒平准书》。汉武帝从小就尽情地享受着盛世的红利，大概还在上幼儿园年龄，他就当着自己的小表妹阿娇夸口说：“若得阿娇，当以金屋储之。”听听这口吻，家里如果没有一座金山，小小年纪，哪来这股冲天牛气？
毫无疑问，如果汉武帝能继承他爷爷、老爸的政治遗产，那个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文景之治”的时代肯定会持续下去。但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更高的政治追求，他对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封建统治；对外废除和亲，反击匈奴，一洗中原王朝几代人的耻辱。完全可以说，汉武帝的大动作改变了华夏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可惜的是，他最终没能跳出历史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他推行“推恩令”，任用酷吏，甚至以“腹非”之名定罪，最终把强化统治变成了专制暴虐；他率性用兵，杀人灭国，最终把反击侵略变成了穷兵黩武。他穷奢极欲，大建宫室别馆。他雅好女色，后宫美女数千。他梦想成仙，崇信妖人。他热衷封禅，遍祀诸神……
汉武帝如此地张扬挥霍，不恤民力，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匈奴人袭边的事件时有发生，老百姓揭竿而起的义举此起彼伏，宫廷内部的争斗不断，特别是他亲自逼死了太子刘据以后，令这位步入暮年的老皇帝不能不清醒起来。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当有大臣建议在轮台(新疆轮台)屯兵时，年近七旬的汉武帝立即召集群臣，颁布了被历史学家称之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罪己诏》。
在诏书里，他对平生功业没有用“两分法”，也没有用三七开或四六开，而是“深陈既往之悔”，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执政的失误，赤裸裸地做自我批评，他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他决心改正错误，他说：“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同时，对自己迷信神仙的事也作了深刻反省，他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一病不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执拗地把年仅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立为太子，却残忍地逼令其母亲钩弋夫人自杀，为的是避免重蹈汉初吕后干政的覆辙。接着又任命霍光、金日■、桑弘羊、上官桀等为辅政大臣。不久，一代雄主就在五柞宫去世。新主在五位辅政大臣的辅佐之下，较好地遵循汉武帝的“轮台诏”精神，轻徭薄赋，发展农耕，改进刑狱，整饬吏治，使国家走上了正规，一度危机四伏的西汉政权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局面。
汉武帝到了暮年，尚能放下万乘之尊，认真检讨，坚决悔过，十分难得。宋朝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指出，汉武帝犯的错误和暴虐的秦始皇差不多了，但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宋人王士朋也有《武帝》诗一首，专写武帝晚年的故事，诗中写道：
武帝英雄类始皇，甘心黩武国几亡。
晚年赖有知人术，解把婴儿付霍光。
中国古代，早就有执政者“罪己”的传统，据《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里既记载了君主“罪己”的史实，也把“罪己”和“罪人”的后果说得极为明白。但作为天下的主宰者，君主们是很难做到“罪己”的。所以三代以降，这种事再也没有见诸史传。这样，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式记录在案的敢于“罪己”的皇帝，大概只有汉武帝了。
汉武帝这种面对现实、大胆否定自我的政治决断，不但未影响“秦皇汉武”一代雄主的历史地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封建社会的制度缺失，也为西汉的中兴奠定了基础。但遗憾的是，自此之后，无论是他的继承人，还是其它王朝的统治者，都因为缺乏这种政治勇气，所以，等待他们的结局也只能是“其亡也忽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