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人们不断地从她的作品中解读和猜测她本人的模样。在她的时代里，她身边的人与身后社会，都没有胆量接纳这个人内心的自白。4月8日，张爱玲封存数十年的小说《小团圆》在大陆出版，这是迄今最接近张真实生活的小说。却让“张学”研究者陷入了尴尬和两难。张爱玲姑姑做"剩女"到极致 比惜春还受伤
张爱玲
《小团圆》：张爱玲的真实拼图
张爱玲的“真实拼图”
《小团圆》的60年命运流转
张爱玲一直试图向人们剖析自己，但她的挚友和身后的社会都选择了拒绝。30多年后，却是一个与她毫不相干的人为她实现了。
如果张爱玲再逃避一点自我，如果世俗再苛刻一点，如果遗嘱的继承者再忠诚一些……那就肯定没有这部《小团圆》了。
今天的人们都钻进了《小团圆》现实与虚构的迷宫里走不出来，却忽略了对于一部小说的初衷。
从1944年与胡兰成完婚那年开始，到张离世，目前已知，张爱玲写过长长短短八部“自传”。她一直未放弃向人剖析自己，只是在她的时代里，她身边的人们与身后社会，都没有胆量接纳这个人内心的自白。
这期间的60年，我们既看到了《小团圆》的命运，也看到了作家和环境的格格不入。
张爱玲的“自传”情结
如今，张迷们都热捧《小团圆》，把它当作打开张爱玲神秘内心世界的通道。而其实，张爱玲乐于在笔下写自己身边的事，从很早就开始了。
1944年是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一年，她出版了小说集《传奇》，其中一篇《花调》中，她影射舅舅是一个“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被舅舅看出来，气得够呛。
索性她就不管不顾了，在两篇散文《烬余录》和《私语》中，张爱玲第一次以第一人称写了自己。
前者回忆了两年前她在香港读书时——空战时期的人与事。她在文中说，“还没弄清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战争就结束了。”对于战争，她有的只是调侃却不见恐慌。她甚至写了他们学习日语的经过，搞笑的成分盖住了人们对于羞耻的联想。
无怪乎龙应台看了骂她冷血。
而《私语》就更加直白了，张爱玲直接把自己的家庭交代清楚。父亲与继母终日在烟榻上消磨，父亲如何关了她半年禁闭，她又是怎样侥幸逃脱。
似是随手拈来，却让读者看得惊心动魄，这是怎样的家庭啊。24岁的张爱玲，突然自顾自开始了怅惘的童年追忆，追其理由，应与胡兰成有关。
这年，他们二人完婚。
张爱玲离开与自己同住两年的姑姑，开始了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既要兼职畅销书女作家，又要思量如何精打细算过日。公开审视过去，或许因为幸福的新家让她想彻底告别那些困扰她的阴影。
随后，张爱玲又试图通过小说来写自己，这是已经失传的《描金凤》。这本是一个戏名，又名《错姻缘》。
1946年的一些报道中记录了张爱玲正在创作《描金凤》的消息。虽然对其内容不得而知，但文化学者止庵后来在《小团圆》中看到有关《描金凤》的描写，这使他推测《描金凤》就是《小团圆》的前身。
此时的张爱玲，既要面对抗战胜利的转折，又要应对突如其来的婚姻危机，她不得不搁笔。
1947年，她又发表了小说《华丽缘》，副题是“一个行头考究的爱情故事”。小说名字却让人第一个联想她与胡兰成3年婚姻住的那个叫华丽园的院子。而小说的内容也与某个多情男子的糊涂情事有关。
而这一年，两人离婚，就此恩断义绝。张爱玲写这篇小说的意思不说自明。
文化学者止庵还发现，《小团圆》中第9章的结尾竟与《华丽缘》如出一辙。
1975年，张爱玲在给好朋友、著名翻译家宋淇的信中表示，因为台湾一个叫朱西宁的作家想以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来写她的自传，让她隔了20多年，又动了写自传小说的念头。这就是《小团圆》。
写《小团圆》的同期，张爱玲还出版了《对照记》，这本书中公开了张爱玲家庭里许多私密照片，结合此前的“自传”，读者看得真切。
那时张爱玲手中还有一个短篇小说，这就是被很多人当作胡张恋写照的《色·戒》。许多人都以为张爱玲写的是“郑萍如案”，听胡兰成讲的故事。1983年，宋淇接受采访时说明，这个故事是他说给张爱玲听的，那些学生就是他的母校燕京大学一些人的真事。而被张爱玲拿去后，换了人马还贴上历史事件，倒越说越像那么回事。
张爱玲晚年，还写了两部英文版的自传性质小说，分别是“The book of change”(易经)和“The fall of the pagoda”(坠塔)。
据看过小说的人告诉止庵：这两部英文小说基本可以看作是《小团圆》的前传。
晚年独居在美国的张爱玲，发了疯似地反复写自传。凝聚心血的《小团圆》未能发表、似乎成了她心头一块放不下的石头。在台湾作家南方朔看来，也许是张学研究热的兴起，让她太急于解释自己了。
1995年，张爱玲被发现在美国的公寓内孤独死去，她的书桌上还摊开着一直未予发表、反复修改的《小团圆》。
改变命运的6页长信
1952年，张爱玲移居香港，为了维持生活，她应聘到美国新闻处做翻译。
彼时，张爱玲已经名气不小。同在新闻处做翻译的邝文美看到张的名字惊喜不已。后来，同样是上海人的两人成了要好的同事。
这时的张爱玲正处于人生与创作的低潮期，每日深居简出，连旧时文坛之友也不见，默默无闻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那段时间，邝文美常陪张爱玲在女青年会的小房间里聊天，但每到晚上7点多，张爱玲便会催邝文美回家陪家人。
邝文美的丈夫宋淇也与张爱玲交好，他毕业于燕京大学比较文学系，与周汝昌、赵冈等人并称七大《红楼梦》专家。是他把张爱玲引进电影界，开拓了她写剧本的路子。
