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生命是一件美丽的事情，正如有孕妇所叹：“躺在生产手术台上，我感觉到自己就像耶稣。”但这个时代也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保胎，还是不保胎？2007年，我国约有300万名孕妇流产，保胎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白领那里，似乎成了一种时髦，保胎之惑，怀胎之美，成为保胎时代的二重奏！
意外来临的孩子
两封推荐信，一份履历，一份自我总结，三份作品。罗婕(化名)将它们仔细地叠好，放进一个牛皮纸袋。这是去美国一所大学的申请材料。所有文本都准备好了，只差推荐信的一个签名。罗婕准备明天去青年政治学院找一位知名教授签字。有多少存款敢生孩子？
这是2008年开春的一个晚上。
睡觉前，罗婕习惯做一些运动。她上升手臂，伸展身体，觉得腹部有点痛，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牵扯着往下拽。她决定第二天顺路去医院看一下。
医院的检查很简单。几分钟后，护士响亮地对罗婕说：“是怀孕了。”
罗婕紧张地看了一下走廊尽头。还好，老公坐在那里翻报纸，他没听到护士的话。
罗婕还不想让家里人知道这个消息。孩子来得很不是时候。她正在申请一个出国念书的项目。但老公和他家里的想法都很传统，说一个已婚女人的生活应该从属于一个大家庭，而不只是自己的理想。
整个申请都是秘密进行的。罗婕决定“先斩后奏”，一旦拿到学校的OFFER，不管家里是否同意她都要去。出国念书是罗婕为自己规划的人生的重要一步，她在研二的时候就考了GRE。毕业后她顺理成章进入北京的一家平面媒体，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由于自己的懒惰，申请计划推迟好几年，但还好，2008年是GRE成绩有效的最后一年。罗婕还走在自己规划的人生轨道上，不过慢了一些。
项目是从2008年秋季开始。如果要孩子，这刚好也是生产的时候。罗婕必须做一个选择。从医院回家，罗婕沉默了一整天。她想，要不要这个孩子？是要自己的理想，还是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孩子就是决定选择的砝码。可他才一个月，还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生命。而这是一个医学那么发达的年代，连单位80后小孩MSN的名字都是“爱她，就带她去做无痛流产”。
是否要孩子的选择只持续了一天。晚上，一种乏力的感觉遍袭全身，背上开始流冷汗。然后，肚子开始坠痛。罗婕蜷缩在床上，像是许诺，又像是乞求：如果疼痛可以消失，就一定要这个孩子。
罗婕已经流产过一次。2007年8月，她顶着36度的烈日，在湘西十八弯的山路上颠簸一个星期。回到北京，罗婕觉得从未有过的疲惫，而且肚子有些隐隐的坠痛。出于一个女人的直觉，罗婕用试纸测出自己怀孕了。
第二天就是截稿日，罗婕决定还是连夜写稿。这是一个危险和错误的决定。但罗婕想，工作5年，熬的夜不计其数，早就是一身钢筋铁骨。而且怀孕不过是很平常的生理现象，不需要太在意。
罗婕对生育印象来自于妈妈那一代人的生育经验。听妈妈说，她怀着罗婕，背着20斤绿豆走好几里路。生产的当天还在家里搞大扫除，觉得腰疼得厉害就稍微站一会。把家里所有脏衣服、被单被罩都清洗一遍，自己走着去医院，一个半小时后，罗婕就出生了。那一代人这样的故事很多。妈妈的一个知青朋友，为了能尽快回城，怀着孩子还去修水库，挑沙土挣工分。因为生活困难，她们还都贫血、消瘦、营养不良，但生育的危险和苦难似乎轻松得不值一提。
罗婕连夜写稿到凌晨3点。第二天早上，她觉得骨头酸痛，身体“见红”。她和老公决定去医院，但心里仍然觉得这是孩子和自己开的小玩笑。罗婕小时候就这样，刚出生被诊断有新生儿肺炎，小学毕业时被医生说患了绝症，总会有一些莫须有的病来惊吓父母，但最后都证明是虚惊一场。在去医院的路上，罗婕仍然觉得，孩子不会丢的，不过就是调皮一点，他想吓唬妈妈。到了医院急诊室，罗婕问医生：“需要保胎吗？”医生看了一眼出血量，说：“不用了，肯定保不住了。”这时候，罗婕才觉得生育是件严肃的事情，一个孩子要平安地来到世界上，十个月的路程埋伏着太多的凶险。
