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复杂的市场，金钱、交易、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相互纠结，考验着买卖双方的情感与理智。
2009年3月，广州市白云区计生部门查获了3名代孕妈妈，使一向隐身于网络的代孕妈妈及其背后的中介机构浮出水面。
30年来，试管婴儿、人工授精等辅助生育技术的发展，和高达15%至20%的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个“婴儿市场”的发育。在中国，用互联网搜索就可以找道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在全球，代孕开始从地下状态走向半公开，印度几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代孕妈妈市场，每年产值大约在120亿美元。
这是个奇怪的市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说：在这个市场里，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每个人都在说“制造希望，找到孩子，创建家庭”，却从不用“买”和“卖”的字眼。
这是个复杂的市场，金钱、交易、道德、伦理、法律、医学等一系列问题的相互纠结，考验着买卖双方的情感与理智。我曾经为别人“代孕”了八个孩子
代孕妈妈的非常生活
她们是子宫提供者，更是租赁者。怀胎十月，一朝产子，孩子要不转让他人，要不与她们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她们被称为代孕妈妈，颠覆了我们关于母亲最基本的定义和看法。
年过半百的文姨可以算是中国最年长的“代孕妈妈”，她的龙凤胎宝宝已经快7岁了。
50岁的文姨躺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的产房里，一头花白发，满脸皱纹。即使是高龄产妇不鲜见的妇幼保健院，50岁，也算是个超高龄。
高高隆起的肚子里，一对龙凤双胞胎正窘迫地想出来，这让他们的胎心音听起来明显地变慢。宫内缺氧，随时可能发生窒息，医生决定立刻进行剖腹产手术。
文姨喜欢怀孕的感觉，喜欢小生命在自己的体内一天天长大的微妙，而这个感觉，已经离她20年了。
她的体形、年龄并不适合怀孕：50岁，绝经，瘦弱。但这些并不能阻碍她重新成为一个母亲的愿望。从20岁的儿子意外遭遇车祸死亡的那天起，“母亲”这个角色一直是她心中的痛。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试管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使得文姨成为中国年纪最大的代孕者之一：丈夫的精子加上一名捐献者的卵子，而她要做的是提供子宫，给胚胎做“房子”。
这是2002年的10月9日，一对龙凤胎的啼哭声中，他们的父亲刘叔才匆匆赶到产房外，笑逐颜开。对于龙凤胎来说，怀胎十月一朝分娩的“妈妈”并不是完整生理意义上的“妈妈”，只能算“代孕妈妈”。
如果说文姨是出于母性的爱，那王娟（化名）的选择则完全是出于一笔交易。
2008年7月18日上午9点，已经在深圳一家医院产科住了一周的王娟，阵痛，紧揪着她。
这种痛苦，3年前生女儿时她就体验过。那时，她发过誓，“打死我，这辈子也不生孩子了。”时隔3年，这位27岁的离异单身母亲，食言了。
产房外，还有王雨（化名）和他的妻子康丽（化名）。这对深圳夫妇看上去比产妇王娟更紧张。王娟阵痛呻吟时，康丽的惊叫声甚至引来了医生。“生了吗？”她的这句话问了不下十几遍，问丈夫，同时也是问自己。毕竟，她才是王娟肚子里孩子的母亲，卵子的提供者。
30多岁的康丽，习惯性流产，怀孕四次都保不住孩子。对于王雨和康丽来说，这笔交易的好处显而易见：7月18日，王娟只花了40分钟，给他们产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而王娟又得到了什么呢？当然，她得到了报酬：10万元人民币的酬金。在中国，代孕妈妈通常能得到4-15万元的报酬，而她们一直生活在“阁楼”里。
代孕妈妈的动机
什么样的女性愿意怀胎十月、一朝分娩后就将孩子拱手让人？对于代孕妈妈，世间有着繁杂的看法：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在玩弄生命的奇迹；而极左的女权主义者则将代孕母亲比作妓女，认为她们是在出租自己的身体。
过去的30年，美国有2.3万个孩子诞生于代孕妈妈的肚子。而在中国，根据广州计生部门统计数据，如果按照代孕网提供的1377例的平均数来算，中国代孕妈妈生的孩子也约有2.5万个之多。但即使如此，这个数据依旧满足不了高达15%以上的不孕不育率。
随着代孕做法得到更广泛的接受，加上高达80%以上的代孕成功率，更多的女性选择成为代孕母亲，虽然这在中国法律中得不到承认。8名接受过媒体采访的代孕妈妈，来自全国各地，她们有的正在扮演代孕妈妈的角色，有的曾经扮演这样的角色。她们的感受不尽相同，有的极为愉快，有的因能为他人孕育新生命而感到自豪，有的则为与孩子分离伤心难过。
在各不相同的感受后面，她们的动机则基本相似：她们都是“缺钱的女人”。
2009年3月，广州白云区京溪街计生部门发现辖区内的三名代孕妇女，该街道居委会一名工作人员证实，这三名女性均穿着朴素，“都说自己家里比较困难”。
王娟是江苏盐城人。2003年，22岁的她就结婚了，丈夫在私人公司做管理，收入不算低。第二年，女儿出生，在商场当营业员的王娟，就没再上班在家带女儿。2006年，丈夫感情出轨，离婚之后的王娟断了经济来源。她必须工作，对于只有高中学历的她来说，“代孕妈妈”成了最快速的赚大钱渠道。
2007年，王娟在一个代孕网的站长牵线搭桥下，接到了第一笔业务。第一次见面，她对王雨夫妇印象不错，双方都很满意。第二天，王娟在王雨夫妇陪同下，做了一次体检，确定身体健康，适合怀孕。即使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王娟的内心还是有些许斗争，“怀孕能救自己，也能帮上这对夫妻”，最后，她还是决定，做一回代孕妈妈。
在广州一家代孕网站上，在线客服开出了代孕妈妈的条件：初中以上学历，身高157厘米以上，20—35周岁左右，身体健康，除了身高、容貌、学历、家庭背景，连有无流产史、髋骨尺寸这样细微的标准都列入考量。尽管有自称全国最大代孕妈妈中介机构负责人对媒体称，中心大多“志愿者（代孕妈妈）”是未婚。但在接受采访的代孕妈妈中，不少人坦承自己是离婚的单亲妈妈。而那些从没生育过或者未婚的代孕妈妈，则又有着各种复杂心情。正在怀孕的代孕妈妈、25岁的济南姑娘李琦一直担心自己不能顺产，因为她怕将来无法和未来丈夫交待手术后的疤痕。
在记者面前，陈梅一再强调自己“不完全是为了钱”。对她来说，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感觉，是代孕妈妈体验到的最高奖赏。离婚后的陈梅，没有收入，丈夫无法支付赡养费，她接受了这个几乎是“最快”挣钱的方法。虽然报酬增加了5万，但她用了一年的时间“工作”，平均下来，每小时也只有13块钱的收入。
孩子被抱走时，陈梅非常冷静，她用了个比喻来形容整个过程：“代孕跟通过出卖劳动力或脑力赚钱没什么区别，只是用子宫为那些不孕的家庭生育孩子，就像把别人家的麦子种到我田里一样，只要有明确的协议，取得了一定报酬后，他们当然有权收回麦子。”
这些“麦田守望者”选择租出自己的子宫，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对于她们来说，不菲的报酬有着不同用途：有的是为了还债，一场大病，大学四年，一次意外，足以让一个普通工薪家庭和农民家庭债台高筑，代孕的收入可以让她们还清或者减轻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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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知的世界
