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公众人物、名人、15分钟名人、博出位者，被“明恋”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暗厌”。当信息量和信号的强度变得超出需求时，就会一看都烦、一听就笑。但讨厌的对象身上，也有你欠缺的正面品质。他们是这个时代的标尺，检阅着你的宽容、气度和自信。向最讨厌的人学习，也是学习型社会女人的应有之义。
讨厌是刹车，学习是油门
如何对待最讨厌的人？
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如何对待最讨厌的人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学，它既是关于自身的心灵学，也是关于他人的哲学思考，还是社会学意义的助推器、动力阀。
人的身上有两条虫：一条是可怜虫、一条是讨厌虫。可怜虫发作的时候带来怜悯，讨厌虫发作的时候带来反感和不喜欢。谚语说了上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它缺了下句：讨厌的人必有可学之处。
对讨厌机制的研究，心理学家说：“当我们讨厌某个人时，往往因为对方身上拥有和我们相同的缺点。”对方将我们的缺点暴露出来，所以我们也将讨厌他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是讨厌发生的秘密。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推翻了前人的经验，即优秀领导人身上一定具备卓越的品质，类似于“成功管理者的十大优点”云云。坚毅、勇敢、不屈不挠、决断力、情商高、沟通力、抗压力等美好词汇简直是领导人的化身，人们也一直这样认为，为什么对方是上司和老板，而自己是下属和打工者，是因为领导人身上具备自己所不具备的优良品质。错！德鲁克的研究发现，那些所谓全能类型的人，实在是太难找了，有个别虽然符合条件，表现出来却是工作效益极低。德鲁克发现卓越领导者之间的差别，就跟医生、教师和小提琴家等其他职业一样，有不同的类型，唯一的相同点是他们常常不具备赞美之词所描述的那样与众不同。
完美的化身是不存在的，人们必须面对与他人的种种不适。
讨厌：一种未被改良的社会情绪
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媒介社会的来临，不可避免地将人群按传播价值分级：最值得传播的群体、可传播的群体和受众群体。前两者在后者身上所造成的作用是“信号的放大”，当信息量和信号的强度变得超出人们的需求时，这个人就会变得“讨厌”了，看着都烦、可笑。
明星、公众人物、名人、15分钟名人、力图博出位者，或多或少，在被一部分人“明恋”的同时，也被另一部分人“暗厌”。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描述说：“每个人的自由只受一切人同样自由的限制。”这是他的“第一原理”。幸福的标准难以确定，就要寻找其他途径来间接的寻求。讨厌作为一种负情绪，受到媒体的暗示之后，便被释放出来，人们以自我为转播载体来对抗大众媒体的传播与表示不屑，以此寻求一种信息交流的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阶层与阶层之间的“讨厌模式”正在妨碍社会的进步。犹太人说过：“即便你是穷人，也应该站在富人堆里。”但当阶层逐渐清晰之后，优裕阶层在社会资源的分配和获取中，占有绝对优势，从而自发地使阶层趋向稳固，阶层之间的流动变得漫长而困难，富二代形成之后，在教育、职业、城市的选择上，中下阶层面临更难进入主流社会的问题。所以，为富人代言的房地产商任志强会成为买不起房者最讨厌的人，穷人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被指以道德代替经济学。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者和代言人，他们之间也相互讨厌，而没有采用学习的心态了解对方，倾听对方。