1955年，张爱玲搭乘邮轮离开香港，前往美国，到码头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船一到日本，她就寄出一封6页长信，向宋淇夫妇诉说离别之情。
正是这种信赖，让张爱玲到了美国，也一直保持着与宋淇夫妇的通信，一直持续了40余年。在信中不仅沟通稿件，商量出版事宜，就连做件旗袍，都要与邝文美在信中商量尺寸。那段时间，宋淇夫妇相当于成了张爱玲在大陆的文学顾问与经纪人。张爱玲赴美后的作品，大部分经手于宋淇夫妇。
张爱玲与美国剧作家赖雅结婚后，两人无正式的工作，生活拮据。张爱玲几次到香港来做一些写剧本的工作，有时困窘到连回程的路费都掏不出，借住在宋淇家，又害了眼病，无钱医治，皆由宋淇夫妇资助。
1967年，第二任丈夫去世，1973年，张爱玲定居洛杉矶，忙于完成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1975年7月18日开始，她突然给宋淇夫妇连去多封信，表示她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小团圆》，信中她并不讳言说写书动机与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有直接关系。
匆匆几个月，18万字的书稿就成稿寄到宋宅，宋淇于1976年4月28日给张爱玲去了一封6页的长信，表示对这本书稿内容的种种担忧。
其一这本书自传性质过于明显，怕在彼时政治气氛下的台湾，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做出攻击；其二影射胡兰成也过于明显，而此时胡兰成正在台湾寻求翻身，这不是正给了他大出风头的良机？迟来的《小团圆》震荡
宋淇提出，此书必须大改才有可能出版，否则他与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平鑫涛都不愿就此自毁长城。
宋淇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70年代，张爱玲在台湾的名气居高不下。1974年，胡兰成到台湾文化学院任教，两年后在台湾再版《今生今世》，不仅在文中大谈张爱玲，连书的扉页上都拿张爱玲做广告，“较劲道，比本领，他彻底被击败了。但是，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
一个叫唐文标的人，还收集到了所有上海沦陷时期有关张爱玲的出版资料，出版了一册383页厚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
从那时开始，人们似乎在乎张爱玲本身，更甚于在乎她的书了，研究张爱玲的人越来越多。但彼时的社会宽容度并未有太大改变。
此时若推出一部高度自传性质的小说，宋淇担心会引起轩然大波，再加上胡兰成的推波助澜，怕张爱玲连最后一块中文市场都丢了。
长期独自生活，自觉不熟悉政治，内心也忧虑引起风波的张爱玲听取了宋淇的意见，开始着手修改，这一改就是20年，直到1993、1994年，她仍与宋淇通信，在讨论这本书的修改。
而《小团圆》不能发表，对张爱玲打击很大，她几乎放弃了小说的写作。
进入90年代，她的精神每况愈下，总感觉自己随时会死去。于是1992年3月12日，她在给宋淇的信中，附上了遗嘱正本，“所有遗产赠给宋淇与邝文美夫妇；遗体立即火化，骨灰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随后在附随的信上张爱玲还提及“《小团圆》小说要销毁”。
3年后，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孤独去世。她的遗物，是40个装满文稿、书信、证件与生活用品的箱子。这些遗物飘洋过海，到达她指定的继承人——在香港的宋淇夫妇。
宋淇在次年也匆匆离世，据儿子宋以朗的叙述，邝文美迟迟没决定《小团圆》的去向，患得患失，只把手稿搁在一旁。到了2007年，她也去世了，并未对《小团圆》有交代。
就这么，这三人把《小团圆》的难题留给了一个不相干的人。宋以朗，“不相关”的出版人
宋以朗真正是个事外之人，他至今没认真看过张爱玲的作品，也对张爱玲并不“感冒”——不过是他父母的一个老朋友而已。
他留美30年，念到统计学博士，是个标准的理科生。曾任全球第二大统计公司KMR的顾问，目前供职于一家媒体调查公司任分析员。之前他在美国的生活，像个牛仔一样到处漂泊，一个人从东部到西部，从南走到北，白天游览，晚上就睡在车里，好不潇洒。甚至连婚姻也不要了，至今单身。
他的家在纽约，但因为母亲邝文美病重，2003年底他返港照顾母亲。
直到母亲去世，2007年末他成为了张爱玲遗产继承行使人，他才逐渐进入张爱玲的世界，开始关注那些遗物，此前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些破箱子。
此前，宋淇夫妇已将遗物大部分转交给台湾的皇冠出版社保管，只留一些他们与张爱玲来往书信在家中。
在整理张的遗物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大量被忽略的文稿。2008年底，他偶然发现长篇散文《重返边城》的中文版手稿，署名“张爱玲”。
这在近年已少有遗作发现的“张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前，人们一直以为《重返边城》只有英文版。
随后他又发现了从未发表过的英文小说《易经》和《坠塔》。到底那些遗物中还隐藏着多少文稿，恐怕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宋以朗还有个身份，是资深媒体人，他的博客“东南西北”，专门翻译国内每日更新的新闻及博文。