王娟说，怀着别人的孩子，感觉比怀自己的孩子还要责任重大。
为了方便随时了解胎儿情况，王雨夫妇强烈要求王娟跟他们一起到深圳做代孕手术，并为她找了一个有电梯的住宅小区安顿。经过两个月的身体调理，2008年10月，王娟做了试管婴儿代孕手术。半个月后，她被确定成功“代孕”。
“怀孕和自己怀孕一样，会有反应。”怀孕头两个月，王娟吐得特别厉害。王雨夫妇专门请了一个保姆照顾她。一日三餐，只要王娟提出要求，保姆都会尽力做到。她爱吃鸭和鱼，王雨夫妇经常亲自买给她吃。每个月，王雨夫妇都会安排她去体检，通常情况下，他们会亲自开车陪同。
王娟平时并不喜欢看书，也很少听音乐，但当她对着那对夫妇送来的书和CD时，立刻明白了他们的用意，虽然不能亲自孕育孩子，他们也希望孩子能得到良好的胎教。为了成全这对用心良苦的父母，王娟也会翻书、听听碟，当然，那也是为了让自己打发时间，那些寂寞的日子。
按照协议，王娟需要遵守一系列规定：每天只允许看一小时的电视，每周享受三次以上外出散步自由，但须按指定路线并且要有他们安排的保姆陪同；代孕方服务期间有与家人通电话的权利，但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同意的任何人见面；怀孕期间，代孕方不可以有喝酒、吸烟等不良习惯等等。
其实，王娟也担心这份协议在法律上究竟有无效力，万一那对夫妇中途突然变卦，自己这个“代孕妈妈”怎么办？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生下来自己带又不是自己“亲生”的，如果不生就要经历身体上的伤害。思量再三，王娟要求对方帮自己买保险，于是协议签订当天，5000元钱划到了王娟的卡上。
10月怀胎，孩子没出生前，她就与王雨夫妇沟通，建议他们该给孩子准备哪些必需物品。她看到漂亮的小衣服，也会给肚子里的孩子买。她以一个母亲的心态，等待这个孩子。
情感的割舍
对于代孕母亲来说，放弃刚刚出生的婴儿并非易事。即使知道自己只是租出了“子宫”，有的代孕妈妈也很难割舍孕育孩子的感情。
孩子出生后，王娟不得不提醒自己，“我不是妈妈”。因为她清楚，有一天，她肯定要离开的。
在给孩子喂了一个月的母乳后，王娟到了11万元报酬，这笔钱，包括10万元代孕，还有王雨夫妇给的1万元“红包”。
拿到11万元，王娟哭了，“他们抱走孩子时，我很失落，虽然知道这不是自己的孩子，但总是有点感情了。20年后，我想知道他长多高，长得啥模样。我是他的妈妈吗？他会承认我这个妈妈吗？”
但是，这是徒劳的心愿和艰深的伦理问题。根据多达28页的协议，代孕结束之后，双方不再联系。在协议的最后一条，写着：“双方永远不得打探对方真实身份。”王雨夫妇始终没有将家庭地址留给她，也没有告知自己的身份。
有不少不孕不育的夫妇找上代孕中介，确实是为了最基本的繁衍后代的愿望。但也有趋势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于保护工作前景、害怕体形走样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
宁丽（化名）的丈夫是私企老板，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响身材。她不愿意因为怀孕影响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况她还有升迁的机会。
另外一种情况则出现在已经有一个孩子的新富阶层家庭。据北京某代孕网站负责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阶层的家庭由于还想要一个孩子，但又惮于国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
超级代孕妈妈的幸福
相对那些以交易为目的的代孕妈妈，文姨的情感归属更自然、平和。王娟只和男孩相处了一个月，而文姨和孩子们相处了6年半。她不再骑三轮车去运煤，而把全部时间都拿来给两个孩子。
现年57岁的文姨从不认为家里这对6岁半的龙凤胎不算“自己的孩子”。
7年前的9月，广州还是酷热的夏天，临产前的她挺着滚圆的肚子赤脚站在家里的瓷砖地上，就坚定地回答记者：精子是老公的，血是我的！在选择卵子时，她选了血型与自己一样的捐卵者，因为可以和孩子们的血型一样，让她更觉得孩子们是老公的血脉，也是自己的。
不过，和因意外丧生的大儿子相比，这对龙凤胎在外貌上并不像“妈妈”。外人看到茵茵和亮亮姐弟俩，最常用的品头论足的话就是：“仔仔长得真像爸爸！”文姨的丈夫刘叔心底里总有些遗憾，在他眼里，自己的样子就普普通通，文姨年轻时就很靓，“样子鬼鬼地（长相像外国人）”，孩子像她才漂亮。事实上，10年前离世的大儿子，长得就很像文姨。
又到清明节，文姨的大儿子去世10周年了。一家四口都会像往常一样坐车去南海观音庙，那里寄存着刘叔父母和大儿子的骨灰。
在茵茵和亮亮的概念里，爸爸妈妈不意味着年轻力壮，而是满脸皱纹、头发灰白。性格开朗的亮亮有时玩着玩着，会抬脸笑着跟“妈妈”说：“阿妈好老哦！”文姨一脸无奈地笑笑：“是啊，阿妈是老点的了。”
这名失去儿子、想再为老公生个儿子的执着的高龄妈妈，为了怀孕倾尽积蓄，家境并不宽裕的她怀孕6个月时还骑着三轮车为人送煤，但是像高龄孕妇容易出现的早产等并发症她一样没有，这在经验丰富的医生看来，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
与许多要躲起来的代孕妈妈不同，文姨的这次怀孕行为，一切都在合法、合理、合情的程序里。
为了获得做试管婴儿的机会，她在居委会办到了准生证，她跑了市内几家著名的医院，医生一听她的年纪就摇头了，反而是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和美国合作的集爱中心终于点了头，一般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是30%，50岁的文姨是一次100%成功。
两个孩子的花销，让这个清贫的家庭常常捉襟见肘。街坊邻居隔三岔五有送奶粉的，送衣服的，还有送玩具的，这些帮助都让老两口心存感激。虽然住在广州市中心，文姨家的阳台每到煮饭时间就飘烟，她家是广州不多见的烧柴做饭的人家。现在，最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至于该怎么告诉孩子们他们的来历，文姨的丈夫刘叔总是说：“等他们长大了，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那么多少岁代表长大了？什么时间才是合适的机会？刘叔似乎还是喜欢含糊的词语表达，那样也许让夫妻俩更没有压力，即使他清楚地知道，等孩子们上高一时，自己也已经71岁了。
潜伏地下的婴儿制造线
流水线般的胚胎制造，饱受诟病的“子宫租赁”，这个产业的一切都源于一个原始的欲望：我们要一个孩子。——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但获得婴儿的渴望总能压倒恐惧占据上风。
被称为“中国试管婴儿之母”的张丽珠，在1996年完成了首例代孕试管婴儿生产，那时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项医学技术革新，没有商业因素掺杂其中。
美国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剧照，影片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