在民族主义者与全球化的背景之间，也存在这样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最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奥运会传递火炬期间，中国民众对法国人的不满，原因在于火炬传递在法国的受阻，从而引发中国人在北京抵制法国企业家乐福的一幕。这是典型的“互厌型”，它发生在中国人与法国人之间，甚至是国家级的事件。
除此之外，价值观、生活方式、认同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为模式。细数身边，总会有最讨厌的人存在。豆瓣网上有人建立了个小组，名字叫“我讨厌XX”，小组的介绍很好玩，说：“把你讨厌的生物/事物说出来，我们一起唾弃他/她/它”，创建者幽默的补充一句：“为了，为了扩大阴暗面，聚集怨气”。人们在上面抒发着对明星、电视台、杀毒软件、聚会、商场活动、冬季长跑、堵车、星座等日常事件、人选及话题的讨厌之情。这个小小的讨厌者联盟，成为发泄负面能量的窗口。
就连传播学巨擘麦克卢汉也坦承，他曾受到讨厌的困挠：“有许多年，直到我写《机械新娘》，我对一切新环境都抱着极端的道德判断的态度。我讨厌机器，厌恶城市，把工业革命与原罪划上等号，把大众传媒与堕落划上等号。简言之，我几乎拒斥现代生活的一切部分。”但后来，他将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他说：“但是我逐渐感觉到这种态度是多么的无益无用。”他开始意识到20世纪的艺术家—济慈，庞德，乔伊斯，艾略特等人—发现了一种迥然不同的方法，这个方法建立在认识过程和创造过程合而为一的基础上。他意识到，艺术创作是普通经验的回放(playback)—从垃圾到宝贝。
“我不再担任卫道士，而是成了小学生。”麦克卢汉最后说。从讨厌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
在没有氧气的地方，厌氧菌就会横行。学习就是给氧和杀菌。
刘索拉有一本书叫《活着就是为了寻找同类》，这是艺术家的表达方式。活着绝不是为了讨厌异己，罗素说：“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有评论家说：最讨厌的人是世界的另一个我。此话不假，最讨厌的人的优点是有待发现的幽灵。
有个著名的禅宗公案是讲苏东坡和佛印禅师，苏东坡问佛印禅师看他像谁，佛印说看他像佛，苏东坡则讥笑道：我看你像一堆牛粪。佛印不语。苏东坡高兴地回家说给苏小妹听，苏小妹说：哥哥，你这次又输了，你看别人是什么，你自己就是什么，你的看法是内心的投射。讨厌是一种感性的说法，如果我们理性地看待，几乎最讨厌的人身上都有值得学习之处。人们的普遍应激反应是同情弱者、讨厌强者。强大者必有讨厌之处，最讨厌的对象往往是因为强大而“获罪”。美国哲人爱默生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的英雄最后都令人讨厌。”人们用讨厌的模式来取得某种平衡和平等，从而适应“强者生存”的达尔文生态环境。
抛开这一点不说，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话，最讨厌的人只是少数派，他们的存在具有清道夫的功能，能够让人看清楚存在与不足。从讨厌模式切换到学习模式，是对待周遭事物最好的方式。
在异己和类己之间，异己最容易成为最讨厌的人。无论是国家、城市还是个人，观念的不同很容易造成分歧、谩骂与讨厌。如何对待异类分子，是宽容、借鉴、欣赏、接纳，还是怀有偏见？这绝非是成功学的选择，而是基于一种心智的成熟。
尼采这样说：“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善，善就令我们讨厌。”他解决了一个哲学问题，我们讨厌的对象，是我们所不能胜任的事物，哪怕它是善。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学习，学习也会令我们讨厌。之所以有最讨厌的人存在，因为那也是个我们不能胜任的人。没有任何道理不去学习他。
伯特兰·罗素评述尼采时则说：“我讨厌尼采，因为他喜欢冥想痛苦，因为他把自负上升为一种义务！”但这并未影响罗素对尼采的学习，他甚至是因为无法做到像尼采那样冥想痛苦、把自负上升为一种义务而懊恼。