这让人们几乎忘了他与张爱玲的关系，而他却又经常在一些关键时刻跳出来，仿佛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张爱玲。
2007年10月，电影《色·戒》在台首映一个月后，正是人们茶余饭后大谈特谈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在香港大学举办了一个“张爱玲的香港传奇(1939-1941)”展览，首次展出张爱玲众多遗物，包括《色·戒》的中文手稿，引起轰动。
那时，电影《色·戒》让许多人站出来批评张爱玲的“美化汉奸”之嫌。宋以朗找出经宋淇多次指点过的、张的自辩文《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并及时发表。那句“小说写反派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他们的内心？”道尽所有。
今年1月，内地著名研究张爱玲的学者陈子善跟宋以朗见过一次面，两人在闲聊中，宋以朗把她母亲当年整理的、几段张爱玲说的话给陈子善看，很是精彩，陈子善当时随口说了一句：“这个材料很好，你整理出来是不是想公开发表啊？”宋以朗回答：“现在这个东西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发表。”陈子善很敏感，马上追问：是不是《小团圆》？宋以朗很有趣，他笑而不答，表示，“现在还不是说的时候。我现在能说的就是，我做出这个决定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个决定。”
陈子善后来告诉记者，研究多年，他一直以为手稿不见了。而止庵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和文章中呼吁，《小团圆》应该出版。
其实，《小团圆》手稿一直在台湾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的保险柜里放着。宋以朗在接手张爱玲遗产后，大部分人都建议他不要销毁。
于是，他开始阅读上一代人在40年内的通信，他们写了超过600封信，长达40万字。在其中，他找到了《小团圆》的来龙去脉，同时他还发现，虽然1992年在遗嘱附信中表示要销毁，但之后，张爱玲还与皇冠两位编辑就出版问题又有讨论。
皇冠出版社1993年出版了张爱玲的系列文集。一直出到第14本，每一本书上都有《小团圆》的预告。到第15本时，恰逢张爱玲去世，预告就去掉了。
宋以朗决定冒险出版《小团圆》，他把根据写在了前言中，“当年若非宋淇把关，指出胡兰成与台湾政治情况的问题，《小团圆》早已在1976年发表了。既然这些问题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我便决定直接发表当时的原稿，不作任何删改。”
《小团圆》由此与公众见面，迟到了33年，阴差阳错，令人唏嘘。
迟来的《小团圆》震荡
今年2月23日，台湾香港陆续出版了《小团圆》，内地版虽然4月8日发售，但许多人已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港版，这本书引起两岸三地的齐齐震动，宋以朗迅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此前，宋淇夫妇的关注度并不高。即使从2004年开始，宋家就与台湾皇冠出版社推出了张爱玲的几部遗作——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短文《郁金香》和散文《重返边城》。
小说果然被大量的张迷对号入座，天涯社区八卦江湖里，一直有张迷发贴“雷叹”
《小团圆》之八卦，其中关于张爱玲家中同性恋、乱伦恋等种种事情让人大跌眼镜，直呼这本书把张爱玲写得太直白，破坏了张爱玲多年来如女神一般的形象。
而因张爱玲曾表示销毁此书的意图，宋以朗被打上了“背叛”之名。
声讨派中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张小虹，公开倡议大家拒买、拒读、拒评《小团圆》，聊表对张爱玲写作生涯最基本的敬意。
然而，更多的张学研究者表示了对宋以朗此举的击节赞赏。陈子善的态度比宋以朗更加坚决，哪怕这真的是遗嘱，他也认为也应该发表。
既往的张爱玲研究都是基于一些少得可怜的公开文献，资料最详尽的竟然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无怪乎，张爱玲这么着急出版《小团圆》。
止庵是内地版的校订顾问，他最早看到《小团圆》，看罢第一感觉就是——做张学研究的一些人要比较为难了。
《小团圆》有个特点，以女主角九莉的心理活动为主，对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其他人物，只采取外观的活动记录。也就是说，这是一部记述大量张爱玲内心活动的小说，从中能看出她对这些人物的好恶。
这就给“张学”研究者们带来一个难题，对于过去多年既有的文献资料，是信还是不信呢？而回头看《小团圆》，也不能完全当作张爱玲的自传来看。现在就出现了一个两边无法求证的状态。
出书前就预料到会引起争议的宋以朗，写了一篇7000字的前言，放在《小团圆》书中。出版后，他未料到竟惹得如此大的震动，3月20日，他又在自己的博客“东南西北”上发表了《小团圆》的后记。把张爱玲的遗嘱和部分手稿扫描了通通放在网上，供网友质疑。
