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潘多
她从不曾想过，爬山也能改变人生
奔腾的雅鲁藏布江与静谧的年楚河汇流，冲刷出一片宽阔的河谷，日喀则坐落在河谷中央，海拔3000多米。藏语中，日喀则意思是如意庄园。真的，这是中国女人的百年避孕史
潘多的父亲次仁出生在那里。噶厦(西藏旧地方政府)规定，一家中如有三兄弟，必须有一人做喇嘛，一人当兵。次 仁当兵来到西康，与农奴次久成婚。不久，这对新婚夫妻逃回了日喀则。
次久的主人并不知道她跑了，每天都有旧农奴逃跑，伴随着新农奴入账。
5岁了，潘多头脑中，爸爸面目模糊，两三年才见上一面。瘦弱的母亲每天摸黑起床，带着潘多一起捻羊毛。搓成一 根线后，把毛线绕在纺锤上，连上梭子，织机便咯吱咯吱地响起来。
深夜，织机还在响。别人一天织3米，次久一天织4米。她织出来的氆氇颜色雪白，厚实坚韧。送到邻居家染色，邻 居给了潘多两块糌粑。潘多咬了一大口，糌粑就被母亲收了起来。
有时，早上能吃上糌粑糊糊。烧热奶茶，倒上酥油，再撒上一小把青稞面，慢慢搅拌。潘多用手沾着吃，吃完了再舔 干净手指。她常盼望，有人送来一整块硬实的糌粑。
一个雪天，爸爸突然回来了，潘多并不觉得陌生。妈妈常说，爸爸在山上给主人放马。两天后，爸爸带着潘多去了另 一个“阿姨”家，“她们家能吃上硬实的糌粑”。
奇怪的是，这家里两个小男孩也口口声声叫着“爸爸”。潘多渐渐明白，爸爸有两个家。
半年后，潘多重回母亲身边。这一年她7岁了，不知道书是什么样子，更不知道除了搓羊毛，右手还可以用来写字。 据说主人家的小女孩跟她一般大，在家里学习写字和念经。
一年后，爸爸去世了。有一天，天空还是鱼肚白色，妈妈就拉起潘多上了山。山顶有一堆人，其中就有那个阿姨和那两个小男孩。
爸爸穿着黑色氆氇，平躺在土台上。旁边堆着松枝，地上摆着糌粑和几碗酥油茶。觉巴(天葬师)摇头晃脑地念着经文。松枝燃了起来，泛起浓香，引来了数只秃鹫，静静地站成一排。
觉巴脱去外衣，露出黝黑的肩膀，长刀落下。潘多吓得心一紧，藏到了妈妈身后。
秃鹫如离弦之箭一窝蜂冲过来。潘多在发抖。妈妈不断地点头，嘟囔着“上天了，全部上天了”。
无忧无虑的一年
日喀则西面的群山间会发出闪闪的亮光，那是尼玛山上扎什伦布寺的屋顶。金顶红墙、殿堂叠耸的扎什伦布寺，是历 代班禅的驻锡地。
次久和潘多都不曾进去，只有男人才有资格进入，听僧侣们辩经。在潘多眼中，那里住着在世的神灵。
靠妈妈一个人织氆氇，交不齐租子，8岁的潘多到别人家打小工。回家路上，潘多终于见到了主人。
主人笔直地站在人群中，周围死一般的寂静。一个人趴在地上，背上血痕斑斑，差巴(为农奴主支差的人)手里的鞭子抽下来，“啪”的一声，地上留下一道深痕。尘土飘飞，带着血色的鞭子又呼啸在空中。潘多颤栗着。
半个多世纪后，记忆重回现场，71岁的潘多仍颤抖。她最怕鞭子。
舅舅将她带到了西康外婆家。外婆家在山坡上，清澈、沁凉的冰泉淙淙地欢叫着。山泉边有间磨房，泉水推着叶片， 转动了沉重的石磨，炒熟的青稞就磨成了面，散开阵阵浓香，潘多最爱闻那味道。
外婆租种了十几亩地，秋后交齐了租子，全家都解放了。远方来的马帮驮来牛羊肉，换走青稞面。“那是最快乐的一 年，无忧无虑，还能吃上肉。”
背夫
重回日喀则。街上多了不穿氆氇的人。邻居们都说，那些红汉人是妖魔，要抽藏人的筋，挖心肝吃。
“红汉人”说着潘多听不懂的话。他们在发钢洋，潘多鼓起勇气跑上去，也拿了5枚钢洋。
她飞奔回家告诉妈妈，红汉人给了钢洋，他们没吃人，也不抽人鞭子。
邻居们渐渐改了口，“菩萨兵来了。”
租子仍然在交。次久每天织不出4米氆氇了。邻居给这对孤儿寡母介绍了个新营生---背夫。
那时的西藏没有公路，运输货物靠马帮、牦牛帮或人力背驮。商队从印度、尼泊尔穿过喜马拉雅山口，将罐头、玻璃 器皿运到西藏，卖给农奴主，再把盐巴、羊毛运走。马锅头(马帮首领)烧起天香，念着经，妈妈和潘多跟着马帮起程了。头骡脖上挂着两个拳头大的铜铃，二骡挂着9 个核桃大的铜铃。马帮在逶迤的山路上行进，留下一路悠扬的铃声。
十三四岁的潘多扛着一袋子罐头，50斤重，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山洞。月亮升起来了。
马帮住进了山洞。脱下羊皮外套盖在身上，藏靴枕在头下，潘多睡熟了。
爬到7000多米时，妈妈走不动了。潘多把麦粉搅成糊糊喂给妈妈，但妈妈只能咽下两口。走完一趟马帮，分到了 几十块钢洋。潘多背着瘦骨嶙峋的妈妈回了家。
几天后，妈妈走了。
不敢吃海参
1955年，中尼公路开修。16岁的潘多跟着邻居到修建队做小工，和“菩萨兵”一同铲土、背石头。“那是拿钱最多的活，钢洋拿了一丈多。”
带着潘多他们干活的是一个懂藏语的汉人，从青海来。路修完了，她把潘多介绍到了拉萨七一农场，种蔬菜。那时潘 多梳着齐耳短发，身穿彩色氆氇，每隔一段时间还能洗上澡。她很瘦，只有80多斤。