想想我们身处的娱乐环境，郭敬明、宋祖德、陈凯歌、杨二……总之，列出来会是一长串单子，会在“最讨厌的人评选”中都有点击量，摒弃世俗的眼光，心平气和地思考，他们真的一无是处?恰恰相反，他们的许多能力、努力、耐力倒真值得我们学习。学无定规。那些走在时代前列的人，开启的是学习模式。可人们也会担心，“我终于变成我所讨厌的人”，这种风险也是存在的，因此有人打趣道：“当你变成你所讨厌的人时，你就成功了。”讨厌是刹车，学习是踩油门，在经济提速的历史快车道，讨厌使人清醒；而在如今金融危机的滞速车道中，学习则使人进步。
没有人可以取悦所有人，最讨厌的人也是相对的概念。记住一句有用的话：“请你最讨厌的人吃饭，而不是请你最喜欢的人。”中国讨厌or争议榜
很多人讨厌他，很多人喜欢他，而讨厌他的人和喜欢他的人都很难说得清为什么，也因此他们跻身于最富争议的排行榜之列。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宇宙存在着一种法则：你喜欢的人很快就会消失不见，而你讨厌的人则拥有一种神秘的能量，你越是讨厌他，他就越会在你面前出现。
争议人物
章子怡
热议点：刚评出来的“90后最讨厌明星榜”，章子怡第一，范冰冰第二。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讨厌她成名太快、太顺，是个大制作都少不了她；讨厌她说自己“长得挺漂亮，又是单身，男人不可能对我没兴趣”；讨厌她戴着明晃晃的订婚钻戒去传火炬；讨厌她甚至不需要理由，就是讨厌……王朔算客气的，说小姑娘少年得志，不甩大家，得罪了媒体，大众则是被媒体操纵；当然，主要还是东西不行。
余秋雨
热议点：2008年，他最受争议的两件事，一是“含泪劝告灾民”，一是“勉为其难，当当大师”。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在文化界，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人像余秋雨这样长期“饱受争议”了(嗯，郭敬明不算，他是娱乐界的)。他自己分析备受争议的原因，在于“成功”。确实，如果看到过地方官员对他如何顶礼膜拜，就不能否认他确实是现代文化人中活得最滋润的那几个之一。
郭敬明
热议点：他和谢亚龙、陈凯歌同时入选网友评出的“十大恶心人物”。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章子怡、范冰冰还只是令人讨厌，郭敬明则是令人“恶心”，他入选网友评出的“十大恶心人物”，理由是：死不认错一“抄袭犯”，擅长涂脂抹粉就可以进军娱乐圈吗？虽然《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最成功的作家”，他自己也说终将在文学史占据一席之地，但他真的还是进娱乐圈比较合适，《纽约时报》不也说他是偶像作家嘛。
任志强
热议点：一开口就惹民愤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如果要按界别评选最受争议人物，在房地产界任志强还真的无人能敌。他抛出的“房地产就该暴利”、“房地产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穷人富人分区论”等言论，屡屡因为触及望房兴叹的普通民众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成为攻击的标靶。尽管任志强曾辩解说自己的言论被媒体断章取义，但没办法，像他这样敢豁出去说的商人毕竟还是太少了。宗庆后
热议点：偷税和绿卡丑闻曝光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偷税近3亿元、持有美国绿卡9年之久，2008年曝出的关于宗庆后的两宗丑闻让视他为民族英雄的人大跌眼镜。在与达能的斗法中，宗庆后本人是刻意以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的，称自己出尔反尔与达能抗争，目的是为了维护民族工业和民族利益；而偷税和绿卡丑闻曝光，他的理解是达能蓄意所为。偷税总是事实，而一边拿着美国绿卡一边讲民族大义，底气毕竟不足。
黄健翔
热议点：因爆料隐私而成被告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黄健翔成了被告，有媒体立刻整理出关于他的十大争议事件，排第一的，当然就是“激情解说三分钟”。只是，激情解说还可以理解为血性使然，让人们为他因此离开央视而惋惜；但他后来的表现，比如他和女记者对骂、爆料杜伊搞大了央视女记者的肚子，却更像个惹是生非的娱乐人物。这些所谓直言也最终为他自己带来了麻烦。