在文章的最后，这个已经60岁的男子语气激动地写道，“看到今天种种坊间流言及激辩，再回想一下家父当年的顾虑，我只有啼笑皆非。对上一代来说，人言的确可畏，甚至可畏得会扼杀创作。现在的批评声音，虽不足以令我畏惧，但已足够令我明白《小团圆》若在1976年出版，张爱玲将要承受多大的精神压力甚至实际损失了。”
台湾皇冠文化总编辑卢春旭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证实，小团圆的版税将完全付给宋以朗，目前知悉宋以朗会在明年张爱玲去世15周年之际，捐出部分版税给香港大学设立张爱玲基金会。一本书与一段缘
说不上哪个人描述得更真实，却是张胡两个人对一段情分明的态度
把小说不当小说来读，这差不多是《小团圆》如今未售先火的原因。
当然这也是张爱玲的目的或者说是不得已的悲哀。
而最先把张爱玲拉入这个陷阱的，还是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这本书完成于1959年，书里胡兰成描述了和自己有关系的八个女人。这本书打从一出生就充满着争议，因为它离那八个女人的时代太近了。与其说是“高山大海不可以儿女私情”的诉说，倒不如说是一种沾沾自喜的回味。
这大概就是一段缘在胡张之间的区别。
在这本书尚未付梓的1958年，胡兰成就把《今生今世》的上卷寄给了张爱玲。没人知道这个男人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张爱玲的回复显得异常平静——“你的信和书都收到了，非常感谢。我不想写信，请你原谅。”
或许在更早的11年前，张就在信里已经回复了，“我已经不喜欢你了。”
对于这个人，那段情，张爱玲也始终没有放下，她心里揣着《小团圆》走过了晚年。她自己本来也就没把它当作小说来写，而是一本影射体的自传。
而对于张爱玲的传记作者们，却是矛盾得很，他们大多爱张至深，恨胡要死，但他们此前能获得所有有关这段感情的材料，竟然全部来自胡兰成的《今生今世》。
让一个讨厌的人来描述自己爱的人，这差不多是张爱玲传记作家们最纠结的一点。
《小团圆》出版后，他们至少可以这样写了：
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两人于1943年认识，次年结婚，彼时张23岁，胡35岁)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影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这个事实，在《今生今世》里是胡兰成的忘不了，是张爱玲的放不下；而在《小团圆》里，这只是真实的还债。只是因邵之雍(胡兰成)此前给了盛九莉(张爱玲)很多钱。只是“我欠你情，我还你债。”世俗到没有任何联想的余地。
再比如，胡兰成和张爱玲的婚书。所有的传记都照抄胡兰成的《今生今世》，说他们私下结婚，婚书上写道：胡兰成、张爱玲签定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前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则是胡兰成所撰。郎情妾意溢于言表。
而到了《小团圆》里，这一切就现实化了。主人公盛九莉老想跟邵之雍结婚，邵之雍总不妥协。邵说，给你写一个婚书就行了。结果，盛九莉就去买了，买了之后邵之雍说你怎么就买一张呀？然后就写了，就给她了，过后就搁箱子底，没有用。
张爱玲倒是有意规避了浪漫。
这是两本书最大的差别，一个是回忆录，一个是小说，真说不上哪个更真实，却是两个人对一段情分明的态度。
在胡兰成是有点沾沾自喜，而对于张爱玲则“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小说里她有一些话体现。比如现在那句像广告词一样的话，“这是一个热情故事，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是她对这段情最后的态度。
而《小团圆》里，却让读者看到了张爱玲掩饰不住的心。比如，盛九莉非常在乎婚姻，一直盯着两人的问题怎么办。后来，邵之雍给了她两份(与前妻的)离婚启事。离婚启事放在她面前，这个女人就忍住不乐，其实心中乐。
邵之雍看着盛九莉的脸说，你脸上有神光。九莉却说，那是涂的护肤油。
在文化学者止庵看来，这两个版本的胡张恋，最大的区别就是，之于胡兰成是雾里看花的浪漫，之于张爱玲是内心冰冷的人间化。
而台湾学者南方朔则认为，“胡腔”是一种过时了的民国文人的唯美空洞腔，而“张腔”则代表了一种西式的说真话态度。两相对比，他恨胡爱张，“难怪张爱玲要叫他无赖人”。
最关键的那块“拼图”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金锁记》
1975年～1976年，年过50的张爱玲完成“自白小说”《小团圆》后将其搁置一旁，继续着手写短篇小说《色·戒》。
《色·戒》来自于两个真实故事的拼贴，即上海的郑萍如刺杀汪伪政权高级官员丁默村事件，和老朋友宋淇给张讲述的天津一些年轻人刺杀汉奸的故事。
而作品一经出版，一些索隐派就认为，张爱玲极有可能曾经从胡兰成口中得知汉奸的内幕。更有人由胡兰成曾经的汉奸身份指出，女主角王佳芝身上带有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钱钟书曾这样描述作者与作品的关系：“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好吃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
然而几乎人人都想从张爱玲的作品中看清她本人的模样。张爱玲因用字的精练和疏离感，其作品被称为“纸上电影”，她在文章里同读者拉家常，但却始终保持一种距离感，不让外人窥测她的内心。加之她早年的传奇身世与晚年的深居简出，使人们更加钟情于将她笔下的人物与她本人进行比对和推演，试图最终拼贴出一个真实的张爱玲。
