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陆徵祥踌躇满志，要广交新友联络旧友时，中国国内的辛亥革命发展到南北议和的阶段。陆徵祥在北京结识的朋友梁士诒密电嘱他联合外交使节电促溥仪退位。驻俄参赞王广祈也力主发电。于是陆徵祥联合驻荷兰公使刘镜人于1911年12月31日发电，促清帝溥仪退位。陆徵祥不知道，梁士诒同袁世凯有何等密切的关系，梁的密电实乃袁的意旨。
果然，陆徵祥第二天就收到了袁世凯以内阁总理身份发回的电文，电文表彰陆徵祥“趋重共和”，“拟请留中，毋庸降旨”。陆徵祥受宠若惊，驱帝运动更加积极，过了不到一个月，又发了第二份促电。这份促电得到驻意、日、德、英、奥等国使节们的响应，他们纷纷发电敦促溥仪退位。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王宠惠为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两个月后，清帝溥仪接受礼遇终于退位，袁世凯一举夺得总统宝座。他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组阁，唐任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陆当时还在国外，接电后复文，表示自己精力、才力皆不足以应付时艰，坚辞不就。国内再三来电，声称陆是早已赞成共和之人，不任职于理不合。陆徵祥与夫人商议后，动身启程，回国就职了。
陆徵祥就职后，一切比照法国、比利时的外交机构行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巴黎的外交官制服礼仪为楷模，对他主管的外交部人员的服装款式和脱帽行礼都来了个改革。然后他又搜集了许多资料，打算对外交行政也做一番改革变动。比如对选用人员、经费开支、工作制度等等，他都有过一些规划，应当说，他心里确曾希望前进一步。他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至少在外交事务上“现代化”——欧化一些，但他的尝试仅限于细枝末节，在关键的、重大的问题上，他不仅无法按一般国际惯例行事，反而还得做出妥协让步。就拿外国驻中国的使节来说，他们的使馆集中于东交民巷，一切事务由他们自己管理，遇有利害关系就集会联合商量对策，形成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中国政府无权过问。一个外交总长在他们眼里更算不了什么，陆徵祥是无法按一般外交惯例召见他们的。他只好沿袭辛丑条约的规定，移樽就教，让外交部的秘书走访、联络各外国使节。这一劣习，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的末日。
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派别多如牛毛。自1912至1919年，当权人物如走马灯似的来回调换。先是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令陆徵祥继任总理。哪晓得这位只会开宴会、点菜单的外交总长对此毫无经验，事先连发言稿也未准备就匆匆去出席议会。他一看数百名闹哄哄的议员就吓呆了，既提不出施政方针，又讲不清阁员名单，文不对题、语无伦次地胡说了一气，全场大哗。结果，袁世凯命他提出的那些候选人全遭否决。他狼狈不堪，当即辞职。赵秉钧起而代之当了总理，梁如浩任外交总长，陆徵祥暂时被安置在总统府内当“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