王石
热议点：地震认捐门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王石说慈善活动应该是常态，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企业要求职工捐款每次以十元为限——这话在平时说说没问题，但在“5·12”汶川大地震死伤惨重、举国哀恸的情况下说，就显得相当冷血了，这使得之前形象良好的王石以及万科企业声誉一落千丈，王石还得了个“王十块”的绰号。王石后来自我检讨说，自己已经快60岁了，行事还是很青涩。
谢国忠
热议点：建议政府不要救市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谢国忠是出了名的乌鸦嘴，早在2003年他就开始唱空中国楼市，使他成为一些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眼中钉，比如潘石屹就说“不喜欢谢先生像上帝一样的表达方式”。他之所以引起争议，在于他的商业身份和他刻意保持的独立经济学家形象有所冲突。2008年，已经脱离商业身份的他建议政府不要救市，对于处在水深火热的股民来说，这话实在太不中听。
范跑跑
热议点：范跑跑再就业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如果没有汶川大地震，范美忠不会“一举成名”，并得到“范跑跑”这个恶名。在地震发生时抛下学生自行逃命确实算不上卑鄙，而事后他对自己行为理直气壮的辩解，才是引起众怒的导火索：“我是真小人，你们是伪君子。”时隔半年多，关于他的再上岗问题，仍然引起巨大争议，拟聘请他的校方也以“对社会争议准备不足”为由无限期推迟了对他的聘用。
宋祖德
热议点：诽谤谢晋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一方面宋祖德被网友称为“脑残宋”、“大嘴宋”；一方面又因能曝料屡得媒体青睐。他在谢晋导演去世不久就声称谢晋的死因是酒后乱性，更表示谢晋与刘晓庆有一私生子在国外。面对宋的种种积习与表现，媒体只有感叹其从一位诗歌爱好者到增高商人、娱乐乌鸦的转变。从他那里看到的都是“礼崩乐坏”，而他自己也是“礼崩乐坏”的明证。争议品牌
沃尔玛
热议点：商业模式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沃尔玛已经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商业零售企业，它成为了反对美国、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全球化的靶子。人们对沃尔玛的反感之处在于，沃尔玛以其巨大的身量对传统小商业形态近乎灭绝式的侵略性，沃尔玛周围方圆几公里“寸草不生”。但同时，你也不得不承认，大卖场的确是最有效率的城市商业形态。
而在中国，反对沃尔玛的声音似乎并没有反对家乐福的声音更大。
微软
热议点：微软黑屏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所有反对微软的人，都会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帝国。这种似乎只会在《星球大战》等科幻电影里才会出现的负面词汇，自从视窗独霸市场之后就一直跟随着微软。
微软代表着智力资本的胜利，代表着知识产权的力量，代表着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而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精神核心。因此，在某种语境里，反对微软就意味着弱小者对霸权的反抗，意味着自由市场和垄断思想的较量，意味着重整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生产关系。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角度上，微软和反对微软都代表着不同的政治正确性。
星巴克
热议点：星巴克在中国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虽然有很多关于星巴克的戏谑说法，而且“星巴克作派”已经变得恶俗化，但它依然是中国很多写字楼白领的最佳选择。