其实，自早期的《倾城之恋》等作品开始，张爱玲的每一部小说都从来不乏对她个人的各种臆测目光。在那些作品中，她些许带入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大家也由此拼出了张爱玲的大致轮廓：骄傲、聪明如白流苏，压抑、淡漠如曹七巧……
而在这幅张爱玲拼图上，唯独缺了她的自我反视和自我剖析。
现在，这个“拼图游戏”中最关键的一块——《小团圆》已经出现。
虽然很多研究者指出，张写《色·戒》主要是为了探讨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并没有更多的企图，但2009年《小团圆》的发表还是将这种揣度推向了顶峰——《小团圆》自传体的写作，以及序中刊载张的信中提及“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等等，无不让人浮想联翩。“张迷”们更发现，女主人公盛九莉的台词里，“这个人是真爱我的”一句话曾经一字不误地出现在《色·戒》中。
《小团圆》：一个更真实、更悲凉的张爱玲
与很多研究张爱玲的人一样，上海作家淳子也对张作品中的人物及她本人进行过深入探究，并且将张爱玲的“拼图”“拼”得像模像样。看完《小团圆》后，她发现，自己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可以印证的对白。小说里，盛九莉取出二两金子递给母亲：“那时候二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她母亲坚决地说：“我不要，”然后流下泪来。
读到这里，淳子号啕大哭。她找到了自己之前推断的“证据”，张爱玲果然一直都没有体会和原谅自己的母亲。“书里的张爱玲就是一向以来我研究、观察她作品的那个感觉，只是更悲凉。”
“我知道她一生是委屈的，只是不知道委屈到这种程度；知道她一生的每一种情感都是千疮百孔的，但是不知道这个黑洞是那么深、那么大。”淳子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认为，《小团圆》更为集中地展现了一个更为丰富的张爱玲。
在《小团圆》中，那些想进一步了解张爱玲的“张迷”们惊呼：看到的居然是这样一个张爱玲，她比以前所有作品的主人公更加复杂：她自卑而冷酷，焦虑而多疑。
《张爱玲传》作者、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在读《小团圆》时，常没来由地想起鲁迅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发现，小说中对自我的处理堪称“心狠手辣”，而写《小团圆》时的张爱玲也比早年时写作抛弃的东西多得多。“同样写母女关系的紧张，《私语》中尚有‘分寸’，此时再无顾忌。彼时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如炎樱、姑姑，下笔都有顾忌，此时都往透里写。”
小说中，盛九莉形容母亲“脸的轮廓消蚀掉一块，改变了眼睛与嘴的部位”，形容九莉的情人邵之雍最后“使她憎笑得要叫起来”。
“她有一份彻底，她下得了手。”余斌感慨地说。
陈子善认为，“到了这个年纪，张爱玲对人生的复杂性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整个小说中都是嘲讽的口吻——所有人，包括盛九莉自己，都在不断地分析自己、嘲讽自己。”拼出“真实”的张爱玲？
在这本自传性和私密性最强的《小团圆》中，张爱玲好像在迫不及待地要对自己的人生和作品做一个总结，所有与她家族及生活有关的人物影子都不难在里面被找到。
“从文本的角度看，这是一部自传性质非常强烈的‘私小说’和女性性心理小说，比起以前的作品，更为显著、夸张。”淳子说。于是，很多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冲动：恨不得使用电脑中的替换系统，把人物带到真实的历史人物身上去。
无疑，《小团圆》是迄今为止最接近最真实的张爱玲、也是张爱玲调动她生活积累最多的一本书。有了这一块，张爱玲的形象拼图眼看就要拼接完整。
但是，盛九莉真的是张爱玲么？陈子善对此甚为疑惑。
和其他读者不同，由于亲眼见过张爱玲笔下的一些角色，陈子善在阅读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有一种与真实比对的心理，“在感情上，我会碰到这样的困惑：她这么写她姑姑，有什么依据？”
80年代末，陈子善曾经多次登门拜访张爱玲的姑姑，他看到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人”。虽然由于年龄和身体问题，她当时已经不得不卧床，但是总的来说精神还是很好。
一次，陈子善直截了当地问姑姑：“对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接触，当时你是什么态度？”她回答说：“很简单啊，我不干涉他们。胡兰成来了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就到我房间里去，让他们呆在一起说话。我不可能呆在边上，好像监视他们一样。”
“她的意思也就是说，张爱玲已经成年了，有权利决定自己把握私人事情和情感问题，她不表态：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陈子善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小说里的描写则跟他的印象有很大出入。姑姑“楚娣”不断地从她的眼光来看待盛九莉与邵之雍的恋情，并发表意见。