罗婕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隔着急诊室的玻璃，罗婕在里面哭，她老公在外面哭。那天刚好是罗婕30岁的生日——记忆里最悲伤的一个生日。保胎三月
这一次，罗婕决定在家保胎。接下来的日子，罗婕并没有对肚子里的新生命表现出太多的热情和好奇。保胎就像是清教徒的生活，足不出户，少看电视，少上电脑。实在太闷，她就开始冥想，想从前工作时奔走在路上的快乐日子。想得最多的是2006年在青海格尔木采访青藏铁路通车。晚上8点多，天色仍然大亮，她一个人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往前走，路上行人稀少，路边的水渠淌着从附近雪山引来的水，映照着夕阳的光。路的尽头是白雪皑皑的昆仑山。
以前她认为人生就是等待，在无数个平淡无聊的日子里等待一些有趣的、快乐的日子，这些日子才是活着的意义所在。但现在，她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说：“我担心以后再没有属于自己的日子可以等待了。”
有时候也看书。有一天看到莫泊桑的一个短篇，讲一个卑微的可怜虫，在海军部谋得一个办事员的职位后，人生便“在这块礁石上搁了浅再也不能前进”。莫泊桑说，世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人，“凡是幼年对艰苦的生活斗争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凡是隔着一片云雾看生活，既没有手段也没有抵抗力的人，凡是没有机会从小就发展他们的专才特长，对斗争养成一种坚强毅力，所以手里简直没有接到过一件武器或者一件工具的人，都免不了要这样的触礁搁浅。”这段话让罗婕悚然一惊，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写照。自己将就此搁浅在孩子这块礁石上，无法自主自己的生活，以后的几十年会越来越沉入“委屈的，没有光彩的苦况”。
除了这些形而上的担忧，生活也立刻变得具体而现实。第一个月，罗婕通过物业请了一个保姆，负责每天两顿饭和收拾房间。保姆精明黑壮，却有个妖娆的名字：凤仙。第一天做饭，凤仙便说家里的抹布不好使，洗涤精也不够健康，把她用到的厨房用品都批评一番后，话锋一转，说某某牌的厨房系列产品，质优价廉，绿色环保。罗婕想初次见面，不好拂她心意，便花36块钱买了她推销的一条“万能去污小方巾”。但随着凤仙在罗婕家工作领域的扩大，推销的产品不断翻新，洁厕精、牙膏、护肤品，后来居然扩展到民间集资，专家荐股??家政业务却乏善可陈。每天一荤一素，材料以鸡肉、排骨、胡萝卜、山药做排列组合。一个月，几乎天天如此。
第二个月，罗婕的父母从老家来照顾她。北京还是春天，大风、干燥和外乡人的孤独折磨着这两位一辈子生活在南方的老人。一天早上，罗婕在窗口看到父母买菜回来，屋外大风呼啸，矮小单薄的父亲，拎着沉甸甸两袋蔬菜水果，用背抵着风，艰难地倒退着走。帽子包住了他灰白的头发，从背影看，像一个孤单的小孩。罗婕看得很心酸。
第三个月，罗婕送走父母，开始学习独自面对生活的问题，开始了她和孩子互相陪伴的日子。每天上午罗婕挺着大肚子去小区对面的星巴克看书，下午去四环路边的绿化带散步。过去30年，罗婕一直怕黑，一个人在家总要开着电视和灯才能睡觉。怀孕后，她开始可以安然地一个人躺在黑暗里。她想，一个孩子是一个神迹，所有危险都会给新生命让路吧。
保胎的三个月里，罗婕觉得孩子和自己的身体是分离的，好像彼此都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接受对方。孩子好像悬在一根单薄的藤上，走路稍微快一点就觉得肚子里晃晃悠悠，而三个月后，孩子和自己已经合为一体。身体虽然日益沉重，脚步却轻快了很多。