1958年，在苏联学习了登山回到中国的许竞，带着几个教练到七一农场挑人。“他们披着军大衣，踩着军靴，样 子神气极了。”
潘多19岁了。她凑上前去。翻译让几个女孩子排成一排，做俯卧撑、下蹲、赛跑，又做了体检。
7天后，潘多入选了，她有点懵。汉人选的不是军人，而是登山运动员。
她和几个藏族姐妹住进了登山队的宿舍，每天练习长跑、举重、跳鞍马。队长让潘多弯腰躬身，其他女队员依次撑着 潘多的背劈开双腿跃过去。潘多觉得很好玩，“这个叫跳山羊”。
中午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样式多得很，鱼、肉、牛奶都有，但潘多只吃糌粑那几样。“有一种黑色的、软软的，是 什么东西呢，可能有毒”，不吃。“还有一种黑色的、透明的鸡蛋，可能是坏了”，藏族姑娘们也都不吃。
汉族队员告诉潘多，那是最有营养的海参和松花蛋。
1959年，中央批准中国男女混合登山队攀登帕米尔高原上的第一峰，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克山。那时世界女 子登山纪录由法国人保持，如果成功登顶，中国将创造女子登山新纪录。
苏联男子登山队已成功登顶过慕山，对那里的气候很熟悉。中苏协商确定，苏联方面提供装备，帮助中国登顶。可临 近攀登时，苏联专家撤离了中国，中国登山队要“自力更生”。
5月初，队伍挺进慕山。7500米，还有46米，中国人就将创造世界纪录。可氧气瓶太重，还有人没有氧气瓶， 女队员们下撤了不少。许竞队长大声问：“上来的有女队员吗？”“有！”
当许竞站在慕山顶望时，潘多爬上来了，大家激动地挥着双臂。许竞紧握着潘多的手。此次登上山顶的共有8名女队 员，中国女性创造了新的纪录，其中4名是藏族姑娘。
她从不曾想过，爬山也能改变人生
下山后，潘多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荣誉。她第一次到了北京，在工人体育场，见到了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贺龙副总理 ，跟他们握了手。
她从不曾想过，爬山也能改变人生。在她的字典里，原来根本没有“爬”这个字。对藏人来说，出门就要翻山，走路 就是爬山。
爬山中，她结识了一生的伴侣，同在登山队的邓嘉善。
1975年，她和8名男队员一起从东北山脊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女运动员 。她还留下了唯一一份在珠峰之巅的女性心电图遥测记录，这是目前全人类仅有的一份。
那时她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
2008年8月8日，世界的目光聚集在鸟巢，潘多作为奥运执旗手走在鸟巢跑道上。
如今潘多随夫定居在平均海拔300多米的无锡市区。房门上贴着红榜，写着“光荣之家”，颁发单位是无锡市政府 。
而年轻时透支的，年老后总要还上。
脚趾因冻伤而残缺不全。长期无氧登山，让潘多如今思维反应慢了，一个问题，5秒后才能等到她的答话，家务事都 是老伴儿在做。
“今年养一养，还要回西藏去看看，亲朋好友都在那里。”了一口酥油茶，潘多说。
我驱走了“神影”
在旧西藏，偏瘫、脑溢血等疫病，被认为是天上走动的“神影”辐射造成的
当男同学们呼啸着冲进“门孜康”的大门时，17岁的强巴卓嘎和其他女学生，怯生生地站在门口。
在藏语中，“孜”意为历算，“康”则指房屋或堂室。门孜康即医学历算院。
拉萨市八廓街附近的这座藏式建筑，对于旧时的西藏女性，几乎是个禁地。“女人与狗不准接近藏药制作过程”的规 诫，一直被严格遵守。
老师在屋内喊着让她们赶紧进来。西藏的第一批女藏医强巴卓嘎，就这样开始了在门孜康的7年求学生涯。
这是1963年。和强巴卓嘎一起走进门孜康的，还有14名女子。
46年后，强巴卓嘎已经是西藏著名的女藏医、西藏藏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她最擅长的是心血管、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疾病的治疗。
木匠家的女儿
强巴卓嘎出生在八廓街一个木匠家，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
父亲阿来不是个普通的木匠，在日喀则一个农民家庭长大的他，10岁开始学艺，成为显赫一时的建筑设计师。班禅 在拉萨的一座行宫以及在日喀则的一处公园，他都参与了设计。
就是因为这个不同一般的父亲，聪颖的强巴卓嘎被送进拉萨市第一小学、拉萨中学读书，她的藏文读写和文法，特别 出众。
强巴卓嘎还有7个兄弟姊妹，他们后来都当上了国家干部。而强巴卓嘎则开创了家族、也是全西藏的一个先例。
历史上藏医绝大多数都是由男性僧俗人士担任的，妇女学习和从事藏医会被歧视。