陈子善不知道自己是应该相信小说，还是相信自己听到的。有时候，他也会回过头去考虑张爱玲的整体构思：“她所写的姑姑是青年到中年，而我看到的是一个老人，差距很大。或者，也有可能当时对胡兰成的形象还很敏感，她不好说。”“但是，毕竟她姑姑给我的印象同小说里还是不一样的。”
对这份疑惑，陈子善思考了很久。最后他得出结论：小说就是小说。“西方文艺理论都认为，小说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小团圆》中是有许多真实人物的影子，但是不能把角色与现实画等号。别说是小说，就算是历史著作，不也不可能完全真实么？”
他认为，小说中的情节很难说究竟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有多少又是以真实为基础重新构思的。“更多的细节无法证实。从《小团圆》还原真实人物不但不可能，而且也很危险，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因为可能人家极有可能就不是这样的情况。”
对《小团圆》中揭露出来的“张爱玲”，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并没有太多惊喜，但张爱玲如此强烈的“自传冲动”还是令他稍感意外。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书中情节与她的经历丝丝入扣，以至这本书你想不把它当自传都难，“与之前的作品将‘小说冲动’放在第一位不同，《小团圆》的自传冲动已然压倒了‘小说’。”
张爱玲研究专家金宏达认为，这与张爱玲当时在美国时的创作窘境有关系。“很显然，她的创作其实是不大有出路了。写自己熟知的东西，既是她的好处，也是她的危机所在。后来，只好拿自己的经历做文章，吸引华人世界读者的注意。可以说，盛九莉就是她自己。这是一一对号入座的事情。”
金宏达对本刊说，由于张爱玲的创作无法打入美国的主流文学，那里的生活也不能提供给她更多的创作素材，她只好把自己的作品改成英文，又将《金锁记》改成《怨女》。六七十年代，她甚至为了迎合市场想要写少帅张学良，接着还想研究丁玲。
究竟，《小团圆》里透露出多少真实张爱玲的信息，而真实的张爱玲又该是什么样的？要完全拼好张爱玲这块图，恐怕单凭一个《小团圆》还远远不够。
“拼图”的人们：还原真实或是制造传奇？
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论是张爱玲在上海的生活，还是离开中国，至最后去世，关于张爱玲其人及经历的种种猜测和想象都不曾减弱。
自“张爱玲热”由海外和港台蔓延至大陆的20多年来，大陆的众多出版社总共推出了有关张爱玲的图书百余部，其中各式各样的张爱玲传记就有10余部；除了作品被频频改编成影视作品、话剧外，她本人的经历也被数次搬上了影视。
从1993年就开始研究张爱玲的上海女作家淳子对本刊表示，“在张爱玲巅峰期过后的漫长时间里，更像是别人不断地在书写张爱玲，把她书写成了一个传奇。”
为什么偏偏是对张爱玲如此？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对本刊指出，“张爱玲是倾向于充分利用个人经验一型的作家，不大有‘天马行空’的想象，而她虽曾声明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抱‘私家禁地，请勿践踏’的态度，《流言》中却也披露了不少自传材料。”这样的作品创作方式当然让人们对“索隐”更加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弟弟有一句非常到位的评价：“我姐姐的作品都各有其本。”本即“出处”，张爱玲的小说多和她极其有限的个人经历有关，从《传奇》到《同学少年都不贱》，大都有其“本”事。
此外，张爱玲传奇般的身世和恋爱经历，英国贵族般的缄默，中老年时期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以及80年代文学史家“发掘”出张爱玲后，并将其经典化之前，她给中国大陆读者留下的神秘印象，甚至于她悄然避世和无声的离世，恐怕都为大众的好奇心增添了砝码。
总之，90年代以后，张爱玲迅速成为最醒目的文化商品和文化符号。“人们已经把她当作一个另类人物传奇化了，喜欢在作品中推演她的生平行状也不足为奇。”金宏达对本刊说。
金宏达曾经撰文将李安等人列为 “索隐派”。他指出，有的人过于刻意地去作品里面找张爱玲个人的影子，这实际上有些虚夸，比如《色·戒》，明明张爱玲自己说她的企图就是要尝试写反面人物的内心世界，硬说她是写胡、张之恋，这是不对的。
这种“索隐”所造成的后果是，很多人对张爱玲其人的兴趣已经远远超过了她作为小说家的身份。余斌对“张爱玲热”中的一股“偷窥欲”已有些反感，“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出版后注定了要被作对号入座式的消费”。
据悉，在港台面世一个多月来，《小团圆》即连登各大书店的畅销榜榜首，并已准备再版。
《小团圆》出版后不到一月，3月22日，香港大学便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讨论会，华东大学教授陈子善、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李欧梵等张爱玲研究专家均有出席，主题是“从《小团圆》再看张爱玲”。4月9日，香港大学将再举办一场名为“张爱玲：浪漫的两种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半个多世纪的传奇
