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门婚姻类型不外乎以下四类:麻雀变凤凰、共同成长型、强强联合型和明星入豪门。这四种类型的唯一共同点在于双向选择，都是通过“交易”实现“共赢”，然而究竟哪种类型最适合富豪则取决于是否到达甚至超过你的预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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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娶妻评估报告一 麻雀变凤凰
文雅丽的成功，会让人想起另一位华裔“麻雀”邓文迪，同样是以一介布衣之身，把偌大个帝国搞得七荤八素。看来对于“麻雀变凤凰”的婚姻模式似乎可以提出一个猜想:有中国血统的麻雀不好惹。
“麻雀变凤凰”是中国版的“灰姑娘”童话。经典的童话总是这样结尾:“从此以后，他们一直过着快乐的生活。”现实中的“麻雀变凤凰”却往往并不完美，甚至以破裂告终。这其实并不难理解，经济学家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一切人类行为都有相应的成本。书写一段童话只需要动动手指，实践一段“童话”却要当事人承担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克服这些壁垒的成本非常高昂，以至于我们总是对那些勇于尝试者寄予厚望，并迫不及待的冠之以“童话”的美名。其中，前丹麦王妃文雅丽面对的挑战尤其严峻-不仅有社会阶层的巨大差异，甚至还有横跨东西方的文化鸿沟。这简直是豪门婚姻版的联想收购Thinkpad！
Thinkpad委身联想后辉煌不再，文雅丽“灰姑娘”的故事也最终在2004年画上了句号。当时传媒一般认为文雅丽专心料理王室公务，投身公益事业，而“派对王子”约阿希姆则醉心于灯红酒绿，二人生活方式差异太大。
尽管不受丈夫待见，文雅丽的谨言慎行终有回报，离婚时，有超过95%的丹麦人认为文雅丽是婚姻的受害者。2004年丹麦国会高票通过文雅丽每年190万丹麦克朗的王室津贴。
文雅丽嫁入丹麦皇室前在GT管理(亚洲)有限公司主管销售及市场。不用怀疑这位女强人对市场定位和目标人群的判断能力。归根到底，前王妃的年金是国民而不是王子说了算。事实证明，弄清产品的目标用户究竟是谁，是多么重要啊！
这场1846年以来丹麦王室的首次离婚为王室带来了一次“大萧条”。根据离婚协议，约阿希姆要为文雅丽购买一座哥本哈根市郊豪宅，因而被迫变卖王室物业，竟将名下一座有400年历史的庄园出售。
丹麦王室付了巨额学费，就像真正的MBA课程一样，方才有所收获，对于玛丽·唐纳森而言，这场婚姻的“外部性”则着实沉重。用行话说，文雅丽的“商业成功”当真是再也“不可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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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娶妻评估报告二 共同成长型
贫贱夫妻是一种家庭作坊式的合作关系，大部分工作都依赖夫妻两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一无财富二无地位时，想要借助外力，也不可能，只有充分挖掘廉价的内部人力资源。夫妻各司其职，自给自足，同盟关系牢不可破。
中国俗谚说:“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这话尤其适用于共同创业的夫妻。“贫贱夫妻，富贵分离”的悲剧时常发生，从经济学上分析，并不奇怪。比较优势的存在是交易关系存在的根本依据，婚姻这种互利关系也不能例外，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都是描述男女间的优势互补，双方充分满足彼此需求，婚姻关系才能得以健康维系。
也有少许绝顶聪明的糟糠之妻选择了“第三条道路”，“小甜甜”龚如心便是其中佼佼者。龚如心厨艺水准似乎无从得知，但其姿色的确不敢恭维。她每月个人支出不足3000港元，发型自理，护肤品只用大路货。多年来她招牌式的“超短裙+羊角辫”可怖形象深入人心-事实上连龚如心的母亲也感到她的装扮难以忍受，常对她说:“知道自己多少岁吗？”
龚如心“不下堂”依靠的是她对夫妻生意始终辛勤的付出和卓越的商业能力。1960年代初，她协助丈夫王德辉，联手创办“华懋置业"。其时曾特地跑到家居附近的易通英专学英文，以求作商场"贤外助"。在协助丈夫的过程中，龚如心充分发挥潜能，主动把握市场动向，和王德辉共同决策，并逐渐形成华懋集团独有的经营风格。她常工作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睡觉，早上9时前又到了公司，她甚至觉得工作本身已是“最好的消遣”。
她的商业能力受到了丈夫的充分倚重，也让自身的影响力深入到夫妻企业的根基中，龚如心真正做到了“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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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娶妻评估报告三 强强联合型
豪门之间的联姻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但是，与其说爱情带来了生意，不如说生意要用爱情来背书。资本市场上，高收益总意味着高风险，婚姻则无疑是这种情况下最畅销的商业险种。
按下豪门不表，先说说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极客-约翰·纳什。根据200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美丽心灵》的描述，纳什那篇对经济学界影响深远的非合作博弈论文，其灵感居然来自于纳什泡妞时的屡屡受挫-看来当下半身派不上用处的时候，男人还是会用上半身思考的。