1963年，强巴卓嘎在拉萨中学读初二，门孜康在学生、僧人和统战人士中招收了两个班共45名学生，其中包括 15名女性。
100多年前，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药王山下的利众医学院招收学徒。来自各藏区的应试者经过严格筛选，只留下了 14岁的饶钦罗布。
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指令再创办一所藏医历算学校，行医诊病，培养人才。这所学校就叫门孜康。已担任达 赖喇嘛侍从太医的饶钦罗布，被委任为门孜康的首任掌门人。
民主改革后，政府将门孜康与药王山利众医学院合并，接收当时仅有的80名医生和学徒，成立藏医院。1959年 ，饶钦罗布被任命为首任藏医院院长。
饶钦罗布一直希望在西藏培养一批女藏医。藏区妇女分娩的卫生条件极差，婴儿死亡率高，但妇儿科疾病的诊断和治 疗力量却很薄弱。
1963年，在饶钦罗布去世的第二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
还不知道藏医是怎么回事的强巴卓嘎，在迈进门孜康大门的时候，肩头已经压上了担子。
走遍拉萨周围的山头
强巴卓嘎学的是内科，老师伦珠丹达、桑旦都是有名的男藏医。每天的日程是背诵、听课、自学、辩论等，所学基础 课以《四部医典》(藏医学的主要医典)为主，临床课和药物加工炮制则在老师指导下边学习边实习。
学校实行住读。门孜康的作息制度很严格。每天7点钟起床，常常有学生6点不到就起来背书。9点至下午1点、下 午3点半至6点，由老师讲解《四部医典》，晚上还有2小时自学。一天忙碌下来，晚上10点半才能睡下。
每年的5至10月，门孜康还有一个到野外采药材的课程，规定至少得认识药材300种以上，并熟知其功效。“那 是最苦的时候，我们几乎走遍了拉萨及周边的所有山头，有时还要下地区。”强巴卓嘎说。
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帐篷、被子和足够的糌粑，在山上一呆就是一个多月，漫山遍野地寻找药材，晚上交给老师。老师 会逐一评点每个人采集的药材质量，并仔细称重，评出名次，向院长汇报。
每次采集药材结束的那天，最让这群未来的藏医兴奋。他们用牛羊将采得的药材送往山下，然后由马车运到门孜康， “一个多月可以采到十几马车药材，一个夏天采的药材，足够学校制作一年的藏药。”男同学都特别照顾这些女学生，主动帮她们背东西。强巴卓嘎和大她一岁的同班同学贡嘎相爱了，“他是班上的文艺 部长，性格开朗，藏文写得特别漂亮，对我很好。”回忆起已于2004年去世的丈夫，强巴卓嘎掉了眼泪。
当时，门孜康有一名自学成才的女藏医叫央金拉姆，是一名白内障眼科专家，还主攻妇产科。她曾给不丹国王金美旺 秋治好了白内障，在藏区及周边的印度、尼泊尔都享有声誉。她常常给学生们讲妇产科知识，讲如何接生，讲西藏落后的医疗 状况对藏族妇女的危害。
央金拉姆说，自己学习开眼术时用羊做试验，因为羊眼和人眼构造相同。早上把羊杀了，中午羊的眼睛上就蒙上了一 层如同白内障的白膜，她就剥离这层薄膜，直到动作熟练取得经验，才用到人的身上。
这位瘦削而慈祥的女藏医，让懵懂的强巴卓嘎开了窍。她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
学业本应3年内完成，但“文革”的到来，让强巴卓嘎他们在学校一呆就是7年。
在牧区当赤脚医生
到当雄县龙日乡，本来是“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号召”。在这里，强巴卓嘎开始了她的行医岁月。
1970年，本已被安排到日喀则地区的贡嘎主动向组织提出来，要求和她一起到当雄。“那时苦啊，我们不会骑马 ，不会放牧，那里海拔又特别高，特别冷。”
龙日乡从来就没有过医生，人们得病了要么熬着，要么走很远的路去拉萨买药。听说两人都是门孜康毕业的藏医，大 家都觉得当牧民太可惜了，一致推荐两人当赤脚医生挣工分。“去远的地方算8毛，近的3毛5分。”
4年里，强巴卓嘎为全乡5个队的1000多名农牧民轮回治疗。
1974年，她被调到当雄县人民医院，担任藏医科主任。
8年后，强巴卓嘎回到拉萨，调进西藏藏医院。那时，在国家的重视和大力投资下，藏医藏药发展很快。藏医院为满 足国内外就医者的需要，专门成立了一个寄药组，患者来信讲明病情，由经验丰富的老藏医开处方，寄药组邮寄。
强巴卓嘎觉得，又一扇门在她面前打开了。
驱走“神影”
1987年，强巴卓嘎到北京、天津进修，学习西医的急救治疗。她觉得，西医在治疗急性病和外科疾病方面疗效更 快，而藏医对慢性病、疑难病更有效。藏医可以把脉看病，不需要太多的辅助检查手段，藏药安全、方便、价廉，更适合西藏 的实际情况。