特37岁，事业有成，却依然单身。当有一天她发现会议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着奶嘴撒娇的宝宝时，她明白，自己想要一个孩子了。不幸的是，医生告诉她：她受孕的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凯特最终通过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女人替她怀孕，为此凯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这是去年好莱坞片子《代孕妈妈》里的情节，电影中戏剧化的一幕正在中国悄然上演。代孕，这个词正从“婴儿交易”、“肉体买卖”等臭名昭著的名称中解脱出来，出现在电视节目、报纸新闻中，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搜索数据，表明上百家代孕中介网站的存在。他们大部分有ICP备案，但服务器时常遭到查封；他们称自己为“爱心志愿者”，同时却收取着高额的代孕费；他们一方面辩解他们自己不违法，但选择隐身于网络后面，为自己颇具争议的身份苦苦挣扎。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之间，代孕中介尚处于灰色地带。
今年3月，广州市白云区计生工作人员在一次对育龄群众的上门访视中，发现了3名传闻中的代孕妈妈，最终怀胎6月的她们被计生人员送到医院实施人工流产。4月，济南逆市火爆的代孕市场也遭到媒体曝光。事件经报道后，反响热烈。有人怒骂“代孕意味着道德的流产”，有人呼吁“伦理最终要从人类的幸福出发”。
在这场迟来的代孕商业化争论的背后，一条看不见的产业链已经在现实中悄然形成。
一切都处于半地下状态
林青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姑娘，一袭黑衣十分时尚，她的脚步和这个城市的女孩一样轻快。走在北京街头，她的注意力会流连在橱窗里漂亮的衣服和鞋子上，身边经过的婴儿车里可爱的孩子，更吸引她欢欣爱怜的目光。
穿过人群，转进一条小道，走进一座公寓11层的一个房间，林青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代孕中介”——给客户介绍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代理怀孕，从中收取中介费。
除了家人和男友，林青很少跟别人提起自己的职业，因为“一般的中国人理解不了”。
办公室正对着电梯过道，通过猫眼可以随时查看外面。房间里面十分简单，不到100平米，办公桌上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几盆花，这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家。这样的装饰，是林青刻意为之，她并不想让房东知道她租下这个房子的用途。
4月3日的傍晚，林青坐在她的办公椅上，看上去有点疲惫。她刚刚从一起代孕纠纷的焦头烂额中解脱出来。
一个客户为代孕妈妈租好了怀孕期间居住的房子，出于信任把租房合同也放在代孕妈妈那儿，第二天代孕妈妈就退掉了房子，并带走一个月的押金。林青在电话里好劝歹劝，最终让那位代孕妈妈退还了钱。“我们不是正式的商业机构，其实她要是不还，我们也毫无办法。”林青说。
有时候麻烦也来源于客户这边。曾经有一个代孕妈妈打电话来求救，原因是客户提出要和代孕妈妈发生性关系，被拒绝后将她锁在家中，最后林青不得不恳求客户把人放出来。
从与记者的对话一开始，林青就反复强调，代孕中介这个行当并不违法，因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卫生部两个行政法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都规定：禁止代孕和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但两部法规只是针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并没有法律约束力，也无法规范代孕市场。
但她承认：“这是一个没有正式规则的行业，有的机构做得干净，有的机构黑一些，一次交易能不能顺利做成，全凭中介、客户和代孕妈妈三方的良心。”
这个行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伦理和政策的重压，一切操作都处于半地下状态。吕进峰，一个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中介，他2004年开始在网上从事代孕中介业务，5年间，他的代孕网站遭到十几次的查封，“代孕”之路也曲折辗转：苏州创办，迁居武汉，辗转北京，现在“定居”广州。
在没有法律和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情况下，暴力成为一些代孕中介维持秩序的解决方案。“这一行有时候可以用‘险恶’来形容。”林青说，一些中介为了防止代孕妈妈拿了钱外逃，采取扣押代孕妈妈的学历证、身份证的方法；还有一些代孕妈妈，由于不“听话”而遭到殴打。一位一年前有过代孕行为的山东代孕妈妈在电话采访中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之前她因为不堪忍受某家中介的殴打，最后跑去投靠另一家中介。在林青看来一些中介公司已经多少带有“黑社会性质”。
这样的感受也来源于她的亲身经历。她所在的代孕机构在全国排得上号，两年前刚刚来北京开设分站。她刚到北京就收到了同行寄来的砍刀，威胁她不要到这个地盘上“插上一脚”。大半年里，林青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她和同事在北京城里四处流动办公，避免同行找上门来。
同行这样做有足够的理由和充分的动力——以吕进峰的代孕网为例，每个月做30例代孕，每例收2万元中介费计算，每个月净收益就有60万，而一个分站的人手只需要3-5人。
“这个行业混乱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林青觉得一些不道德的同行正在把水搅浑。“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可以合法化，像所有正常的商业机构一样有法律保障，有行业准则，不依法办事的机构都应该淘汰出局。”
婴儿制造流水线
林青是为数不多的愿意接受采访的代孕中介之一。政策是代孕中介最敏感的风向标，3月广州白云区查处代孕妈妈的事件足以让他们集体噤声。
即使远在2000公里之外的北京，这一事件还是在代孕中介机构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为防止计生部门和“不良媒体”的骚扰和暗访，很多中介在电话里对找上门来的客户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必须先交1000-3000元不等的保证金才可能进行实际接触。
“中国宝贝代孕网”的负责人李静在电话中说出了中介的不平：“怀上孩子不容易，把人家的孩子做掉了，之前所有人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据广州媒体报道，自从那三名“代孕妈妈”被送到医院后，医院方面先后7次接到恐吓电话，声称代孕妈妈腹中的孩子个个价值百万。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夸张，记者了解到的多例代孕，委托方总费用在20万元到40万元不等。中介提供的代孕服务，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夫妻胚胎移植，也就是“试管婴儿”，精子、卵子均来自夫妻双方，借用代孕妈妈的子宫，也称为“完全代孕”；另一种是人工授精，精子来自丈夫，卵子由代孕妈妈提供，由代孕妈妈怀孕生育。基本上，夫妻胚胎移植费用要高出人工授精5-10万元左右。
以夫妻胚胎移植为例，一个代孕婴儿从受精卵到胚胎，历经大约10个月最终出生，中间费尽周折。从胚胎体外培养开始，他们就被人为筛选和控制。同任何制造业生产一样，一切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不同的只是把商品换成婴儿，周期是10个月。
