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电影研究者白睿文在2002年采访了谢晋，这是老人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国外影评人的专访。
这个采访收录在《光影言语:当代话语导演访谈录》一书中。
这本书曾经出过英文版以及台湾繁体版，大有影响，其中囊括了海峡两岸及港澳台地区华语导演界中最具影响力的20位人物。白睿文还是《活着》、《长恨歌》等书的英译者。
谢晋离世，有悲声痛哭，也有流言飞语。一生过得血性，他该早习惯了争议，死后更不会在乎。
他的影片同样如此，甚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被称为“毒草”。看他谈《舞台姐妹》和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沉浮，没有怨言，有的是思考的痛苦。
采访中的一个细节，很多人对谢晋说，你吃了很多苦，而他说，“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这是他和他的影片贯彻的主题。
您的另外一部经典作品是1964年的《舞台姐妹》。这部电影的命运更为乖舛，将近十年之后才获准上映。当时的审查究竟是哪里出问题？
上海“文革”一爆发，《舞台姐妹》便是被攻击的目标之一。当时我跟越剧界的知名演员袁雪芬一起被公开批斗了很长时间。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批判我、批判我的戏，还有，袁雪芬是电影故事的原型，也被批斗。后来才晓得不是针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总理周恩来，他对我们的电影表示支持，还有夏衍。因为这些，这个戏成了首当其冲被批斗的对象。受到超过十万人的公开批斗，当时不理解原因，直到“文革”结束才知道真相。
“文革”以后我拍的戏都是悲剧，那是我们国家、民族发生的大悲剧。很多外国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当时会遭受迫害？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经过十年动乱，遭受大灾难。所以《舞台姐妹》之后我的电影都是悲剧，包括《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还有稍后的《高山下的花环》以及《芙蓉镇》。
我拍悲剧是因为经过这十年，我们需要得到教训。人民开始思索我们国家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邓小平（1904—1997）意识到重要的是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后来他说其他的问题都是废话，都不要争论，争论半天都是白争论。所以《舞台姐妹》命运的政治背景非常不同于《红色娘子军》。
即使《红色娘子军》也受批判……《红色娘子军》没有受到太多的批判，而《舞台姐妹》被说成是一棵毒草。《红色娘子军》没有。“四人帮”的张春桥（1917—1991）公开说《舞台姐妹》是“宣传阶级调和”，说这戏是毒草，应该被连根拔除。因为这话所以被十万人批斗，上午到几万人的工厂挨批，下午又到几万人的工厂挨批。
如果你理解这几年中国的政治就会很清楚。现在的年轻导演可能不明白，这么好的戏为什么会被批判？而且是被十万人批判？这个我们经历过，经过这几年政治的大风大浪，我们终于明白了，过程中也变得成熟。所以我自己老讲，看到9·11事件之后，发现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可以预见的。据说布什和克林顿对于要不要发动战争也有不同的意见。是什么令美国遭遇这种无法预期的恐怖主义战争？我想9·11之后，美国人也会开始反省恐怖分子为何攻击他们，而不是其他国家。其中必有理由。我希望人们可以冷静下来想想这个问题。
一开始，我对因《舞台姐妹》遭受批斗感到很困惑。后来当我知道真相，也就改变了我之后拍电影的方式。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是整个生活经历改变了我。我父亲是自杀的，母亲后来也自杀，都是因为我的关系。这个时代带给我很多思考。我们这一代人比较成熟，尤其是邓小平，他不想再有政治争论。真正重要的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我们现在还没全部小康，但至少开始转好。这是鲜血得来的教训。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文革”以后的电影都是很黑暗的悲剧，不像“文革”之前都拍生活的光明面。要不是走过这条弯路，你现在不会到上海来。为什么这个国家现在会起来？是经过了很多痛苦还有很多教训，但这时候我们成熟了。我的电影也同样经过了起落。
我拍《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仍然有人想要批评我，但我们已经学到教训。当时可以用高压手段批判《舞台姐妹》是“毒草”，现在不敢说。如果在过去，《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绝不可能出来。时代已经改变了。
您拍摄《舞台姐妹》的时候，没想过会遭受这么大的批评？
根本不会想到，那时谁会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当时并不是我一个人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把这问题看得太小了，整个国家都陷入混乱。