当年在山间四处搜寻、熟记于心的几百种藏药，也让强巴卓嘎很有底气。这些生长在高海拔、大温差、强日光、没污 染的环境下的药材，有效成分和生物活性大大高于其他同类药物。青藏高原上，共有2000多种植物、159种动物和80 余种矿物可以入药，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医药都难以比拟的。
藏西医结合、主攻心血管疾病的目标，在强巴卓嘎心里清晰起来。
在旧西藏，偏瘫、脑溢血等疫病，被认为是天上走动的“神影”辐射造成的。强巴卓嘎的目标，就是驱走“神影”。 在藏医院，藏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治愈率，已经达到85%。
强巴卓嘎有两个孩子，大女儿其美卓嘎从西藏大学英语系毕业后，在自治区藏医学院当英语老师。儿子晋美从西藏大 学毕业后，在一家机关工作。
夫妻俩都曾想过培养孩子当藏医，“但他们觉得当藏医太苦”。
强巴卓嘎只好把培养继承人的心思放在学生身上。她一边在藏医院专家门诊上班，一边在自治区藏医学院带硕士研究 生，她的5个毕业生里，4个是女生。
“我们这一代是背《四部医典》，而年轻的藏医学生精通藏、英、汉文，等他们有了足够的临床经验，肯定会比我们 出色。”强巴卓嘎说。
神授的玉梅
她经常会感觉到古老的英雄们就站在她身边
聊了几句，我们就能感觉到玉梅今天心情平平。这代表着，她此刻和神的距离有些遥远。
西藏自治区社科院深处的二层藏式小楼里，显得有点阴冷。脸色黝黑的玉梅穿着几层厚厚的衣服，很是腼腆。从外表上看，她和那些普通的农牧区妇女并无区别。
不过，玉梅与一般女人确实不同。这位50岁的《格萨尔》艺人，16岁就开始了她的吟唱。这部形成于一两千年前 的藏族史诗，约有百余部50万行，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玉梅不知道自己每个月能从社科院拿到多少工资，甚至记不得经常来访者的姓名。连大院的守门人都说，她就这样活在神的世界里。
“故事神就要降临到你身上”
玉梅和神的故事，确切说是她和故事神的故事，要从玉梅的父亲说起。
老人叫洛达。根据家乡那曲人的说法，他的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巫师，死后被崇拜为山神。洛达年轻时在热不单寺出家 ，那时就已经会说唱《格萨尔》。他还俗结婚后，便以此为生。
玉梅并不掩饰对父亲的崇拜，她经常讲起洛达与人在绒布寺比赛的故事：两位艺人用一个月时间说唱史诗中相同的部 分。喇嘛将他们的说唱记录下来，结果发现洛达的《格萨尔》情节更曲折、词汇更丰富，就宣告他是最好的《格萨尔》艺人。
60岁的时候，洛达离开了凡人的世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告诉女儿，故事神就要降临到你身上了。
16岁的玉梅随后不吃不喝，整整睡了一个月。醒来便开始吟唱《格萨尔》。
这是2009年初春的一个中午，玉梅告诉记者的故事。
在此之前，玉梅经常向别人讲起那个著名的梦：白衣少年和仙女把她从湖怪的手中拯救了出来，并要求她在俗人的世 界传播格萨尔的事迹。故事的结尾，她也是陷入了长久的昏迷，醒来后头脑中就充满了《格萨尔》的情节。
神授《格萨尔》，据说也曾发生在洛达身上。但是，玉梅和洛达都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故事神是如何教授他们技艺 的。这与已经去世的扎巴---玉梅最佩服的《格萨尔》艺人不同。老人曾告诉别人，梦中格萨尔的大将丹玛把自己的肚子打 开，装进了记述战争的书籍。
事实上，在解放后统计的100多位《格萨尔》艺人中，有超过五分之一的艺人自称“包仲”---“包”是藏语“ 天降”的意思，而“仲”一般专指格萨尔王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著名的《格萨尔》学者降边嘉措曾对来自西藏、青海等不同地方的《格萨尔》艺人进行过一次试 验，请他们演唱史诗中相同的部分。结果这些从未见过面的艺人们，说唱故事的起源、主角等重要情节大体相当。只是在词汇 和细节上有所不同，最多相差几百行。
玉梅则告诉记者，每次说唱，格萨尔战争的地点和敌人是固定的，但英雄战斗的样子却可以是不同的。
无论情节如何，被故事神教授的玉梅，此后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格萨尔本是牧民的王。玉梅说，拉萨人和种地的 藏人不太理解《格萨尔》。她顿了顿又说，他们听不懂。古老的英雄们就站在她身边
1983年，西藏自治区文联召开《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玉梅第一次到拉萨。当老人家们听说她可以唱几十部 的时候，都不相信。
玉梅戴着父亲传给她的“仲厦”---说唱《格萨尔》时的帽子，闭着眼睛念念有词。