星巴克在中国的问题是，它既不能像肯德基那样放下架子直接做“中国人的快餐”，也不能像国外的星巴克一样坚持做廉价的快速消费品。它就在文化和商品之间晃荡，在矜持和平民之间摇摆。所以，在故宫里开店成了它的错误，招来一片莫名其妙的骂声；但在它被清退出局之后，原址开张的依然是咖啡店，只不过招牌上不再是绿色的披发女人。湖南卫视
热议点：节目创新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对湖南卫视的所有恶评无非集中于两点：低俗和抄袭。而在喜爱者看来，同样的表现则被解释为草根和本土化的娱乐。
从超女到快男，从《还珠格格》到《丑女无敌》，湖南卫视风格鲜明的娱乐方式不能不说是中国电视界的一大特色。它是搅局者，在沉闷古板的中国电视阵营中第一个树立娱乐化的大旗。它同时也是引领者，从真人秀到选秀，它在中国掀起了疯狂的潮流。
无论你是喜欢它还是讨厌它，在提到中国电视乃至中国社会娱乐风潮的时候，你都绕不开“芒果电视台”——湖南卫视。
少林寺
热议点：少林寺“开店”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在很多人的眼里，寺庙应该是一个清修而不问世事的地方，但少林寺是我国的所有宗教场所中新闻曝光度最大的一处，它似乎更像一个公司。反对者认为少林寺已经不再纯粹，而是变成了以文化赚钱的工具。支持者则认为少林寺在用商业活动来推广传统文化。无论争论如何，现实是少林寺没投身商海之前，以“少林寺”出现的商业活动并不少见，少林寺开动之后，那些伪冒的少林寺倒是少了很多。
是耶，非耶？禅本来就是不可说的东西。
百富榜
热议点：数据真实和权威性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胡润从制作福布斯富豪榜开始，到后来自创的百富榜，一直都以摆中国企业家上台为乐。屡屡有上榜的企业家出事，百富榜因此又称杀猪榜。
这位浸淫中国企业界已久的英国人深知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明暗规则，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这个榜因其数据真实和权威性屡受争议。但在财富信息不透明的当下中国，能有一份如此的榜单，能够大略看出财富的流向和行业情况，百富榜也算有它一用。
狗仔队
热议点：遍地八卦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狗仔队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专有名词，从明星到大众都对狗仔队一致唾弃。但人人喊打，老鼠不仅没有消失，反而生生不息，这实际上是自打耳光式的尴尬局面。如果大众讨厌狗仔队，那八卦报刊电视是谁在购买、观看？如果明星憎恶狗仔队，那又是谁和娱记们暗通款曲？
狗仔队的道德污点，实际上是现代传媒社会的污点。狗仔队日益工具化，成为明星和大众之间心照不宣的一个过墙梯，只不过看谁先过墙，谁又先抽梯而已。
百度
热议点：商业与公正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百度初创时一度被指为模仿谷歌。其实，中国互联网初创时期，哪个网站不是模仿国外成名网站，只不过后来慢慢走出自己的路子。百度也不例外，从贴吧到知道，百度开始有了自己的东西，也因此成为中文搜索引擎的老大。
从竞价排名到音乐版权，百度面临的指责有关公众信息的商业化问题，如何在商业和道德之间作出最优选择。百度的尴尬不仅是所有搜索引擎都要面临的尴尬，还代表着中国当前的信息使用法度的含糊不清。争议城市
上海
热议点：排外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在汉语语境里，“我们上海人”远比“我们北京人”、“我们广州人”以及随便“我们XX人”都要感情强烈得多。
上海人比中国任何城市人都有更浓厚的自我认同意识，这是上海人的优点，同时也被其他地区人诟病。上海人有这个资本自视甚高：新天地的全国拷贝是上海商业文化输出的标志，而国际化大都市的称号则是上海引入海外商业文化的构想。
上海有趋贵的天性，也有细腻的手段。如果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同事，那上海就是公司里最上进的职员，也是旁人眼里最讨厌的同事。