2008年秋天，孩子出生了。
装着申请材料的牛皮信封，还放在罗婕床头的抽屉里，怀孕之后就再也没有打开过它，可能以后也用不上了。因为那个项目已经取消，罗婕准备申请的是最后一届。在近几年内，她也不可能再做这样的尝试。她把一个小生命带来了世界上，就要好好陪着他。
“躺在手术台上我感觉自己就像耶稣”
在要不要孩子的问题上，程益(化名)显得比罗婕坚决得多。她在一个不错的外企工作，在自己看来生活充足得略显乏味，她只想要一个老公爱、孩子疼的温馨家庭。
程益29岁时，遇到现在的老公。“结婚就是为了生小孩”，这是她的婚姻哲学，婚后不到一年，程益就怀孕了。
查出怀孕后，程益整个人都洋溢在幸福里，即使晒太阳都感觉是两个生命的暖洋洋。对于早已定好去青岛度假的行程，年轻人嘛，照去不误。
甜蜜在怀孕3个月例行检查时戛然而止。医生说孩子已经停止发育。这让程益简直无法相信，此前没有任何征兆，而且自己发胖了不少，现在才知道原来那些营养全都长到自己身上。
第一个孩子总是在意外中与自己擦肩而过，这似乎成了现代职业女性普遍的伤心经历。程益对第一次记忆犹新，因为那天是申奥成功日，周围人都在狂欢，只有她伤心欲绝。
疗养了一年，程益再次怀孕，已经32岁。
这一回，她学乖了，马上跑去医院保胎，每天无所事事地昏睡，躺了两个星期，又回到家继续躺满3个月才去上班。即便如此，满怀希望的程益又被医生告知，孩子不行了。
程益当时泪就下来了，这回已经不像第一回那么坚强。她已经过了30岁，已经不能再拿“年轻还有机会”来安慰自己了。擦干眼泪，现实还要面对，与肚子里的孩子告别，注定还要一系列撕心裂肺的物理过程，医生必须要做手术把孩子取出来。
想到上一次为此也做了刮宫手术，医生说打麻醉会有危险，“你就忍着吧”，躺在手术台上的她觉得痛苦像冬夜一样盼不到尽头。绝望的程益眼泪再次夺眶而出，只觉得做女人怎么这么苦。再一次上手术台，又是整宿疼痛的夜晚。
术后，程益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她不敢回家，害怕回家看到公婆悲伤的表情，以及那些散落在角落里崭新的小衣服。老公很体恤她，给她拿来一本《心灵鸡汤》，程益丢在一边，没好气地说，“你不如给我一碗真的鸡汤”。
程益很难过，但更多的是气自己。“为什么别人生孩子都那么容易，到了我这却这么麻烦。”她一度想领养，但最后发现自己真的不甘心，她决定再试一次。第三次怀孕，程益34岁，已经接近高危产妇。她的美国老板相当模范，批了几乎一年的带薪产假，把她请回了家。
这一次程益万分小心，真的是在床上躺了一年。刚开始的两周，她连洗澡都不敢。除了打针几乎没出过门，生怕一动就把孩子掉下来。日子沉闷得像坐牢，更糟的是程益有了不小的心理负担，总怕出事。怀孕期间见了4次红，都是流产的前兆，这让她抓狂不已。
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后，程益开始求助于信仰。老公求佛放在床下，她每天在家看圣经和祈祷。第三次做B超检查，程益一个人站在检查室外徘徊了良久。她很害怕，像等待宣判一样。如果再不成功，她再没有勇气去尝试了。
孩子终于保住了。
经历了这些事情，等到真正上手术台那一天，程益已经相当镇定。当她在手术台上双手摊开，手术灯照下来的时候，她感觉自己就像耶稣一样，千锤百炼终成正果。
孩子生出来，医生把屁股对着程益说，看！是个健康的男婴。孩子哭了一会没动静了，程益从昏迷中猛然苏醒，紧张地问，“孩子哪去了？”医生说，“就在你旁边，放心。”和谐保胎：懂得选择，懂得放弃
“比资本家还资本家，比老地主还老地主，别生气了，赶明儿我打他们一顿给你出出气。”
这是一个网友在安慰“保胎妈妈”。这位在家保胎的妈妈每天上午都自觉地在家办公，结果只拿到相当于原来40%的工资。而不少“保胎妈妈”，虽然蒙单位开恩保胎，但算算自己的月收入，缴完各类保险及医疗金，应发工资还是正数，实发工资就是负数。与保胎秘方相比，要养孩子养房子，多半还要养车子的“保胎妈妈”们，最热心的帖子题目常常是《保胎假扣多少？》