我为什么拍悲剧？不是我想拍，而是生活逼得我非要说话不可。我很多朋友被打成“右派”，吃了很多苦，有些人就走了，我一定要替他们说话。要为这些不能再说话的人发声。所以像《牧马人》、《芙蓉镇》都是在极大的激情之下拍的。如今很多人都在谈歌舞片、数码片，认为那是观众唯一关心的。其实相反，只有对社会生活真诚的感情和切实的反省才能打动观众的心弦。《天云山传奇》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文革”期间我们有很多冤案。几千万人的冤案都平反了，所以这部电影在这个时机出来，获得很大的共鸣及世界的注目。《芙蓉镇》也是，中国的问题不看这部电影你不会了解。《芙蓉镇》到日本上映时，日本人说:“谢导演，原来是这么可怕的灾难，这么小的镇子也发生这么大的悲剧，你们真是苦啊！”经由我的电影，人们更了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是不可能拍出这样的电影的，因为两个国家的历史经验不同，美国人怎么会过这种生活呢？所以必须研究我们国家的历史才能了解我们的电影。
很多美国学者写的文章都不着边际。很多人说谢晋导演你吃了很多苦，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连国家元首刘少奇都死在牛棚，骨灰都几乎找不到了。我们经历如此巨大的悲剧，我们自己把它克服了。
现在第六代导演根本没经历过这些，他们拍出来的电影当然跟我们不一样。有些影评家很糟糕，老拿我们比，但比较是不可能的。美国今天的电影怎么跟卓别林的电影比较？它们完全不同。美国现在不可能拍出跟卓别林一样的电影，因为时代完全不一样。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现在不可能拍出1950年美国最优秀的电影，难道现在的美国电影工业还可以出现另一个卓别林吗？不可能。
每个时代都有它电影的风格，而我们和下一代的电影风格不同，我觉得非常自然。
1970年、“文革”期间，电影导演因为当时激进的政治气氛而无法拍摄电影。然而您不同，在那段时间您作为一个电影人，仍持续您的电影梦──或该说是噩梦？在这样社会动荡、政治高压的年代拍摄电影，是什么样的景况？
“文革”的时候我拍过电影，拍过样板戏。当时虽然还没复职，但是什么都打倒了、都没人了，所以我和其他一些年轻电影导演就被指派拍样板戏。这些戏都是当时政治气氛的产物；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场噩梦。
不光是一场噩梦，我父亲吃安眠药自杀、母亲跳楼自杀，都是我去把他们抱上来的。当时我还关在厂里不许出来。一开始我很自责，后来也想通了，这不是个人的悲剧。那不只是针对着我，即使那些创建我们国家的人也都遭受了迫害。我估计以后会有很多的作品从这场悲剧里出来，会有真正反省“文革”的杰作。这是人性的毁灭，发生在父子之间、朋友之间，这是时代的悲剧，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提到“文革”时总会称它“史无前例”。我们应当记得这个词，“史无前例”，过去历史上没有过。毛主席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国以后一定会出现非常重要的作品。
我想，研究一个国家的电影，尤其是重要的电影，要了解很多那个国家的历史背景。越战结束后有些电影拍得非常好，像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如果不是这场战争，也不会有这些电影创作出来。后来我几部主要的电影也一样，像《天云山传奇》。
华语电影研究者白睿文在2002年采访了谢晋，这是老人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国外影评人的专访。
这个采访收录在《光影言语:当代话语导演访谈录》一书中。
这本书曾经出过英文版以及台湾繁体版，大有影响，其中囊括了海峡两岸及港澳台地区华语导演界中最具影响力的20位人物。白睿文还是《活着》、《长恨歌》等书的英译者。
谢晋离世，有悲声痛哭，也有流言飞语。一生过得血性，他该早习惯了争议，死后更不会在乎。
他的影片同样如此，甚至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被称为“毒草”。看他谈《舞台姐妹》和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沉浮，没有怨言，有的是思考的痛苦。
采访中的一个细节，很多人对谢晋说，你吃了很多苦，而他说，“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这是他和他的影片贯彻的主题。
您的另外一部经典作品是1964年的《舞台姐妹》。这部电影的命运更为乖舛，将近十年之后才获准上映。当时的审查究竟是哪里出问题？
上海“文革”一爆发，《舞台姐妹》便是被攻击的目标之一。当时我跟越剧界的知名演员袁雪芬一起被公开批斗了很长时间。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批判我、批判我的戏，还有，袁雪芬是电影故事的原型，也被批斗。后来才晓得不是针对我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倒总理周恩来，他对我们的电影表示支持，还有夏衍。因为这些，这个戏成了首当其冲被批斗的对象。受到超过十万人的公开批斗，当时不理解原因，直到“文革”结束才知道真相。
“文革”以后我拍的戏都是悲剧，那是我们国家、民族发生的大悲剧。很多外国朋友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当时会遭受迫害？我说不是我，是整个国家经过十年动乱，遭受大灾难。所以《舞台姐妹》之后我的电影都是悲剧，包括《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还有稍后的《高山下的花环》以及《芙蓉镇》。
我拍悲剧是因为经过这十年，我们需要得到教训。人民开始思索我们国家是怎么走上这条道路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邓小平（1904—1997）意识到重要的是发展经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后来他说其他的问题都是废话，都不要争论，争论半天都是白争论。所以《舞台姐妹》命运的政治背景非常不同于《红色娘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