广州
热议点：吃
讨厌指数：★★★☆☆
学习指数：★★★★☆
广州的毁誉来自两方面：治安和食物。这和上海刚好相反，对上海的恶评大多来自精神层面，对广州的恶评则完全是物质层面的。
没有人关心广州人想什么，所有人都在看广州人吃什么。果子狸、穿山甲、猫、蛇、鼠、河豚、虫子……广州人都吃过，这成了广州的原罪。
广东方式是典型的野蛮生长、无逻辑的变奏，一切为了实用，一切为了生活。在这种看似放任的自由中，蕴含着市场的原始动力，造就了改革开发的先头阵地，到后来自然也招致着广州和广东的被妖魔化。专访“最令人讨厌的人”宋祖德
我是一个商人、一个诗人、一个文艺批评家
老百姓需要知道真相，老百姓不应该被所谓的明星欺骗。现在有一些明星撒谎骗人，制造假新闻，我感到特别痛心。我觉得是一种社会责任感，让我去了解事实真相，然后去告诉老百姓，我愿意这么做。
我爆料的来源渠道主要来自于我在香港开的一家私人侦探公司，另外就是有些香港记者会卖新闻给我。只要出钱，“真相”都是可以得到的。从中我得不到什么利益回报，相反我一直在付出。我的侦探公司开了差不多三年了，每年都要亏一百多万港币，三年亏三百多万。这是我的付出，我觉得很值得。
“娱乐圈可以说是人体的生殖器官，它既很肮脏的，又不可缺少”
我在2003年开始投资拍电影电视剧，跟影视圈的人接触以后，感觉明星很虚伪、很不真诚，也没什么文化素质。而且什么都跟你讲钱，要得又非常黑心。就这样一种人，他们凭什么得到的名和利比一般的科学家、院士、大学教授高十倍甚至一百倍？我觉得特别不公平。如果有真才实料的好艺人、好明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报，也许无可厚非，但是很多明星完全就是一个草包，看这些人的辉煌，我心里不是滋味。我觉得出于正义，我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我觉得娱乐圈给人感觉是恶意炒作、制造假新闻，有一些脸皮特别厚，不知道羞耻的一群男男女女天天在演戏的地方。如果说你拍电影、拍电视演戏无可厚非，在生活中你还是这样继续演戏，太假了。娱乐圈说到底甚至可以说是人体的生殖器官，它既是很肮脏的，又是人不可缺少的。人就需要娱乐，需要娱乐圈，也知道那是一个脏的东西，所以人是很矛盾的。
我在2004、2005年的时候开始写书，这本书里面我也写很多港台明星的故事，我当时写《Twins卖肉上位》、《张柏芝放荡的舞女》这一类的文章，我被称作“炒作大王”。
其实博客的点击量跟我没有关系的，很多人误以为宋祖德博客的点击量越多，是不是网站给了我很多回报，完全错误。确实有网站想给我钱，我拒绝了，我不需要钱，我赚的钱我一辈子都用不完了，我根本不需要额外的收入。
谁想用钱摆平我，那是绝对不可能；谁想用权力压我，那就更不可能。我觉得我比较正直，比较勤奋，比较朴实。我本身就是江苏农村一个农民的孩子，所以我永远都保持农民孩子的那种本色。我生活很朴实，30岁不到的时候，我在广州成了亿万富翁，可是我没有像有些富豪买什么豪华别墅，买多少辆豪华车，包多少二奶。我一直过着很朴实的生活。“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艺批评家，而我就是。”
如果说有些人不太理解我，说我是所谓的“骂客”，甚至说我是“炒作大王”，也有人说我是“疯狗”，我觉得不奇怪，因为我站得比他们高，看得比他们远。这些庸俗的人，暂时不理解我，我完全不介意。但是我会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以后还会继续痛骂一些庸俗加丑恶的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缺少文艺批评家，而我就是。