生产的第一步是挑选“婴儿生产者”。在向中介支付一笔不菲的押金之后，漫长的面试过程开始。中介按照客户提出的要求在资料库中挑选代孕妈妈，学历、姿色和身高等要素都会经过慎重考察。这是一个极其费力的过程，不仅因为代孕妈妈经常与委托人不在同一个城市，更因为这期间戏剧性的一幕时常上演。
一位在上海一家跨国IT企业工作的委托母亲讲述了她的经历，她发现中介起初介绍的几个代孕妈妈都十分不靠谱，有的姑娘穿得很暴露就来面试；有的面带菜色，身体状况明显不佳；还有一次她挑中一个比较满意的姑娘，到医院一检查却发现是乙肝携带者。她所找的那家代孕中介并没有像事前郑重承诺的那样对这些人做仔细的体检。
后来这位上海母亲和她丈夫明白过来，他们一次性给中介支付了一笔额外的费用，很快，来面试的“志愿者”明显就上了一个档次。“其实只要你有钱，这些环节都可以省略。这也是中介经济收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那位母亲说。
挑好代孕妈妈之后，委托方向中介和代孕方付第一期款，其中包括中介费和医院的介绍费。接下来，代孕进入实质阶段。
在月经周期的第21天，委托母亲接受达菲林注射，半个月后打促排卵针。两种药物的作用下，母亲就可以不受一个月只能排出一个卵子的限制，同时排出多个成熟卵子。
之后，夫妻双方在医院取卵取精。取卵后4~5小时将处理后的精子与卵子放在同一个培养皿中培养。之前从母亲体内取出的多个卵子经过受精，此时被培养成多个胚胎，经过72个小时的放置，它们经过自然淘汰，活力最强的一个或几个胚胎被挑出。三天后，在与中介达成私下合作的医院，胚胎被移植入代孕妈妈体内。
在此之前，代孕妈妈的身体在注射的黄体酮的作用下，也开始发生变化。代孕妈妈的子宫粘膜内腺体生长，子宫充血，内膜增厚——这样可以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
不过，药物永远都是双刃剑，大量的黄体酮也可能使胎儿脊柱、肛门、四肢等部位发生畸形，这种风险是正常怀孕的8倍。如果使用人工合成的孕酮，还会使约18％的女性胎儿男性化。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流行病专家JennitaReefhuis博士在去年11月《人类生殖》期刊中发表文章报告称，试管婴儿存在先天缺陷的可能性是普通婴儿的二到四倍。
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但获得婴儿的渴望总能压倒恐惧占据上风。
代孕妈妈制造婴儿的生产正式开始。她们住在由委托方安排的房子里或者由中介方统一管理。随着腹中胎儿的成长，她们将陆续收到委托家庭支付的阶段性佣金。
在这将近10个月的怀孕中，代孕妈妈的血压会升高，心脏病、糖尿病、肝炎等疾病出现的风险极大增加，移植入宫腔的胚胎还有可能流入输卵管内发生宫外孕。为保证“试管婴儿”成功率，医院通常每次会移植多个胚胎，多胎发生率也高，这使得合并症更容易产生。这些疾病在妊娠结束后也不一定随之消失，一些损害将是永久性的。
10个月过后，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代孕妈妈分娩。不论对委托方、代孕妈妈来说这都是最惊险的一个环节。
双方需要面临的是所有孕妇都要面对的风险，比如昏迷、产前大出血、胎盘粘连，即使在医疗条件较好的美国，每10万孕产妇中也会发生11例死亡，而中国2008年孕妇死亡率是美国的3倍以上。没有哪个行业的生产者面临比代孕妈妈更高的身体风险。
为防止意外出现，委托方和代孕方事先会签订协议。最坏的情况是死亡，如果事故真的发生，按市场上的赔偿价，代孕妈妈的生命将换回10万元人民币的赔偿，这一切都写在代孕中介提供给双方的合同范本中。
如果一切万幸，胎儿顺利产下，母子平安，接下来需要完成最后一道验货的工序：亲子鉴定。之后，货款交割。委托方付齐所有“酬谢金”，带走孩子。
代孕妈妈与相处10个月的孩子分离。大多数情况下，双方今后不会再联系。
谁在出租子宫？
然而婴儿并不是商品，代孕妈妈也不仅仅是制造婴儿的“工人”。
殷天亮是内蒙古卫视的一位编导，由于录制节目原因，她接触了很多代孕妈妈，她发现：尽管很多代孕妈妈声称孩子和她们并没有关系，但在和她们的交谈中，她还是能感受到被有意压抑的情感。这种感情与代孕妈妈的年龄成反比，如果代孕妈妈是人生第一次生育，她对孩子的情感就更加难以割舍。身为代孕中介的林青对此并不否认：“通常我们会建议客户挑选有过生育经历的代孕妈妈，她们的身体经过考验，情感也更加理智。”
在林青的资料库里，记者看到了一些代孕妈妈的资料。她们大部分在30岁左右，七成的人从来没有过生育经验。“保密”和“安全”是很多代孕妈妈在报名时反复强调的两点要素。她们只想完成使命，拿钱走人，并不想卷入其它争端之中。
“大部分人做代孕妈妈是出于经济原因。有需要还债的，有想出国的。”林青说。一个代孕妈妈一次代孕收益大约在10-15万之间，这远远超过她们的平均收入水平。有的人缺钱，有的人缺孩子，双方最终达成了交易。
对于“代孕”商业行为本身，中国国内还没有学术机构或公益组织开展过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书《婴儿生意》，专门探讨了辅助生育市场的现状。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她表示，最让她吃惊的是：在她所接触过的众多行业里，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卖双方，而且有金钱交易，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
“当人们从事婴儿交易的行为时，他们内心自然地认为这种商业行为并不让人舒服。我完全理解他们的不自在，但是事实是，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商业关系。”
在AA69代孕网上，“代孕妈妈”的级别被分为A—H级：A级标准最低，初中学历，容貌一般，待遇4万，到了H级，要求有本科学历，容貌较好，待遇可以提到10万元以上。这让很多人觉得和在超市里挑选商品并无二致。
“如果经济上不困难，没有谁愿意做这个。毕竟有10个月你不能见到家人。”一位山东聊城的代孕妈妈告诉记者，她认识的大部分代孕妈妈都出于经济上的无奈。
这是一次身体拿换金钱的冒险。
医院与中介的勾结
技术的革新总意味着新的产业，代孕的兴起和试管婴儿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1988年3月10日，中国内地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于北医三院。此后20年间，试管婴儿技术迅速普及应用，据卫生部统计，从1988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约有1万多例试管婴儿出生。而目前，全国每个省都有生殖中心，有国家正规资质的试管婴儿单位138家，他们能够制造的试管婴儿总量相当可观。
湖北同济医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该院共开展试管婴儿手术1300多例，去年有1800多例，预计今年将达到2000例以上，几乎每年都以40%左右的速度递增。
当年主持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生产的北医三院妇产科主任张丽珠，在1996年又完成了首例代孕试管婴儿技术。那时候的“代孕”完全是一项医学技术革新，一般人的认识还停留在中国传统的“借腹生子”，对此根本不了解。
张丽珠实施的6例代孕试管婴儿中有5例获得了成功。当时的代孕妈妈都是在亲戚朋友里找到的，没有商业的因素掺杂其中。
但好景不常，2001年8月，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严格禁止代孕母亲的试管生产，这个新业务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医学领域的禁区。