“厦”本是藏语帽子的意思，“仲厦”从字面上说就是讲故事时戴的帽子。这种手工毛呢制作的藏帽有康巴地区的风 格，长方形，一尺来高。帽子上经常镶有玛瑙、珊瑚等饰物。
不过说唱时，“仲厦”就不只是帽子。玉梅把它拿在手里，说到军队越过高山，它就是高山；说到草原上奔跑的动物 ，它就是动物。凡此种种。事实上，拥有“仲厦”就代表着来自一个艺人世家
就是这一次，玉梅成为自治区最著名的《格萨尔》艺人。
几十年了，玉梅说，她经常会感觉到古老的英雄们就站在她身边---王呼喊着自己的战士向敌人冲锋，对面射来的 箭就从她的发间穿过。有时候，获胜后的王擦干宝剑上的血迹，还会回转过身向她点头，似乎在感谢她的助威。
玉梅承认，观众越多，她距离传说的世界就越近。看她说唱时的录像，这个普通而平静的藏族女人沉浸在神的事迹里 时，会迸发出无法想象的力量。玉梅自己解释说，说唱时需要故事神的降临和引导。如果听众少了，故事神不高兴，就不会让 格萨尔的样子显现在她的面前。
玉梅不仅会唱数十部《格萨尔》，而且还能唱很多其他人不会的章节。
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梅吟唱的《格萨尔》正在被记录下来，现在的进度是每天录音1小时。已经有部 分内容整理成文、结集出版，但不识字的玉梅并不清楚。
她说，有一部《噶岭之战》只有她才会唱，现在记录后需要4万元才能出版，但一直无法落实这笔经费。曾经有人想 用3000元买下来，被她拒绝。
过去《格萨尔》艺人在说唱的时候，很少收钱。惯例是听众们带来食物和其他礼品，这也是奉献给神的礼物。
玉梅记得年轻时在牧区说唱，穷人们像对待喇嘛一样匍匐在她的脚下。
孩子自己有谋生的手段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玉梅正式到拉萨居住。不久就学会了打麻将和喝酒。不过她认字的进度却要慢很多，现在只能 勉强写自己的名字，和她相熟的一位学者还为此专门劝导过她。不过年轻的《格萨尔》艺人对新鲜的世界仍充满好奇。
2002年，玉梅到美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回国后却立刻病倒了。从那时起，她落下了头晕的毛病，幻觉甚至 更加严重。
在家乡的时候，玉梅曾和一个当地人结婚，还一起到拉萨生活了许久。像许多牧区的男人一样，这个以司机为职业的 小伙子更喜欢在外边漂泊。而他的妻子、神授的玉梅又不可能像一般妇女那样操持家务。于是，他们离婚了。
现在玉梅的老伴曾是班禅的司机，80年代他们在扎巴那里认识。孩子在外边上学，却没有继承《格萨尔》的想法。
对此玉梅很想得开，“如果我死了，故事神也可能降临到孩子身上。”不过她强调说，孩子自己有谋生的手段，不需 要像她和她的父亲那样靠说唱《格萨尔》为生。
即使现在，她仍经常接到来自牧区的邀请。有时候整个村庄凑了几千元请她去。但是玉梅说，家乡的人已经不像以前 那么喜欢她、尊敬她了，因为她已经结婚，不再如传说中应有的那样纯洁。
不过对于她来讲，虽然城市生活不那么自然，却终不用像先人那样流落四方，近乎乞讨般获得食物。
玉梅家的客厅里摆放着一排藏柜，上边画着汉族的福寿禄图案。柜子上有两幅披着哈达的大照片，一幅是毛泽东与一 些老同志，一幅是周恩来。她说这些照片都是父亲传下来的。老人家说，这些照片上的人改变了《格萨尔》艺人的命运。
她喜欢看战争题材的电视剧和电影，因为一辈子都在讲战争的故事。不过，玉梅说她没有从电视里学到新的情节：神 的战争和电视里的战争不一样。
这些年，那曲等地方出现了许多年轻的《格萨尔》艺人，不过玉梅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人来向她讨教过。玉梅说： “别人都说我说得最好。”
在《格萨尔》中，玉梅最喜欢的是开篇，《天岭卜筮》，因为在这一部分，众神决定派天王之子降生人间。
和扎巴老人一样，玉梅从来没有说唱过史诗最后的《地狱篇》：因为伟大的格萨尔将在这个章节去地狱降伏妖魔，然 后与母亲和王妃一同返回天界。
对于艺人们来讲，格萨尔故事的结束，也代表着他们自己故事的结束。曲龙山下的尼姑们
贫苦出身的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寺庙、宿舍、树林，还有尊敬
我们是从羊卓雍错经过山南平原一路来到江孜县城的。也许是季节的原因，沿途严重沙化的风景有些触目。在白居寺 门口询问了一下，藏民让我们绕到寺庙的后面。
那里果然可以看到成片的树林：虽然还没有发芽，但树枝已经茂密得让车辆几乎无法通过。江孜县委统战部部长旦增 欧珠说，这些树是尼姑们种的，如果再晚来几个月，这里就会是一大片绿色。
树林深处就是江孜尼姑寺。
她们的地位与一般信徒相当
如同藏地的每一座寺庙，江孜尼姑寺也有自己的传说。