保胎一天扣20块大洋还是200块大洋？让“保胎妈妈”内心不安的依然是老话题，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国家并无明确规定，保胎假归入病假系列，所以保胎假的长短，保胎工资的多少，事实上全凭单位效益，以及领导的良心和信心。
不是没有底限。只要不被单位震出仓外，签订了正规劳动合同的“保胎妈妈”们大致还不会沦落到无薪阶层。比如只要有正规医院出具的保胎休假证明，“保胎妈妈”就能够以休病假的方式休保胎假。北京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郭兴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举例，按照有关规定，如果在该单位工作不满5年，员工可以享受3个月的医疗假，保胎假也可以归入其中。在医疗期之内，单位必须向员工发放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80%的薪酬。如果是因为单位原因，暂时无法给“保胎妈妈”安排合适的岗位，在劳动者无过错的情况下，单位不能随便裁人，按照北京市的规定，必须向内部放长假待岗的“保胎妈妈”支付不低于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的薪金。“也就是一个生活费。”郭兴昌表示。
不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访问过程中，无论是律师，还是资深的人力资源经理，甚至包括“保胎妈妈”，给出的保胎最佳方案都是一致的。即在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及政策法规内，最能为劳资双方接受的保胎办法还是“保胎妈妈”暂时放弃部分薪酬。职场孕妈咪可以请假回家保胎，单位保留岗位，保胎期间继续上各类保险，而工资则可以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支付，包括不支付。抑或应允孕妇先辞职回家保胎，生完孩子再重新签订合同上岗。
郭兴昌表示，和谐保胎有智慧，“保胎妈妈”需要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包括和谐地建立合同，和谐地终止合同。如果确有需要，保护自己权益，该出手时就出手。令郭兴昌欣慰的是，2006年、2007年是孕妇维权的一个小高峰，但是自从帮着打完文利的官司，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他再也没有接到类似的案子。“总算没白折腾！”文利告诉记者，她很高兴自己为“保胎妈妈”们趟出了一条维权路。
但是，“人生不能够贪心，你必须明白你想要什么。”资深人力资源主管，曾经的“保胎妈妈”常箐提醒。她认为“保胎妈妈”的职业风险不能不考虑。“请保胎假对生宝贝有好处，但对你的职业发展会带来一些不确定因素，你依然不知道业务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保胎回来，工作团队已经撤销，而你原来设计的天衣无缝的职业生涯不存在了。”
常菁鼓励“保胎妈妈”们一定要认真评估，如果周围工作环境和睦，公司没有赶上装修，没有频繁出差，一个健康的孩子生命力其实是非常顽强的，在对自己和宝贝没有致命伤害的情况下，“保胎妈妈”们是否需要保胎，保多久，“你需要自己当机立断。”“保胎妈妈”常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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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更多情感美文，欢迎进入女性频道“孩子是我进城的代价”
和那些盼着孩子改变乏味生活的白领有所不同，外省打工女青年的保胎经历更加一步三坎。在她们眼里，“孩子是进城的代价”。