如今87岁的张丽珠已经退休在家，她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卫生部禁令下达之后，社会上代孕技术并没有停止，相反，正规医疗机构不能再做的事情由代孕中介和一些违规的私立医院联手转向地下。
从2004年开始，一些代孕中介就在互联网上崭露头角，扎根繁衍，一个庞大的秘密商业体系开始构建。到2009年，互联网上已经存在有数十家代孕机构。这个产业究竟有多大，现在已经很难估算。在林青的QQ邮箱里，每天至少都会有10多名委托人和代孕妈妈报名，忙碌的时候她甚至来不及把每封信件一一打开。
大部分代孕网站与私立医院有密切联系。记者暗访了多家代孕中介，很多代孕网站负责人原先即在医院工作，有熟络的人脉。由于正规医院审查制度非常严格，在北京一般试管婴儿只能在私立医院完成。为了打消记者对医院医疗水平的顾虑，“志愿者代孕网”的负责人孙丽保证：可以介绍到一所位于北京海淀区知春路上的医院，这家医院是卫生部最早批准的一批具有试管婴儿资质的医院中的一家，主治医生是一位拥有博士学历的老医生，成功率非常高。
在整个代孕费用中，医院的费用占到全部费用的30%以上，其中给医院医生个人的介绍费在3-4万元不等，此外还需支付大约10万元左右的医疗费。
更糟糕的情况是，一些技术并不成熟的医院也纷纷加入代孕利益的瓜分之中。身为国内医界泰斗的张丽珠深知这样做的健康风险：“现在真正的弱势群体是这些代孕妈妈，怀孕风险很高，一旦出现意外谁来保障她们的权利？”
北京的一位代孕中介告诉记者，曾有代孕妈妈在分娩过程中因医疗工作人员的技术失误而造成输卵管被切除。但他们没有办法，因为她所在代孕中介机构在目前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里只有一家合作医院，这意味着中介、客户和代孕妈妈都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
一切进行下去的动力，源于客户一个真实而强大的渴望：要有一个孩子。巨额利润最终将医院和代孕中介捆绑到同一个产业链中。
最后的途径
在AA69代孕网上，记者见到一份《爱心代孕合作协议》，其中第20条规定：“甲方、代孕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
谁才是孩子的母亲？这是代孕面临的诸多伦理质疑中的一个。
有的国家规定“分娩者即母亲”，有的地方则承认遗传学上的母亲，而代孕婴儿的母亲的认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个“契约上的母亲”的定义。
但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任何契约都有可能是一纸空文。伦理上的混乱带来了无尽的争议。
在《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研究员时统宇极力反对代孕，他认为这种明码标价的商业，是女性子宫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业和产业的目的。
和时统宇在现场激辩成一团的一位嘉宾是自称“中国代孕之父”的吕进峰。中国代孕行业之火爆，从这个中年男子在电视上的频频露脸就能看出来。从外表看起来，极像一个中国南方普通商人的他，更愿意称自己的中介公司为爱心公益组织，管他的代孕妈妈们叫“志愿者”，管她们的行为叫“爱心代孕”。
尽管每个月能撮合30多例代孕，每例收取中介费2万元左右，摄像机前他还是努力表明：“爱心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至于收中介费，那只是维持公司的基本运行。”据他自称，截至2008年8月18日，“本站已成功签约1586例，成功怀孕及已生养1377例”。按照其网站最低标注的价格——自行安排人工授精19.8万元计算，2004开始创立的吕进峰代孕机构营业额累计至少达到了2亿元。
内蒙古卫视《现场》的编导殷天亮也请吕进峰做了一期谈话节目，名字叫《一个孩子两个妈》。当主持人把一份代孕价格表拿出来——其中把代孕妈妈分成从A到H不同等级时，现场的争论达到高潮，有观众在台下高呼“可耻！”
嘉宾的反应在殷天亮看起来也十分有趣。“中国代孕之父”经常流露出十分紧张的神情，时常又是满头大汗，神情十分尴尬。“你能感觉到他对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也有怀疑，至少在他自己看来，也不像自己所说的那么高尚和神圣。”殷天亮说。
而这些节目后来都成为吕进峰所开办的中介公司的“免费广告”。在他网站的最显眼处写着：“本站21次面对面新闻专访”。“他们知道怎么利用媒体”，殷天亮说。
2004年，当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张丽珠收到一群不育患者寄给她的联名信，其中有一段写道：“现代医学允许捐肝、捐肾、捐精，为什么就不允许捐卵和代孕呢？再好的科学技术不造福人类，又有什么用呢？”对这些家庭来说，无法生育的痛苦始终像块巨石结结实实地压在他们胸口。
两年前，在杭州召开的第一届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上，张丽珠公布了这封信，引起了会上许多专家的讨论。
最后由专家组提出的建议是：代孕不宜一律禁止，而应严加限制。在制定好相关法律的同时，可以由卫生部授权个别高水平的医学院附属医院成立代孕小组；实施代孕之前，由伦理委员会审议，并向卫生部指定机构申请。“这样既可以防止代孕泛滥和倒卖卵子，也可以为那些不幸的患者带来生活的希望”，张丽珠说：“伦理和人类的幸福都要兼顾。”
这一方案提出后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有关部门的反馈。这两年间，国内代孕中介网站增加了十几家。
殷天亮的那期节目播出后电话几乎被打爆。她发现收视率一下涨到了0.2%，比一周前翻了5倍之多。直到半年后还不断有人打电话到节目组，咨询哪里可以找到代孕妈妈。这时候她才意识到中国人的生育问题有多么严重。
2007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协会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已婚者中不孕不育者比例从2000年的10%上升到现在15%-20%左右，个别地区每8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无法通过自然方式生育后代。代孕尽管争议重重，却是一些家庭最后的途径。
即使开放如好莱坞，电影《代孕妈妈》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伦理争论，编剧让故事回到了常规：代孕妈妈怀的其实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几乎不可能怀孕的凯特也奇迹般地产下了小孩。“代孕”在这里只是喜剧元素和商业噱头。
现实中有悲，也会有喜，但奇迹总是很少发生。（应受访者要求，林青为化名）
这个市场，没有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
很明显存在买方也存在卖方而且出现金钱出现转手，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这是代孕市场令人迷惑的地方。
德博拉·斯帕尔(Deboral Spar)，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校长，前哈佛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研究辅助生育市场，2006年著有《婴儿生意：金钱、科学和政治如何驾驭概念中的商业》一书。