14世纪末，一个江孜喇嘛想找个地方修莲花生舍利塔，活佛指点说会有大象告诉他造塔的地点。3年后，距离江孜 县城3公里外的班禅庄园“东吉希嘎”果然来了一头大象：它是印度酋长赠送给五世班禅的礼物。正如预言，大象在某一天突 然挣脱铁链，一路跑到曲龙山下今天寺庙的地点，倒在地上打滚鸣叫。喇嘛就在此修建了莲花生舍利塔。
寺院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旦增曲珍说，这座舍利塔在“文革”中被毁掉了。
“文革”结束后，一些与班禅大师关系很密切的人，决定恢复江孜境内的两座尼姑寺，其中一座就是久负盛名、据说 创建于五世达赖时期的仁青岗尼姑寺。
在1959年之前，尼姑在西藏处于一个特殊位置：虽然像喇嘛一样侍奉佛陀，但既不掌握权力，也没有经济上的特 权。
她们一般被称呼为“阿尼”或者“宗玛”，第三种称呼就是“JO-MO”，这与珠穆朗玛中的“珠穆”同意，因为 这座山峰就是佛母的居所。根据古籍记载，当公元8世纪莲花生在西藏建成第一座寺庙桑耶寺后，寺里已经有30多个尼姑跟 随宗师学习佛经。
不过，高贵的称呼并不代表女尼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她们中的一位，后来被称为伏藏大师的意希措甲，留下预言般 的诗歌说：“我是一个女人---抵御危险之力甚小；不管我怎么干，我都不会幸福；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要尊奉佛法很难 ，甚至难以为生。”
在随后漫长而曲折的历史中，女活佛、传奇般的女尼与显赫的喇嘛一样，次第出现。但根据英国学者瓦德尔于19世 纪后期在西藏的考察结果，除了多吉帕姆系统的转世女活佛以外，藏传佛教中女尼的地位大多与一般信徒相当。
与不允许喇嘛参加农业劳动的规定不同，耕作是尼姑生活中不能缺少的部分，这些女人们不得不在尊严和生存间寻求 平衡。1959年之前，外国旅行家在江孜附近的寺庙中还发现，女尼与普通妇女一样赤裸上身在田地里劳作。
当80年代人们打算重建尼姑寺时才发现，山上尼姑寺原址的环境已经非常恶劣，沙化严重，连水源也没有保证。之 前几十上百年里，女尼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中默默生存。
最后人们决定就在山下这块有些神奇的地方修建一座新的尼姑寺。家在江孜农村的旦增曲珍是寺庙里的第一批尼姑。 当时，庙里一共有7位尼姑。
出去看得多了，心就要变
旦增曲珍说，开始寺庙条件也不好，西藏晚上冷，就是夏天也经常要生火取暖。可是附近这一片山上秃得什么都没有 ，到了冬天连柴火都要从很远的地方运。
其实，在1959年之前，贫民出身的尼姑大多要回家过冬---天气太冷，寺庙无法保证她们有足够的温暖。
大约在1989年，寺庙基本安定了下来。主要出资建寺的几个老人给尼姑们留了三句话：一是政治上不要出错；二 是好好修行扩建寺庙；三是在寺庙两边的山上种树。“他们说，庙是江孜人民捐的，绿化改造环境，是为江孜人民造福，是大修行。”尼姑们省吃俭用，从那时起每年都要种将近一万棵树苗。到现在，正好20年。
旦增曲珍今年也有40岁了，看起来更像憨厚的农村妇女。她穿着一件黑色暗花僧衣，齐腰套着一条红色粗布僧裙。 按照藏传佛教尼姑的惯例，她并没有光着头，而是戴着一顶毛线帽。
她告诉记者，现在寺庙里有30个尼姑，绝大多数是本地人，有的就是县上的。
整座寺庙包括颂经大殿、千佛殿、转经殿和两排尼姑宿舍，在接待我们的偏殿里，还可以看到一个冰柜。
旦增曲珍说，寺庙里有电视和收音机。去年北京奥运会，全寺尼姑在一起收看了开幕式，县委统战部还特意派人来讲 解，不过，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让统战部的工作人员也看得说不出话来。
前年，相当于寺庙创始人的老尼姑去世了，她留下了非常严格的要求：不得随意离开寺庙。“她说，出去看得多了， 心就要变。”所以，现在即使念经也不能去老百姓家里，而是由百姓带着酥油和钱到庙里来。蔬菜和生活用品，则是由寺院管 理委员会的负责人去购买。其实，从江孜尼姑寺走到县城满是商店的街上，用不了30分钟。
与一般藏族妇女不同，即使年轻的尼姑们也几乎都不会讲汉语。
在这个小小的寺院里，尼姑们还严格遵守着格鲁派的各种教规：作为必须的修行，每天早上6点到9点、中午1点到 3点，尼姑们都要颂经。
此外就是坐禅和闭斋。前者大都在寺庙的房间里进行：她们独自端坐于室内阴暗处，不说话、不见客，门上还会做标 记，防止打扰。后者则是尼姑特有的修行形式。每次三天，每月数次。从第一天吃过午饭开始，第二天除饮水外不吃饭不说话 语，第三天恢复正常。
在江孜尼姑寺还保留有修行洞，经常有尼姑在里面呆上几个月。
旦增欧珠说，前几天刚有电视台来采访过寺庙种树的事情。看得出来，她对于绿化的过程和意义，表达起来相当熟练 。不过谈起其他问题，她依然腼腆。
一点点攒下了700多平方米寺庙
