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讨论较多的问题是,印度河文明对雅利安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各种看法大相歧异。总的说来,吠陀经典本身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影响即使有,也无关宏旨。首先,吠陀诗人对达萨及其文明持一种不妥协的敌视态度,在宗教方面明显地不接受任何影响,要不然在这方面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此外,经考古学证实的印度河流域大多数城市的毁灭和人口的减少,必然有效地消除了大多数可以传播这种影响的基地。当然,到了后来,当雅利安文明发展成为印度教文明时,许多非雅利安的影响出现了,但这些影响在吠陀时期并不明显,而且看来与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史前文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
根据《黎俱吠陀》中提到的河流名称,能够确定雅利安人在《黎俱吠陀》时期占据的领土。这些河流首先是印度河及其主要支流,旁遮普的5条河。由此向西,提到了格鲁姆河(krumu)、戈马蒂河(gomati)和库帕河(kubha)(即今日的古勒姆河、戈马尔河和喀布尔河)以及苏伐斯杜河(suvastu)即斯瓦特河,表明雅利安人扩展到了今天的阿富汗境内。向东,萨拉斯瓦蒂河(sarasvati)、德里萨德瓦蒂河(drsadvati)和阎牟那河在雅利安人领土内,恒河是在一首较晚的颂诗中提到的。这片地区的大部分都在印度河文明的范围以内。另一方面,《梨俱吠陀》却不大提到印度河下游地区,在那里,印度河文明也同样繁荣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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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利安人分为很多个独立的部落,正常情况下由王(rajan)统治。这些王在不对达萨或达休作战时,便经常相互征战。然而,基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生活方式,雅利安人高度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整体,并且意识到他们与早期土着居民之间的悬殊差别。那些原有的居民,一部分以首陀罗的资格被吸收人雅别安人社会,一部分则撤退到雅利安人暂时未到达的地区。雅利安人在一片前此人口稠密、高度开化的国土上得以保有他们的特性,并如此完整地保持自己的文化这一事实,说明了他们不是通过一场征服战争,而是在持续时间很长的一次又一次迁徙浪潮中大批而至,足以提供为数众多的居民,转过来又能形成进一步扩张的基础。当时在近东盛行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小股武士实现的征服,结果是只建立起暂时的统治,但他们的人数太少,数代之后便不免被当地土着居民所同化。
在后期吠陀经典描述的时期里,雅利安人占领的地区继续扩大,重心也向东转移。到了《梵书》[brahmanas]时代,雅和安文明的中心地带是俱卢人和潘查拉人的国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北方邦。与此同时,位于旁遮普的西部拓居地则退居次要。进一步向东扩张已在进行,在这个地区中最重要的国家有侨萨罗、迦尸和毗迪诃。雅利安人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进展是沿恒河而下,基本上保持在这条河以北。迁徒的主要路线可能是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丘陵地带前进,首先是避开河流附近森林密布的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典籍提到的部落和王国中,位于恒河以北的最多。恒河以南的则非常少,例如切迪人cedis、萨特万特人(satvants)和维达尔巴(vidarbha)王国,提到它们的次数也很少。这时,雅利安人的周围是各种各样的非雅利安人的部落,《爱达罗氏梵书》中列举了这些部落的名称:安陀罗人(andhras)、奔那人(pundras)、穆蒂巴人(mutibas)、普林陀人(pulindas)和沙巴拉人(sabaras)。从这些资料看来,鸯伽国和摩揭陀国还只是部分地雅利安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