2008年11月16日，印度孟买，Yonatan Gher（左）和他的伴侣Omer Gher，Omer Gher 抱着他们刚一个月的儿子Evyata。Evyata的爸爸Yonata捐献了精子，由印度的代孕母亲怀孕生下。
那是一张孩子的脸，光洁无瑕，未经尘世。孩子微笑着，很美，但他的脸颊上，无情地被人贴上了条形码显示——这是一件有价商品。
不用担心。这只是一本书的封面，《婴儿生意：金钱、科学和政治如何驾驭概念中的商业》。
作者德博拉·斯帕尔教授，在书中审视了生育产业中的每一个元素，其中包括卵子捐赠、代孕、基因选择、国际收养、干细胞研究、人类克隆等。她如此写道：“当父母购买卵细胞或者精子，当他们联系代孕母亲，当他们选择一个孩子来收养或者一个胚胎来植入，他们就是在进行一场交易。”
“给我儿子，”《创世记》中的拉结对雅各喊：“给我儿子，不然我会死。”就不育夫妇的情感而言，他们宁愿倾家荡产也想要一个孩子。
1978年7月25日，即8个半月以后，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诞生，这让不育夫妻燃起新的希望，也造就了一个婴儿市场。
这个市场，在斯帕尔看来，不同于一般的市场，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因为出售婴儿在任何民族、任何时间、任何国家都是违法的。
在这个“婴儿市场”里，商品都是有价的：在美国，精液275美元一小瓶；卵子平均2万元一个，但如果是具有优良血统的卵子，最高5万美元一个；子宫9个月使用费5万美元。
虽然生育产业事实上存在，但即使是这个产业的“圈内人”，也不愿意承认它的存在。征募捐卵者和代理孕母的掮客都把自己和征募来的捐卵者、代理孕母描绘成撒马利亚人，称他们是在为有需要的陌生人做善事。至于进行辅助生育治疗的医生，则否认他们的行为是商业性的，坚称自己只是在用最新的、冒险的治疗方法帮助他们的病患，但他们绝口不提自己从中获取的大笔钱财。
斯帕尔说，在这个市场里，很明显存在买方也存在卖方而且出现金钱出现转手，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行业。正是这样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令斯帕尔写出这本书。
由于非商业化的“伪装”，使得生育市场没有常规市场的那套规则——信息、竞争、透明。付出二三十万元金钱代价，支付方并不知道这个费用是否合理，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得到了很好的服务。斯帕尔说，这跟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相似，都处于无序状态，后来才逐渐规范。
这个市场里，没有人使用“买”和“卖”这样的字眼
南都周刊：我很想问的是，什么因素促使您撰写这样的一本书，从经济学和商业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产业？
斯帕尔：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写了一本有关互联网政治演变的书，提出了有关技术变化存在周期性以及技术改进与政治变化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论点。当时，我在寻找一个可能会引发另一轮市场扩张周期的产业，我就开始研究生殖技术行业，无意中撞上了辅助生育市场。我发现这个产业令人着迷和吃惊。
南都周刊：让您最吃惊的是什么？
斯帕尔：在我所关注过的所有行业中，这是第一个很明显存在买方也存在卖方而且出现金钱出现转手但是却没有人承认他们正在从事商业交易的产业。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南都周刊：为什么会是这样？
斯帕尔：这是很显然的。当人们从事收购孩子的行为时，他们内在地对认为他们在进行一个商业行为是很不舒服的。我完全理解他们的不自在，但是事实上，他们之间确实存在一种商业关系。这个市场并不肮脏。从某种意义上，这与用于癌症治疗的麻药是一个道理，这类麻药也是一项产业，药厂从中赚取大量钞票。
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医学领域，但是法律没有跟上
南都周刊：婴儿生意已经成为一个上百亿美元的产业。这个产业无论在道德、法律还是医学上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你能不能围绕辅助生育技术，谈一谈代孕所产生的争议和挑战呢？
斯帕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代孕与这个产业中的其他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我们从广义上谈试管婴儿技术，它所引起的医学上的问题主要与代孕妈妈、孩子以及捐卵者可能面临的长期健康风险有关。为了进行试管婴儿胚胎植入，代孕妈妈不得不接受大剂量的荷尔蒙注射。这种注射会给她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还无法得知。目前美国不要求对代孕妈妈、试管婴儿的有关数据和记录进行保存，所以我们不知道这种技术是否会对孩子带来怎样的健康风险。我主张保留这些数据，以确保这种做法不会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另外一个让我感到不安的问题是，通过试管婴儿技术产生的孩子的身份问题。目前没有任何法律规定试管婴儿长大后能够了解他们父母的遗传基因，特别是在他们的基因父母与养父母的基因存在很大不同的情况下。
南都周刊：这个产业所面临的法律挑战有哪些呢？
斯帕尔：最大的法律挑战在于目前没有什么法律对这个行业加以规范。我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医学领域，但是相应的立法却没有跟上技术的发展。所以，在很多辅助生育案例中，都存在法律上的灰色地带。
南都周刊：谈到法律上存在的灰色地带，您在书中提到婴儿生意的两股驱动力量，即科学和政治。在中国，有关的政策实际上处于一种缺失状态：一方面，中国卫生部禁止医疗机构实施代孕技术；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又没有具体的条文禁止代孕。美国和英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您认为这种状况带来的代价是什么？
斯帕尔：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一对夫妇共同制造了一系列的胚胎，然后他们离婚了，如果其中的一个人想销毁这些胚胎，另一人不同意销毁，但是另外一对父母却想用这些胚胎来怀孕，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这种案例已经发生过。我们没有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另外，在加拿大，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提出了诉讼，因为她被剥夺了知道基因父亲是谁的权利。这些问题以前根本不存在，目前我们没有足够多和好的法律来解决它。
伦理上的纠葛更多与选择有关
南都周刊：在美国，很多人在寻找捐卵者或者代孕妈妈时都有特别的要求，不少人会到美国的常春藤盟校寻找年轻貌美、身材高挑的少女。
斯帕尔：目前人们提出来的一些伦理上的问题与选择有关。作为父母来说，他们有多大的权利来选择孩子的基因组成？这种选择在10年甚至5年前都是没有任何可能做到的，但是随着我们对人类基因越来越多的了解，父母可以选择孩子的性别，选择孩子头发的颜色，还可以选择让孩子不带有某种特别的基因组合。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我们需要对待这个问题，以确定我们在这些选择方面可以走多远。我们是否也要给父母更多孩子的基因组成的选择权？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但是这是接下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