在尼姑们的邀请下，我们参观了整个院落。她们对自己的寺庙显然非常自豪。这里已经有3座舍利塔，最高一座就是 莲花生舍利塔，16米；矮一点的叫英都舍利塔，8米；最低一座叫南木佳舍利塔，4米。
女尼们的自豪理由很充分。根据19世纪初期欧洲旅行者的记述，藏地许多寺庙中的尼姑甚至没有专门的宿舍，需要 由几家家属合资建一个小房间。许多记载说，女尼平时在家居住，每天定时去寺庙念经和祈祷。而对于那些驻寺的尼姑来讲， 念经以及为他人闭斋，是主要收入来源，报酬有时候与几碗酥油茶相当。
江孜尼姑寺在县城里有两个小店面，尼姑们闲时织卡垫、做手工，加上香火钱，一年有六七万元收入。就这样，一点 点的积累，占地700多平方米的寺庙，房舍俨然。
尼姑寺坐北朝南，有一条小河从寺前蜿蜒而过。为了浇树，尼姑们筑了几道小坝囤水，然后用电泵把水提到山上，再 浇下来。每个月浇水的电费平均近2000元，一年浇水、购买和维修电泵的开支，则要两万元。
不过，刚开始种树时，尼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电费。附近的百姓觉得她们接受了政府的要求，不安心佛事，出 来搞毫无关系的绿化，就有些不恭敬的意见。
但是过了两年，他们却发现山脚下的这片树林，是风沙天里最舒服的地方。
旦增欧珠说，现在江孜的其他大寺庙比如白居寺，都开始动员僧人种树，但能得到自治区先进绿化单位的还只有这座 小尼姑寺。不久前，自治区领导来江孜尼姑寺，临走时对县里提了两个要求：一是尽快解决种树浇水的电费问题，二是尽快建 个围栏，防止群众挂经幡损害树木。
佛教最初在西藏传播的艰难日子里，意希措甲曾经给了莲花生坚强的支持。莲花生大师专门用诗歌赞扬她，其中的一 句说：“现在，你已随心所欲地有了成就，但要努力造福于他人。”改则宗本家的女人
改则宗本家的女人没有因为我是牧主的女儿刁难过我，现在家里都是女性说了算
80岁的德庆卓玛出生在改则县。那里是西藏阿里地区东部，藏北高原腹地。
清顺治年间，改则境内先后形成了改则本、帮巴、色果三大部落。经过随后的混战和来自拉萨的调停、管理，到20 世纪20年代，改则本成为当地最强大的力量，改则本头人被拉萨封为世袭四品官，管辖改则。
德庆卓玛就出生在这个新兴的贵族家庭里。
贵族家是讲骨头的
我叫德庆卓玛，我的外公是阿里改则宗本。改则宗就是现在的改则县，宗本相当于县长，其实就是阿里的一个牧区长 。
改则宗本是祖先传下来的。在阿里，都说我们家是格萨尔王的后代。改则宗本是四品官，过去从四品开始是上等官员 ，贵族想当四品官都要有高贵的血统。在全西藏牧区的宗本里，只有阿里改则宗本是四品官。每年的新年第三天，达赖喇嘛要 穿新的僧袍，就是由我们家和山南阿加里王的后人一起服侍他。
我妈妈是老改则宗本的女儿，她嫁给了昌都的头人。这是贵族之间的婚姻。我一岁时爸爸就因病去世了。没有了丈夫 ，女人在婆家就失去了依靠，妈妈只好回到改则宗本家。我舅舅已经继承了改则宗本，我和妈妈一直生活在他家，和爸爸家再 没有联系过。
西藏的贵族都在乡下有土地，在拉萨有房子。阿里原来都是帐篷，只有改则宗本家有房子。房子一共有100多根柱 子，木料都是从巴基斯坦、印度运来的。
我们家有几万只牛羊，但是这些都比不上我们家的特殊权力。阿里改则宗本家是有权力自己决定刑罚而不用上报的， 遇到打仗征兵的时候我们不想让谁去，就可以不去。我们不给西藏政府交税，但是要给色拉寺交差。
在改则宗本家，女孩很自在。我们是牧区来的，连说话的敬语都没有拉萨那么长。我和舅舅家的两个男孩一起上学， 10岁的时候还去印度噶伦堡的学校学习，因为母亲生病才回到拉萨。西藏贵族家的女孩从小在吃穿上和男孩是一样的，
我读书读得不好，喜欢玩。因为大人是不管我学习的，女孩早晚要嫁给别人，生了孩子是别人家的，不能继承自己家 的官位。
西藏的贵族家庭是讲骨头的，男孩的骨头是自己家的。我舅舅他们都很喜欢我，但是我和男孩们还是不一样。
没有因为我是牧主的女儿刁难过我
我17岁的时候，嫁给了在国民党办的小学当老师的一个汉人。
为什么嫁给汉人呢？在西藏，女人结婚后生活很痛苦，哪怕你是从贵族家里出来的，也要侍奉公公婆婆，规矩多得很 ，其实和仆人差不多。我们家人怕我嫁给藏人吃不了这些苦，加上我有一个姨是嫁给汉人的，他们觉得这样我可以享福。但是 ，我开始也不知道要嫁给大我八九岁的汉人，就是家里包办的。
后来西藏发生驱逐汉人的事件，我虽然是藏人，也只好跟丈夫离开西藏。1950年我们到了重庆，我丈夫被抓走了 。
有人告诉我，我丈夫是特务。这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我每个星期都去看他，一直到1951年，我也不知道 他被带到哪去了，再没有见过他。
这时民委找到我，让我去工作。在西藏，好像西康、巴塘1951年有藏族女同志参加工作，但拉萨、阿里、日喀则 这些前藏、后藏地区，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我去了西南野战文工团。