40年代：她拨动了落寞的心弦
20世纪40年代，大陆出现了第一次‘张爱玲热’，也就是张爱玲创作其《传奇》《流言》的时期。
1943年，张爱玲身在“沦陷期”的上海。她在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一鸣惊人，这年她23岁，与曹禺十年前发表《雷雨》时同岁。
1943年和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两年的时间里，她在《紫罗兰》《杂志》《天地》《古今》和柯灵新接编的《万象》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发表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
著名翻译家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发表了重要的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称赞张爱玲的小说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里，文艺园地里探出头来的奇花异卉”。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张爱玲非常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写出了人性的悲凉，很能拨动战时市民读者落寞的心弦。”谈起40年代张爱玲的走红，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与40年代前期上海的文化环境有关。“当时这个大都市成为沦陷区，其中租界部分又如同孤岛，左翼文化风光不再，大量青年读者流失，于是商业文化更加凸显，以市民读者为主的通俗文学得到充分发展的大好时机。一路走言情通俗的张爱玲可以说适逢其时。”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余斌是《张爱玲传》的著者，余斌很“惊艳”于她文字的撩拨性，她的人生悲剧感、观人观世的角度，以及狭而深的“世界”。
50～70年代：“张潮”从台湾“刮”至香港
“张爱玲热”后来在香港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台湾“带起来”的。
张爱玲被香港读者熟知，始于1954年。“她的小说集《传奇》在香港由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重印，销路颇广。”香港岭南大学教授梁秉均回忆。
但那时张只是作为众多大陆作家中的一位被香港读者接受，并无十分特别之处。
待“张爱玲热”在香港形成气候，已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
海峡对岸的台湾，虽然1966年皇冠出版社才出版第一本张爱玲小说《怨女》，比香港晚了十年，但台湾却立即对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我为了了解张爱玲的家世，花大钱读了很多清朝的笔记小说。我们是这样崇拜一个人的。”《亚洲周刊》主笔南方朔在3月22日的文化论坛上如此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迷恋”张爱玲的日子。
“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多年以后，“皇冠”创始人、琼瑶丈夫的平鑫涛，在自己的自传《逆流而上》中，回忆了“皇冠”和张爱玲的结缘。
1968年，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半生缘》，香港《星岛晚报》也同时进行连载；1969年，皇冠又接连出版了《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至此，“张爱玲热”开始在台、港两地正式掀起。各类研究张爱玲的学术著作也层出不穷，台湾大学唐文标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她是华文世界最传奇的作家。”这是台湾皇冠出版社的官方网站“皇冠读乐网”上对张爱玲的评价。自1966年到2009年的《小团圆》，张爱玲在台湾出版的22本著作均是由“皇冠”独家出版，它对推动‘张爱玲热’在台港的兴起，功不可没。
“国民党威权时期，共产党的书他们不能看，鲁迅的书、沈从文的书不能看，只有张爱玲的书可以看。而且张爱玲确实也不错，所以他们当然接受张爱玲了。”张爱玲研究专家、华东师大教授陈子善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而台湾作家林俊颖认为，“张爱玲是流着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她与其念兹在兹、全力描述的上海与香港，为台湾读者共同建构了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的‘想象中国’。”
台湾人有多“迷”张爱玲？当时的“垃圾事件”可为依证。1955年张爱玲迁居美国之后，台湾女记者戴文采为了获得独家消息，不惜在张的寓所边上，用每月380美元的价钱租房居住，对张爱玲进行全程“跟踪”。她甚至“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以便分析出张的行踪喜好，她还将淘垃圾记撰文发表。在台湾轰动一时。