南都周刊：有人认为，伦理其实也是一个不断演变的概念。有些东西以前很难被人接受，但是现在变得可以接受。例如，在一开始，人们对试管婴儿不大接受，但是现在，代孕也被一些人接受。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伦理也是有一条底线的。比如器官或是婴儿的买卖在各个国家都是非法的。您怎么定义伦理？
斯帕尔：我不敢肯定伦理有一条底线。随着技术使得这些东西成为可能，社会必须对他们所看到的道德和伦理上的限制加以界定。我想，不同社会和国家对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的答案。
南都周刊：在美国，一些州已经认可代孕行为。在此之前，如果代孕机构和代孕妈妈被查获，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处罚？代孕妈妈腹中的孩子是否会被生下？生下之后由谁来抚养呢？
斯帕尔：这是一种很少受到刑事处罚的犯罪。你在美国看到的是，没有人会在规定代孕非法的州寻找代孕妈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加利福尼亚州，目前绝大多数的代孕案例发生在加州，那里不会对代孕进行处罚。
现在是认可这个产业的时候了
南都周刊：你在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既然有关婴儿的贸易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一直存在下去，现在是认可这个产业以及制订规范标准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制订一个什么样的监管体制呢？
斯帕尔：我认为，不同国家的监管体制会有很大的区别，这是因为对代孕看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主张采取比较宽松但是非常明确的监管体系，对任何一个时候进行胚胎移植的数量进行限制；创造跟踪系统，使得由捐献的卵子或是精子而出生的孩子在长大以后能够确认他们的基因父母；另外，收集基本的有关健康方面的信息，使我们能够对这些技术可能造成的长期影响加以跟踪。如果我们能够制订这三方面标准，就可以让试管胚胎技术朝更安全方面前进。
南都周刊：你是否也对中国的试管婴儿技术发展有过研究？
斯帕尔：我对中国的情况略有所了解。中国在试管婴儿方面的发展非常迅速。这是很自然的，特别是在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下，如果一对夫妇不能自然怀孕和生育而且愿意不惜代价来获得一个孩子，试管婴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选择。我们看到有关不孕的治疗方法在中国得到很大的发展，一些大城市里的治疗技术相当好。
南都周刊：我们看到很多欧美的人到印度寻找代孕妈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不需要支付很高的报酬。您认为这里存在剥削吗？
斯帕尔：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在书中已经有阐述。现在我们存在的问题是，对价格的关注多过对医学方面的重视。我认为，前者远远没有后者重要。
南都周刊：我们是否应该制订一个国际标准来对跨境交易加以规范？
斯帕尔：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会有一个国际标准。如果我可以挥动一个神奇的魔棒，我会说，让每一个国家制订一个他们自己感到舒服的立法。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出现一个国际上的趋同。但是在目前，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个国际协议是完全不现实的。
子宫殖民地，代孕年产值120亿美元
作为世界上的软件外包大国，印度的代孕外包产业同样发达。在全世界，印度的代孕市场年产值估计有120亿美元，而2003年印度软件产业总产值也只有120亿美元。代孕产业成为印度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与英美相比，印度代孕的成本低，法律控制宽松，这让印度妇女们很愿意将自己的子宫“租”给那些不孕夫妻。与印度相仿，韩国的代孕产业也在逐渐兴起。
2008年8月6日，印度Jaipur，护士在照看代孕婴儿Manji。Manji的亲生父母是一对日本夫妇，他们在印度找到一名妇女成功为他们代孕。
代孕逐渐成为印度的标志性产业。
44岁的鲍比和43岁的尼克班是一对来自英国小镇依尔福的夫妇，他们在印度孟买焦急地等待女儿的出生，但可能他们还要等上一阵子，因为女儿黛丝才三个月大——不是出生后三个月，而是在肚子中三个月。
结婚已久的鲍比夫妇始终不能正常怀孕，而在英国代孕又被限制，所以鲍比和尼克班不远万里，来到印度。“2000年以前，我们曾尝试在英国代孕，结果几次都以失败告终。当时我就在心里想：肯定有比这里好得多的代孕服务，所以我们来到了印度。”鲍比表示，印度就是代孕的天堂，再也没有哪里能提供比印度更好的代孕服务了。
价格低廉，成本只是美国的1/6
作为世界上的软件外包大国，印度的代孕外包产业同样发达。在全世界，印度的代孕市场年产值估计有120亿美元，代孕产业成为印度在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之一，甚至大有取代软件产业的趋势。在印度，代孕的平均成本是1.2万美元，而在美国的平均成本却是7万美元。低成本以及良好的服务让印度成为全球代孕的中心。
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夫妇涌入印度，在印度医院里登记需要代孕母亲的人数在最近两年已经翻了两番。翻开印度报纸，随处可见这样的广告——英国夫妇征求代孕妈妈，报酬丰厚，外加1000美元的奖金。
在印度，有超过100家医院和诊所专门处理不孕症，有很多就直接设在孟买、新德里和加尔格达等主要城市。印度正成为那些不能正常拥有自己孩子夫妇的天堂，这里的医生非常热情，他们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并愿意满足同性恋成为父母的愿望——而且这并不需要花费很多钱。
孟买一家生育诊所的相关负责人达卡说，一般情况下，外国人只需通过网站找到相关诊所并提出自己的要求，诊所就能为他们联系并选择合适的代孕母亲，然后将候选者资料提供给客户，由客户选择最佳代孕人选。
在代孕人选敲定后，诊所会负责和代孕母亲签订相关合同，并代为照顾这些代孕母亲，在产前和产后为他们提供各种资讯和健康服务，然后将婴儿交给不孕夫妇。客户只需在提供精子和领取婴儿时前往诊所即可。
此外，诊所还有更精细化的规定。根据代孕诊所发出的标准，代孕母亲身高不能低于1.60米，体重应该在50至60公斤之间。代孕妈妈必须是已经结婚的，有自己的孩子，没有性病和遗传性疾病，卵巢经检查没有问题。她们还要进行荷尔蒙和染色体分析，在感情和情绪上必须稳定。
代孕妇女必须在与诊所和寻求代孕的人签订的合同中写明：在决定做代孕妈妈之前，她的这个决定已经争取了丈夫的同意。在合同中还规定，她不能有检测呈阴性的艾滋病毒和肝炎。代孕妇女必须将肚子中的孩子移交出来，并且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志终止妊娠。如果她违反这些规定的话，她将会被要求退还已付费用，并赔偿所有损失。还有其他一些规定，比如：“我从来没有在静脉注射任何毒品，也没有与人合用过沾过毒品的注射器；”“我从来没有过输血经历。”