1951年初，我加入了共青团。出身我填的是牧主，我这一辈子从来没隐瞒过出身。有同志就问牧主是什么，是不 是和地主差不多，我说那就是差不多吧。政审也通过了，没有因为我是牧主的女儿刁难过我。可能因为我是藏族吧，这在当时 ，特殊得不得了。
入了共青团以后，我参加了西南少数民族慰问团去了朝鲜。我是唯一的藏族团员，战士们知道以后可高兴了。我给大 家唱藏族歌，战士们抱着我哭啊。从朝鲜回来，我在西南军区当翻译，见到了贺龙、邓小平、陈明义。
1951年，有个巴塘人告诉我，说中央在和西藏谈判，可能要解放西藏了。那时候我已经到西南军区广播电台当播 音员。一天上午，他们把翻译过来的新闻稿拿给我，就是说西藏和平解放。那时西藏还没有广播电台，都是收听西南军区广播 。
后来斯大林去世这些消息也是我播的。现在算起来，我其实是藏族第一个女播音员。
《甘珠尔》经和佛像被叛匪抢走
到了第二年，我调到北京的中央台国际部工作，和夏青、齐越他们同事。我们组里还有回族、蒙古族，加上我是藏族 ，民族不同但关系很好。
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我的第二个丈夫嘉措顿珠给他当翻译。嘉措顿珠和我是自由恋爱，邓小平还专门调查 了他家的情况，然后告诉我，他学问好，就是脾气不太好。我们结婚的时候，邓小平、贺龙他们都来了，还是民委出钱办的婚 礼。
1959年，我在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当老师。有一天早上广播突然让紧急集合，说西藏发生了叛乱。
在那之前，我舅舅有些犹豫，他本来是个很果断的人，但是贵族们都怕失去土地。我们回西藏动员他、劝他，他决定 站在共产党这边。
叛乱的时候，舅舅在拉萨，他让佣人把哈达绑在棍子上伸出去。拉萨叛乱平息以后，他回到了阿里，让牧民把枪都交 出来，有80多支。他们把枪和子弹都送到专区，但是回来的路上，舅舅得病去世了。
后来，附近寺庙的僧人到我们家去抢东西。叛匪也来了，有200多人，他们说我们家是改则宗本那赤，就是黑心的 改则宗本。我们家的人都在，但是枪都交出去了。他们把门打破冲进来，把我们家的《甘珠尔》经和佛像都抢走了。
翻译“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出错
舅舅有两个儿子。民主改革后，就没有改则宗本了。
他们家的大儿子次旺贡布本来娶了一个附近头人的女儿，难产死了。以前妇女不能在帐房里生孩子，只能在牛棚或者 羊圈里。次旺贡布后来在拉萨遇到了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带回了阿里。她父亲是朗县人，在拉萨当佣人。这和我们家地位差 距很大。她嫁来的时候，也没有带任何东西。
舅舅一家人都反对，没给他们举行婚礼。她和佣人一起干活、挤奶，只能在厨房里吃饭。后来过了很多年，她生了孩 子，处境才慢慢好起来。
1957年，我从咸阳回到拉萨探亲，拉萨有线广播站成立，我就留下来当了一年多站长，那是现在的自治区电台的 前身。当时工委的宣传部、报社、印刷厂、有线广播站都在东边一个原来头人的房子里，地方很小。我们在有线广播站，白天 铺设电线架喇叭，晚上电线就被人剪断了。因为人少，我还在社会部工作，就是现在的公安局。统战部有事情，也过去帮忙。
到了“文革”，我翻译“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些话时出错了，挨了批斗。
那时我暗自发誓，再不写汉字了。后来我被送到林芝的学习班，写检查，调查我的历史。
这时候，我家在阿里的人也被批判，全县的人都去批斗次旺贡布。弟媳说，民主改革的时候，他们留下了羊和酥油， 其他的都分给了老百姓。
次旺贡布37岁时就死了。他妻子没有工作，有6个孩子，白天去当小工，晚上给别人做衣服养家，很苦。我舅妈就 让她嫁给次旺贡布的弟弟。
现在家里都是女性说了算
我和第二个丈夫在林芝的学习班，内查外调了很长时间，最后说只是出身不好。后来就要分配我们去成都的民族出版 社工作。我不想离开西藏，但是他想去。我们因为这个事情吵得很厉害，最后离婚。我被分配到了粮食局，90年代身体不好 ，就退休了。
我的大女儿找了一个天津人，他们是自由恋爱。我们家现在是普通人家。外孙女出国留学了，现在不靠家里有钱，学 习好就可以出国。
今年民主改革已经50年了，女性有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上不说，在家里都是女性说了算。
现在我很满足。藏族是不过生日的，只有80岁和100岁除外。你们看我后背衣服上的图案，有太阳和佛印，保佑 我和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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