马小朵出身于江苏农村，是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5万进京保姆大军中的一员。当时他们这些乡下姑娘，都分到各级首长家。马小朵去了当时全国政协一个副主席家做保姆。待遇可想而知，马小朵却在3年后辞掉了这份工作。
她在中央民族大学夜大学英语，只为了她心中有一个梦想，学好英文，回老家当一名中学英文教师。3年后拿到大专文凭，回到老家，英语教师的位置早被别人占了，好强的马小朵再次进京，想挣足钱到边疆继续圆梦。
此时，她的人生发生了转折——她认识了如今的丈夫。对方是北京人，一个现实问题横亘在两人中间，那时粮食关系还在，粮油都是跟着户口走，没有北京户口寸步难行。外地人和农村户口的双重压力，让马小朵感到绝望。
马小朵开始为了户口而奔走，为此，1990年她只身去了深圳，因为那里的户籍制度正在松动。她应聘到深圳一家电子公司做推销员。两年后，她和北京的男友结婚。第三年，公司答应帮她把户口挂在单位的集体户口上。
一切即将实现之际，马小朵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她住在十几个人的集体宿舍里，天天吃食堂，突然觉得开饭时的那个味真难闻。她一点都吃不下，但过了点又没得吃，就这么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
舍友说，你这是妊娠反应，躺一周就好了。马小朵就躺了一周，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还不停地盗汗。后来竟虚弱得站不起来，就到医院靠打点滴维持营养。后来丈夫把马小朵接回北京，因为体质很弱，连火车都坐不了，只能飞回去。回到家就开始保胎，期间有过流血，马小朵也并没当回事。
没想到5个月时，肚子突然一阵一阵地疼。马小朵有些害怕，因为从4个月开始，孩子就在里面动得很厉害，她也没想到去医院。在外面打工10年，都觉得自己年轻，皮实得很，小毛病根本不理。
后来孩子闹了一段，肚子里就没动静了。马小朵过了几天才去医院，医生一听就说胎心没有了。从未生过大病的马小朵根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连医生都解释不通。唯一能够扯上关系的理由也许是，马小朵连续10年打工，身体早已透支而又没有及时给予营养。
只休息了一个月，马小朵挂念自己悬而未决的户口，又回深圳继续上班。当时正是6月，深圳热得要命，办公室都开空调，可马小朵却冷得要命。一检查，祸不单行，马小朵在之后的引产手术出了意外，得了子宫内膜异位——一种很难治好的导致不孕的妇科病。
马小朵都呆了，她不明白，自己拼命打工，为户口的事奔波，就是为了孩子。但如今户口有眉目了，怎么又终身不育了呢。这是老天给自己进城的代价吗？
之后的三年，马小朵成了医院的常客。每周都要去医院拿七付药，为了挂专家号，早上四五点就起床。每天拿电饭煲熬中药，人家下了班都出去玩，她就在宿舍里熬汤喝药。
治疗还需要吃一种使人停经的药，一吃半年，整个人的内分泌都被打乱了。这个药的副作用总是让马小朵胸闷得难受，戴不了胸罩。有天半夜，马觉得自己得了心肌梗塞，心慌得好似根本不在自己身上。连夜去看大夫，答案是，植物神经已经紊乱。
这三年马小朵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治愈的希望，还要坚持不停吃药。每天沉浸在这些事中，熬人。
曾经有个同事也得了这个病，她尝试了同事的治疗方法，坚持了一阵就受不了，放弃了。但马小朵太想要个孩子，生孩子对她来说似乎成了一个任务，她辞职离开深圳，放弃户口，回北京继续养病。
所有的心思都在怀孩子的事上，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完成，别的事情就无法开始。为此，她连死的心都有。马小朵最终得以偿愿，她为了要孩子前后花了五年时间。
成功生下女儿后，马小朵变得很感恩，2005年，她在北京苹果园雍王府社区，发起创办“同心希望家园”，帮助那些和她一样的打工妹。这个社区住了一万打工群体，居住在猪圈改造过的棚屋里。白天，随处可见大肚子的妇女走来走去。