2005年和2006年我宣传电影的时候也会评价一下影视圈的作品，比如说我当时评价张艺谋、陈凯歌的所谓商业大片，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其实只是很犀利的批评，很多媒体把我话改成——宋祖德痛骂张艺谋、陈凯歌。我“骂”了之后，得到的反响是更多的人来骂我。我不吃惊，毕竟在很多人心目中认为，张艺谋陈凯歌好像是导演里面的神一样，最大腕的，怎么可以随便骂呢？特别像我们这种搞影视投资的老板，都是要跟导演搞好关系的，我这样骂以后，还有机会吗？而我觉得一个影视投资人，光拍几部影视作品还是不够的。整个文艺圈你都应该关注，文艺圈存在这么多假丑恶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尽我个人的力量，能关注多少，能给予多少批评，发现多少假的东西能给予纠正、指正出来，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我不想去纠正外界对我的看法，我觉得时间都会帮我纠正，以后慢慢的人们对我的评价会越来越高，现在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他们。像我2005年写的书，写的很多料，很多人骂我。而到了2008年初，陈冠希的事件爆发以后，很多人在感叹我的预言。所以，时间会帮我纠正，正义会帮我纠正。
娱乐圈对青少年的成长影响很大。我在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我问一些学生，我说你们平时看报纸的话，会看哪些新闻比较多？他们说看娱乐八卦。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娱乐八卦很无聊，但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力很大，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在做一个无聊的事，我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是在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而做努力。
贴吧我看，博客的评论我大概会看40—50%，因为时间关系。那些痛骂我的，侮辱我人格的留言，我都不会删除，也不会轻易生气。我认为我的博客是比较自由的交流平台，网友在我的博客里面找到快乐、找到言论自由，我何苦跟他们生气呢？有人讨厌我，只是因为站得比他们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而已。
“不能局限在娱乐圈来看娱乐圈，那太狭隘了。”
我一直主要把自己定位为商人，我是做生意的，我要管好我的企业。我的主要产业是做保健品、电子产品、高科技产品。我每天除了睡觉的七八小时，其他时间全部是工作，从来没有放过假，天天都是工作状态。70%的时间工作，剩余的时间用来娱乐，用来发布一些娱乐新闻。而写诗是要有灵感的，不会刻意留时间去写。
每次基本上私家侦探查到的东西发电子邮件给我，我判断觉得有价值的，就写到博客里面去，有一些没有太大价值的素材，就先放着，迟一点再观察。私家侦探的工作是拿固定工资和奖金，奖金多少来自于我对他们爆的料的价值判定。我有一个基本判断。我从2003年开始投资拍影视剧到现在在这行已经做了五年了，我自己还是学经济学的博士，我懂经济学，也懂娱乐圈大体的规则，还曾任广州市政协常委，也懂政治规则。这样，我会通过政治的角度、商业的角度然后再从娱乐的角度，综合三个角度来分析娱乐圈。不能局限在娱乐圈来看娱乐圈，那太狭隘了。
你问我为什么要做骂客？ 因为娱乐圈的人盲目太久了，你用和风细雨的语言去劝，让他们改，可能不一定有效果。有的时候确实需要痛骂，没有办法。我的语言也许比较犀利，有的艺人确实受不了。我有时会有瞬间的仁慈，觉得那些艺人那么年轻有点可怜。但是有些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他们背后的经纪公司在帮他们炮制一些假的新闻，在背后指使他们那么做。你也许想同情他，但是你想想他背后的团队，我觉得又没有必要去同情他们，也许他们都是为了钱、为了利益、为了名和利，所以他们不择手段地去恶炒、炮制假新闻，我看到这些假新闻，我就想指出来，某某是怎么样炒作，为什么要这样炒作，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娱乐圈有一个宋祖德在旁边这么讲一讲，会好一些。可能很多人想炮制一些假新闻、恶炒一下，可能有时候会想娱乐圈还有一个宋祖德，他会不会写一篇博客揭露我怎么炒作。所以，我觉得我多少都起到一些让他们收敛的作用。而如果真的有人觉得我侵犯他们的名誉权、隐私权，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告我。我很欢迎，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讨厌检验我们的气度