不受限制，这里代孕没有雷区
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孕市场绝非偶然。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表示，生育行业在印度不受控制，这不仅是代孕蓬勃发展的原因，更是印度人口迅速增长的动力。在美国，不仅代孕服务费用比印度贵出很多，而且还要考虑法律问题。因为各州有各自不同的法律，这样代孕者就可能因为律例的不同而不能成功在本地代孕，这是最让不育夫妇头痛的问题。受到种种类似因素的推动，美国以及来自欧洲各国的人更多地选择从印度“外购”代孕服务，许多不能生育的夫妇到印度寻找愿意为他们代孕的人。
在英国，代孕是法律和道德的雷区，代孕产业被严格控制，并设有法律约束和管辖。在英国的亚洲夫妇们会面临代孕难题。英国中部城市伯明翰妇女医院的科学家杰克逊·柯克曼·布朗表示：“在英国，捐献精子或卵巢的亚洲人非常少，这也就意味着亚洲人在英国接受精子和卵巢捐赠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在整个英国，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亚洲背景的人接受精子或卵巢的捐助。”由于缺少亚洲背景的精子和卵巢，又在严格的法律管制下不能代孕，所以像鲍比、尼克班这样的夫妇只能来到印度寻求帮助。这样的代孕趋势对产科医生马苏德来说，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不能生育的夫妇们，无论来自亚洲、英国还是其他地方，都愿意到印度来寻求解决之道，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优质的服务也是吸引外国人纷纷到印度寻求代孕的原因之一。黛维是一家诊所的负责人，她总是为自己的诊所而自豪：里面的显微镜是从日本进口的，孵化受精卵的仪器来自德国，人工培养基是丹麦的，培养皿和试管是从美国进口的，针管则是来自澳大利亚。仅有一样东西是印度本地的——代孕妈妈。
“我这里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黛维医生很自豪地说。这位漂亮的女医生曾经在新加坡、德国等地学习和培训，她的足迹遍及全球。“作为回报，我们也能为世界上各个国家服务。”在她看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产业。而在印度，除了著名的软件产业外，代孕也是另外一个代名词。
一对美国夫妇的代孕妈妈已经怀有两个月的身孕，一对孟加拉夫妇的孩子已经培育三个月了，一对土耳其夫妇的代孕妈妈第一次代孕失败了，第二次代孕正在筹备中。一对英国夫妇也想尝试一下，而一对加拿大夫妇去年12月已经领回去一个孩子了。
这座位于海得拉巴的小医院是黛维医生在1991年建立的，在过去的几年中，她一直与代孕母亲们合作代孕业务。她诊所的第一个代孕妈妈是诊所接待员的一个朋友。直到今天，黛维医生诊所的所有代孕妈妈都是她员工的熟人或者朋友。
尽管代孕已经在印度大行其道，但代孕妇女依然会面临社会的冷眼和指责。对于这些，代孕诊所负责人阿南德·帕特尔颇感愤怒。“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批评或嘲笑她们。我想说的是，她们做错了什么？难道她们抢劫了吗？她们做了很不道德的行为吗？她们只是在不断孕育出一个鲜活的生命而已。”
但不得不说的是，印度是世界上产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这和印度代孕产业的兴旺不无关系。
代孕国度正成子宫殖民地
印度著名律师阿加瓦尔在2008年曾表示，代孕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有必要修订相关法律进行约束和管制。“出台代孕法律是迟早的事，我们有必要用法律来保护印度的代孕妈妈们，以及那些不远万里来印度寻求代孕的外国人。为了论述有必要制定相关法律，我们还举行了模拟法庭的论辩。”
印度24个最好的法律学院和学校参加了这场模拟法庭竞赛，与会者分别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论辩代孕法律的标准。一些批评人士说，印度应该更严格地控制代孕产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印度国家研究所主任、生殖健康专家普里表示：“每一个怀孕以及孩子出生的案例都伴随着一些健康风险，我们绝对不能将代孕当成一种贸易。”
印度相关方面目前是采取约束的态度，因为印度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来规范生育产业，只有国家医学研究委员会颁布的指导意见。该组织目前正努力恳请政府通过立法手段来保护各方的利益。
2008年2月，《印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政府迟迟不出台代孕相关的法律。“在一个赤贫到接近瘫痪的国家，国家如何保证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的妇女们不去代孕？如何保证她们不去出卖自己的子宫？”
文章认为，应该强化和规范印度的代孕市场，甚至连从事代理业务组织的行为也要规范。“必须立法保护代孕妇女，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金钱的诱惑，在贫困状态下，她们会不择手段地进入代孕行业，这对整个市场以及印度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点都不相信警察能控制这一切。”
在医学专家鲁帕科看来，很少有医生为代孕妇女提供良好的、道德的服务，而是敷衍了事，这将损坏印度的声誉，并严重损毁印度代孕产业的发展。而那些帮助国外委托人寻找代孕者的医生则坚称，他们会防止剥削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他们还将代孕母亲和出售器官的人进行比照。“你不会失去任何器官。仅仅是怀孕和分娩。可当你摘除一个肾脏，那才是病痛。”
对于印度妇女来说，虽然钱是她们从事代孕行业的“最主要动力”，但一些专家认为她们的代孕服务还有“社会层面的问题”。妇科医生迪帕·卡比尔表示：“代孕妇女给她们的生活一个全新的含义。”很多批评者认为，富裕的外国人到印度来寻求代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来“租”子宫，这是一种侮辱，更是潜在的剥削。
除了印度，亚洲的韩国是另外一个代孕基地，是否“租”子宫的争议在这里一样存在。韩国法律规定买卖卵子为非法，对代孕母亲没有任何规定，所以诱惑经济困难女性的代孕母亲交易十分兴隆。做代孕母亲报酬为3000万韩元至4000万韩元，提供卵子报酬则为300万韩元至400万韩元。
正因为如此，很多日本的不孕女性纷纷在韩国“借腹生子”。一名韩国大国家党议员说，韩国将成为日本的“子宫殖民地”。东京专门处理不孕业务的公司在主页上有这样的广告：“韩国的借腹生子费用只有美国的一半，而技术相同。具体问题请用电子邮件或电话咨询。”
对于争议，鲍比表示自己来到印度代孕绝对不是剥削，更不是侮辱，而是纯粹的生意。“代孕的妇女可以相信我，我有能力照顾好我的孩子。代孕是一种互利的行为，她们（代孕妇女）得到相当一部分资金，这对她们来说已经足够了。”鲍比的代孕成本是30000美元，为他代孕的妇女能得到7500美元。“事实上，从她们子宫出来的孩子能在我这里受到更好的教育，说不定还会成为企业家。这真的不是在利用妇女，相反，是在帮助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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