马小朵结识的打工妹里，很多人生孩子很顺利，但之后整个人就彻底病倒了。要么废了，干不了活，要么贫血又黄又瘦，孩子却长得很好。
她们90%都在出租屋里生产，因为便宜，只需要300块钱。医院生产是这个价钱的十倍，差不多是他们这些家庭一年的收入。
社区里有个妇女产后得了糖尿病。虽然她已经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但她丈夫特别重男轻女，非要再生。她怀了8个都没活，身体完全垮了，还要生。她觉得这是唯一能证明自己还有价值的法子。她本是个特别爱玩爱笑的女人，如今，整个人都变了，总觉得所有的人都笑话她，终日躲在这个被遗忘的城市角落的棚屋里。
马小朵说，她们还停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育模式里。300万流产孕妇
邓成艳的诊疗室外已经等了50多人。她的小房间很不好找，这是全院最老旧的一栋楼的半地下室。七弯八绕，看了很多指示牌，才找到迷宫的中心——北京市协和医院生殖中心。这些人大都是女性，有的小腹微隆，有的一旁有沉默的男伴，或站或坐地塞满走廊，心急的不时往门里面张望。
“大部分是来看不孕的，还有保胎的。”2009年1月3日，协和医院门诊部放假，邓成艳穿得休闲，斜靠在椅背上，一边说一边往门外比划，仿佛外面随时会突然走进来一个病人。“都是希望要孩子的。”邓成艳笑说。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邓成艳，一周9个门诊，年均接诊14000人次，包括不孕病人与妊娠早期先兆流产患者。在邓成艳接手的保胎病人中，大部分是孕早期(妊娠前三个月)就来看病的。她们的病情相对简单，最终结果在一开始就能预计得八九不离十——要么是孩子有问题，基本保不住；要么是孕妇自身孕激素水平低下，但孩子是好的，通过人工干预补充就差不多能保住。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总是拿种子和地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沟通起来容易很多。
回忆起种子不好的病例，邓成艳能说出一箩筐。一位名叫白礼慧的孕妇，今年已经34岁，前两次怀孕均以胎儿停止发育告终，没有查具体的原因。第三次怀孕了，孕激素依然偏低，这次她找到邓成艳。人工补充黄体酮，孕8周B超显示胎儿依然没有胎心胎芽，白礼慧第三次遭遇胎儿停育。
“这对孕妇们是很大的打击。”邓成艳说，B超结果出来，很多孕妇当时就在B超室里泪如雨下。邓成艳给白礼慧做了刮宫和绒毛染色体检查，结果显示：白礼慧腹中胎儿是三倍体染色体畸形，此类基本都胎死宫内。
通俗地说，孩子能不能保住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品种好，但确实缺乏营养；第二种是品种不好，不是好孩子，要被大自然淘汰掉。“流产的发生率约占全部妊娠的15%～20%。”邓成艳说，近3年中，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对接诊的222例次有完整病历的保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出这一结果。这一数据与国外的数据一致。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产率，2007年，我国有约300万名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
在这些流产的案例中，七到八成是孩子自身有问题，而被人体自然淘汰掉。这意味着一百名胎儿中，有15名胎儿以上会因自身缺陷而进入优胜劣汰的“淘汰环节”，并最终被流产。这些不幸流产的孕妇们如果去做绒毛染色体检查，将有至少一半人可以检查出流产胎儿的染色体缺陷。