最讨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标尺，检验着你的宽容。不认识他你就不认识这个时代。
在人类动物园中，总有一些不招人待见的动物上窜下跳，他们是麻烦制造者。如果把爱捣蛋的动物全抓走，那地球这个笼子就不热闹了。如是，我怀疑，人类究竟是否还能进化。爱捣蛋是人类或灵长类的天性，如果你骟除了这个天性，人类就废了。
社会需要排气阀，俗称气眼儿
调皮捣蛋的坐前面，老师跟前专设三个座位叫“头等舱”，这已是中国小学多年来的潜规则，自我小时候起就没变过。
其实，对于那些爱讲话爱做小动作的同学，老师大可以让他上台讲一讲，到底是什么有趣的话题。可老师们偏不，他们选择孤立捣蛋小孩，恨就产生了。
大嘴巴宋祖德就是这样一个小孩。好在如今有网络，宋那张超级大嘴巴有了用武之地。但被攻击的名人们的反应跟小学老师是一样的，他们联手封杀。精英结盟成为21世纪的新特点。他们明面不屑或不敢对招，暗自骂道：这个姓宋的，真是缺了祖宗八辈子德了。
说白点，宋祖德就是憋在咱社会的一个屁，不放，憋得慌；放了，还挺臭。但放出来总归是舒服些。
宋祖德新闻的点击量，说明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宋祖德。这家伙成了紧张社会有形的气眼儿。为这个时代泄愤，为名人去魅。
《壹周刊》作为传媒案例，证明着传媒的监视功能。自该刊登台湾岛后名人们规矩多了。《亚洲周刊》在总结政治模仿秀节目《全民最大党》时称，被模仿者要有雅量，才能共同拓展这个社会的自由度。
记者问为什么不模仿马英九，答称小马除了长得太帅之外，“不好玩”。问是否有朝一日模仿大陆政治人物，答也是“不好玩”。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张明清是个特例，除他身上的戏剧元素外，老张的雅量是前提条件。在网上你能搜索到“本尊”老张与“分身”台智源兄弟般的合影。
如果多一些宋祖德，就多一些气眼儿。社会就会好玩起来。而好玩的社会是不会闹事的。希望精英们能明白这一点。
21世纪什么最贵？和谐
清华大学孙立平老师提出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四个趋势，即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和赢者通吃。提醒说要防止总体趋势“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上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下层尚能通过干个体或私企往上奔。如今却是难上加难了。连小孩子上学找工作都要左托右请。社会板结了，不流动了，不好玩了。中国上层想到推杯换盏，下层只有在网上拍砖攻击。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是两相交流的恶性方式。中国法政大学的小付同学选择了白刀子，曰：“杀一儆百”。
改革开放三十年，终于明白发展才是硬道理最终是为了好玩才是硬道理。如果活得不轻松，要发展何用？
为《非诚勿扰》接受采访时，冯小刚坦陈不再极尽挖苦之能事了，不再攻击了。他可能感觉到这个社会已经绷得太紧。能说出“21世纪什么最贵？和谐”的人，他一定是心向友善的老实人。在冯50岁的当口，终于“和谐”了。不再是《和青春有关的日子》里被损的角儿，或《大腕》中挖苦精英的冯导。
大国，但别寡民
我以为，曾经的冯大嘴与现在的宋大嘴有一比。都是用嘴巴把日益僵化的社会结构搞松一些，好玩一些。那么，如果宋祖德能检验出艺人的气度和自信，扒黑记者就能检验出官员的气度与自信。记者是煤老板和腐败官员“最讨厌的人”。前年争论“大国崛起还是大国民崛起”，今年大家过冬都不争了。清醒的学者指出，即使没有华尔街金融海啸中国经济一样会深度调整。我理解的意思是，靠农民工廉价劳力能撑起一个大国吗？再深一步讲，即使中国有美国一样多的500强企业，能称得上大国吗？FT财经网提出的命题“一个善于向自己讨厌的对象学习的民族和个人是有远大前途的”，算是回答。否则就是大国寡民。再说白一点，只有讨厌的人或讨厌的国家才能检验出国民的气度和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