受到台湾“张爱玲热”的影响，香港各界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张爱玲在“华语文坛”的独特存在，根据张爱玲原著改编的各种形式的影视剧、舞台剧开始大量涌现。
有趣的是，香港、台湾两地不仅在掀起“张爱玲热”上争先恐后，举办张爱玲研讨会上也颇有“打擂台”的意味。继1996年台湾举办张爱玲国际学术研讨会后，2000年和2006年，香港也举办了两次大型的研讨会。2000年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中，第一场讨论便是：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80年代：大陆，迟到30年的“出土文物”
大陆的“张爱玲热”比港台晚了30年。
1985年，北大教师温儒敏和钱理群、吴福辉编写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张爱玲和周作人、沈从文、钱钟书等以前不能入史或者不被重视的作家进入了大陆的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迄今已经29次印刷，印数达到60多万本，是现代文学教学覆盖面最大的教材，很多学生就是从这本书中知道了张爱玲。
它也推动了大陆第二次“张爱玲”研究的全面展开。
“1978年在北大上研究生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温儒敏说。事实上，这位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时的作家，从50年代初之后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在大陆销声匿迹，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张爱玲的名字。而彼时的港台，张爱玲正在成为新的文学传奇。
谈起“张爱玲”从大陆文学语境里的“消失”，陈子善归结为政治环境的关系。直到2006年，原本要在上海召开的大陆唯一一次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却因“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最终没有开成。
温儒敏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有关。“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说。夏志清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张爱玲写进了中国文学史，并盛赞“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也还有几人在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
1984年，《读书》和《收获》杂志同时发表了作家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并刊登了张爱玲的成名作《倾城之恋》。自此，张爱玲像“出土文物”一般，浮出历史地表。
今日的传奇，已与张无关
如今，张爱玲在台、港、澳三地都有很多的拥趸，而接受的原因却各有所差异。
“最大的差异在大陆和台湾。台湾原先只认‘祖师奶奶’(张爱玲)，大陆原先只认‘祖师爷’(鲁迅)。”南京大学教授余斌觉得：“现在鲁迅在台湾早已不再‘地下’，张爱玲在大陆也已成为‘传奇’，不过因于历史的原因，张在港台是‘主流’，鲁迅在大陆是‘主流’。”
80年代学术界的研究带动了张爱玲著作在大陆的出版，从1986年出版社打着“研究和教学”的名义，小心翼翼出版，到盗版书籍的大量涌现，一发不可收拾。
而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在大陆大学校园里手捧《张爱玲文集》曾是一道时尚的风景，“张爱玲”变成某种趣味的象征而被争相仿效。当时文学界流行的新写实主义、“市民文学”甚至“小女人散文”中，也都依稀能看到张的影子。
1995年9月，张爱玲在美国逝世，“张爱玲热”达到高潮。那以后影视改编、或新作出版，一波接一波。据温儒敏统计，内地总共推出了近百种有关张爱玲的图书。
事实上，张爱玲已发表作品的创作时期就集中在1943～1945年，其后，她的创作开始下滑，抗战胜利后，她逐渐进入沉寂期，最终远走他乡，定居美国。可随着1968年后台湾掀起的、不断升温的张爱玲热潮，张爱玲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渐渐产生了类似于电影《大话西游》的后期效应——不仅其作品和主人公被无数研究者和粉丝乐此不疲地解读，她本人也被大家无休无止地进行臆想和猜测。
对于愈演愈烈的“张爱玲热”，不少学者很不以为然。“我反对打着迎合消费的旗号，糟蹋张爱玲。张爱玲的传奇不是要把张爱玲神化。”陈子善一再向记者强调。
“张爱玲的‘存在’很简单，就因为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或她的独一无二。”温儒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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