纳什本人的婚姻应该被留到下一次研究宅男婚姻经济学时再说，但不管如何，他发展的博弈论确实能为豪门之间的婚姻提供有力的经济分析工具。在婚姻市场中，社会地位越高，家庭财富越多，议价能力就越强-当我还只能在广播电台的午夜热线中吐点酸水的时候，有些家伙居然把征婚广告登到《南方周末》上去了。如果一场婚姻的双方都来自富豪之家，议价能力旗鼓相当，就好像兵强马壮的美帝杠上了财大气粗的欧佩克，一般的市场理论即刻失灵，转而进入尔虞我诈的博弈论世界了。
豪门之间的联姻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经济价值，但是，与其说爱情带来了生意，不如说生意要用爱情来背书。资本市场上，高收益总意味着高风险，婚姻则无疑是这种情况下最畅销的商业险种。背负着高风险的商业合约总是需要更多的见证人。所以豪门间的婚事总要设法令人瞩目。
1991年，香港富商许世勋之子许晋亨与澳门赌王何鸿燊千金何超琼喜结连理，一连三日大排筵席，总耗费达2000万港币。婚礼所用鲜花、绿叶从荷兰及法国空运，由法国名家剪裁摆布，开支达300万。宴席酒菜也相当名贵，每桌费用达1.1万元。被当时上流社会称为“世纪末最隆重婚礼”。
在一场婚姻博弈中，引起博弈结果变化的“外部变量”经常被称为“小三”。具体到这场婚姻，“外部变量”就是杨其龙和李嘉欣。
在此不必再对这场当年沸沸扬扬的八卦盛事添油加醋，如果说男人秉性中的花心是婚姻合同中最难避免的一类“不可抗力”，那么何超琼房地产公司则是从一开始就把房子错误的盖在了举世闻名的许晋亨地震带上。这场华丽的豪门婚姻大博弈原本就不存在达到长期均衡的可能，“小三”们只是加速了短期均衡的瓦解，并促使这场博弈走向一个真正的长期均衡-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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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娶妻评估报告四 明星入豪门
只可端详，却无法把玩，明星是无数人爱得要死，却到死也说不到一句话的人，由此，是否可以结识甚至娶到明星，渐渐成为验证一个男人权力的某种标杆--权力越大的男人，得以结识明星的级别也就越高--明星也就获得越来越多的机会，打入商界和政界这些上流社会。
感谢网络技术，今天我们的市场信息已经充分了许多-我们有了阿里巴巴，也有了亚洲交友中心。尽管后者让一夜情变得容易，但是仍然很少有人依靠网络媒介谈婚论嫁。从这个角度说，其实婚姻市场比商品市场更经常发生“市场失灵”，假如一位美女的社交圈子不允许她接触到那些钻石王老五，沉鱼落雁之貌也是白搭。下一次当你感慨“鲜花插在牛粪上”时，你应该意识到，也许鲜花生长在粪堆里，她竭尽全力才找到不那么难看的一坨。
这个理论可以解释大众偶像和有钱人的结合。大众偶像们总是能很方便的接触到有钱人，从营销策略上说，她们有效的垄断了有钱人接触美人的“渠道”。渠道为王！把A货放在LV专卖店的货柜上，也总会有些有钱的蠢货去买它们，不是吗？
因此，1958年，船王奥纳西斯在他那艘极尽奢华的“克里斯蒂娜”号上招待的绝非仅仅是肯尼迪夫妇，而是肯尼迪"参议员"夫妇。正如他在10年后抛弃“第一女高音”卡拉斯，迎娶“第一遗孀”杰奎琳那样。
当商品质量不变，销售渠道发生改变时，目标用户也自然随之改变。21岁时，杰奎琳还是华盛顿先驱时报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31岁时，她已经是全美国最有名的女人。你瞧，从沃尔玛超市到国际顶级私人物品展，杰奎琳只花了10年。效率就是财富！
由于奥纳西斯在临终前填写了一份和杰奎琳的离婚书，杰奎琳和船王的后人就杰奎琳的继承权问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在漫长的诉讼后，奥纳西斯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用3500万美元买断了杰奎琳的遗产继承权。
杰奎琳是这场婚姻从头至尾的赢家。在肯尼迪兄弟接连遭到暗杀时，她逃离肯尼迪家族，嫁入奥纳西斯的帝国，不仅让自己收获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最大限度的保证了人身安全。在船王去世后，获得了数额不菲的补偿金。此后她一直在纽约和一位低调的钻石商人共同生活--婚姻市场上曾经的奢侈品最终选择了一位商品市场上的奢侈品专家。
那是不是意味着，拥有财富就可以增加找到最佳伴侣的概率？
有钱人嘛，整天花天酒地，能动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多，还怕找不着老婆？这么想的恐怕不在少数。可自从2003年第一例富豪广告征婚平地一声雷，6年来潮流不退反涨，似有无数富豪太太“职位”虚席以待，甚至专门替富豪“招聘”已做成了产业。不管是放出饵料、姜太公钓鱼的被动等候派，还是主动出击、四处觅食的婚姻"猎头"们，看起来都生意红火。
有钱又怎么样，有钱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全国“海选”找老婆，跟过去皇帝选妃有什么两样？这样子视婚姻如儿戏，哪里会有正经姑娘肯嫁他？但我们走访的“姜太公”和“猎头”们却说，这些男人多半个性沉稳甚至有些木讷，凡事认真追求尽善尽美，事业、财产、素质、能力都是人中龙凤。他们是认真的，不是开玩笑。不少人真就这么找到了，生活得很甜蜜。而这些"灰姑娘们"也往往白净、乖巧、中人之姿，极少是花枝乱颤的主。认同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做好“主内”的本分才是最重要的。
抛开所有道德评判，放下各种价值成见，让我们先试着走近这一圈层，端详一番这奇特的社会生态。几分是金钱带来的烦恼，几分是欲望制造的幻象，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