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陆徵祥首次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培德夫人被袁世凯邀请来协助接待各国使节夫人，她熟谙礼节，深得各国使节和夫人们的好感。袁世凯称她为“女礼官长”。
后来，陆徵祥的父亲因病去世，他从此把培德夫人视作自己唯一的亲人。
外交征途如履薄冰
1906年后，陆徵祥凭着他一口流利的法语和柔顺的性情，又依仗着他那位黄发碧眼的妻子的点拨，来往穿梭于欧洲各国。他曾调任过清廷驻荷兰的公使，先后参加过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当然那都毫无实际意义。所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对于备受欺凌的中国，不啻是个讽刺。
就拿1907年第二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来说，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由当时驻海牙的公使陆徵祥担任。奇怪的是，中国代表团名单上，仅次于陆徵祥的却是一个外国人——前任美国国务卿约翰·汉森·福斯特。这位福斯特不仅对自己的国籍、身份仿佛一无所知，还专横地把他的外孙，他所疼爱的19岁的杜勒斯定位中国代表团的“秘书”。陆徵祥又一次深感洋人权威的厉害。他由于长期在国外，同欧洲的上层社会交往，自然会发现外国同中国比，有许多不同处，比如，外国的君臣在宴会上可以一同喝酒、跳舞，而清朝皇帝即使在国势艰危时，仍念念不忘“龙体尊严”。他不明白原因何在，但类似的这些差别，使他在政治上开始倾向“改良”。
1896年6月，李鸿章以庆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为名，带着儿子神秘地来到莫斯科，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陆徵祥在圣彼得堡例行外交礼仪，对李鸿章莫斯科一行的真正内情毫不了解。他在1912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外交总长后，在外交部的档案中才见到这些密约的全文。
没过几年，日俄关系紧张起来。陆徵祥恰在这时得知父亲病重，他迫于形势无法回国见父亲最后一面。国事、家事缠身，他感到苦闷、伤感，但他还是努力在外交界活动。1906年，陆徵祥任驻荷兰公使时，还专程去俄国谒见尼古拉二世，接受了沙皇赠赐的大授勋章。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外籍夫人的“襄助”。在培德夫人的帮助下，陆徵祥在大小列强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争平衡、求生存。同样，由于夫人的斡旋应酬，他在荷兰同上层人物混得也不错。夫妻俩尽一切可能讲究使馆的排场，并举办各种名目的宴会。在夫人的指点下，陆徵祥在瑞士洛加诺湖畔买下一幢别墅，以培德夫人母亲的名字命名，称之为“盖达别墅”。
这一期间，陆徵祥以公使身份，曾受命与荷兰驻华公使贝拉斯在北京举行谈判，于1911年签订了“荷兰领地殖民地领事条约”。接着，他又被派往俄国任公使。他携夫人重返俄国首都，大整使馆屋舍，精心布置，准备举行一系列宴会，这是他在各种矛盾的缝隙中保存个人体面的惯用手法。一个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小人物因此被各国使节称赞为“懂得外交”的中国“新式外交家”。在中国被各国垂涎虎视的时候，陆徵祥这样的“外交家”无疑是会受到欢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