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我在老潼关大市场高级小学任教。大约在12月9日上午11时左右，我去西关火车站闲转，平时很喧闹的这儿，今天却异常肃静。忽然，随着一声汽笛，一列不长的客车由东向车站驶来。这时，东部站台上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不一会另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昂首挺胸地向西走到这高个了军官跟前时，只见高个子举臂伸掌向来人耳际打去，并训斥说：“干什么的！”挨打的军官便灰溜溜地走了。当时我十分诧异，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早饭时候，我正在学生宿舍院内，突然一群人向我走来。为首的一个人细高个儿，窄瘦脸，身披黑斗蓬，足穿黑皮鞋，头带灰色礼帽，手拄文明棍。向我问道：“你们校长呢？”我说：“西关开体育会去了。”这群人便转过身，在学校看了一圈就走了。
这些人走后，学生们和我的几个同事就议论起来，“那是蒋委员长，看，就是那个提文明棍的的。”“呀！真幸运，竟然能见到他。”在蒋介石的随从人员中，我认识的有陕西省主席邵力子、杨虎城部下的第7军军长冯钦哉。原来，他们是到离我们学校一百多米远的北水关楼去步游后，回头顺道来我们学校的。事后得知，在站台上打人的那个高个子军官叫钱大铄，是蒋介石的侍卫长。
13号早上，潼关街道秩序有点紊乱，空气有些紧张，听人们在悄声地议论：“蒋委员长在西安叫杨虎城、张学良扣住了。”当时，我不十分相信，因为前两天我还见到那蒋总裁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相匹敌的大物，他怎么会一会而为阶下囚呢？
吃早饭时街上秩序更加混乱起来。队伍、马炮蜂拥向西。一夜之间，城内地下、房上电线纵横。据传，当时在潼关的军事大员有顾祝同、蒋鼎文等，不下二三十人。“要毁灭陕西呀！”“炸平西安呀”，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形势非常紧张。
15号中午，学校接到县政府通知，要求全体教职员到车站去。县长马潜领着我们，登一辆停在车站的车厢上，然后向我们介绍一位大约五十来岁的人说：“这就是于院长。”啊，他就是监察院的于右任院长呀！民国16年，我在西安上学时曾见过他。那是在东大街打扫卫生的一天，他曾和冯玉祥抬着一大筐垃圾。于院长光头阔面，浓眉长髯，笑容可掬。他招呼我们坐下后说：“他们都是教育界服务的同仁吗？”我们说：“是。”“你们听说西安的消息吗？”“听说过。”“杨虎城胆子大，尽管他居心为国为民，但我恐怕他把烂子闹大了，反而于国不利，尤其于我们陕西不利。不管咋样，你们应当各安其业，不要轻信浮言……”接着他又把中央储存军备的情况，简单介绍给我们，言外之意。无非是在为陕西担忧。随后，他指着旁边的一个身穿围裙裤褂，年龄大约五十左右的高个儿向我们介绍说：“你们潼关北城门横额上，不是有石刻“霸英”两个字吗，这位就是当年辛亥革命咱们陕西带头起义的张伯英。那时象个武小生，真英武！”张伯英也接着风趣地说：“你们陕西这个于胡子，就是有一手善善鼓的本领。”他们这样一说，大家也都不太拘束了。
随后开动列车，于院长带领我们去了华阴玉泉院、胡公祠，并且还和大家摄影留念。最后又捐赠我们学校一千元，作为教学的资助。
于院长是陕西人，又素为杨虎城所尊重，所以南京政府以宣慰使名义派他来陕西。他到潼关后，便给杨虎城打了电报。据知，杨虎城在西安接到于院长的电报后，立即告诉秘书周梵伯说：“你给于先生回个电，请他暂时不要来，我这是革命举动，不是什么反叛，宣慰个什么？当时，张学良在场，杨虎城深意是向他表白自己坚决不贰之心，以免引起张学良的猜疑。于院长停滞潼关前行不得，因而分别召集地方党政、工商、教育各界人士到他的住处，一再表示他墨子救宋的急切心情，并安抚大家，要求各安本职。”
25号中午，街上忽然鞭炮连响，接着三架飞机掠空向东。“蒋委员长回南京了”、“蒋委员长脱难了”……四面八方的欢呼声，震天价响。此后潼关的秩序便一如往常了。至今回忆，当年幸有-党审时度势，化干戈为玉帛。否则，可能出现于右任院长所顾虑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