现代医学对人体的了解仅30%左右，邓成艳仍不免赞叹人体自身的完美进化——如果胎儿是不好的，它会给大脑传达一种信号：“种子不好，要流掉。”这种信号一旦启动，孕妇体内本来正常的孕、雌激素就会直线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再怎么补充孕激素也无济于事，体内孕激素水平依然无法达到正常值。少了激素调节的胎儿就开始变得没有营养，“坏种子”最终在营养不良中死去，淘汰了。
问题是，一些孕妇的孕激素水平从一开始就偏低，这令人格外紧张，且充满期待——也许只是孕妇自身的激素分泌过低罢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邓成艳同事的女儿身上。医院同事的女儿一开始就孕酮偏低，还出现相应的下体出血的先兆流产症状，她要求药物保胎。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种子是好的，我就会给你保好的，种子的营养问题包在我身上；但如果种子有问题，是没有办法的。”邓成艳说。在保胎的过程中，邓成艳全力以赴，孕7周，B超有胎心搏动了。每两周监测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一直在缓慢上升。过了妊娠12周，准备转产科，突然两类激素水平下降，马上B超检查，胎儿已长3厘米，但胎心消失了。染色体检测结果发现多了一条第18号染色体，“种子”确实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流产，既不是“种子”不好，也不是孕妇孕激素分泌不足，而是刮宫次数过多。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刮宫七八次照怀不误，有些人刮一次，子宫内膜就刮伤了。“就相当于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根本没法扎根，所以一有就流产。”邓成艳打比方说。刮宫次数过多也是早期流产的原因——“土地”一旦被破坏，“种子”无处落脚，给足孕酮也没用。
从另一角度看，流产值得庆幸，是优生优育、大自然的淘汰过程。但是，对那些受孕困难或者有过不良孕史的人来说，怀孕机会分外珍贵，保胎则成了全部生活的重心。这时候，医生唯一可做的只是给“种子”施肥。如果“种子”是好的，他们大都能安全地降生到这世间。保还是不保？
“孕酮多了并没有什么害处，有些孕妇就要求医生注射，图心安。”邓成艳说。去她那里要求保胎的通常是有过不良孕史(比如流产史)，或好不容易怀上的。对于这些孕妇，邓成艳的态度很明确：要检查。是不是缺？缺多少？缺多少补多少。
“本应该被淘汰的畸形胎儿，有可能经过保胎而得以存活，直至较大孕周才被发现。”协和生殖中心的七年调查结果显示，222例次保胎病例中有2例畸形，一例在怀孕27周发现唇腭裂，引产了。另一例足月分娩，发现6指、外生殖器畸形及食管气管瘘等多发畸形。
保胎后出生畸形率为9.0‰，没有超过国内新生儿出生缺陷率13.7‰。尽管保胎不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但在现今紧张的医患关系下，面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在正式治疗前，都会告诉她们相应的风险，征得对方同意，并签订相关协议，方才动手。
现实总爱开更复杂的玩笑。2008年3月，已停经三个月的刘羽洁挂上邓成艳的号。正常情况下，怀孕7周一定能显示胎心，而B超显示，刘羽洁的腹中只能看到一个胎囊，没有胎心。本来，如果胎儿正常发育，三个月的胎儿就已经成形。
在刘羽洁之前的检查中，医生都认为胎儿停育，建议刮宫流产。幸运的是，刘羽洁记录了自己的基础体温。根据她出示的体温表，邓成艳重新分析，发现她只相当于怀孕35天，而35天只有一个胎囊是很正常的。
“她孕酮低而且有点出血，我跟她说明了可能的风险，问她愿意不愿意保胎，她愿意，我就给她保了。”邓成艳回忆说。
谁知第二天就出事了。这天上午，邓成艳正在看门诊，门口突然窜出一位老太太，指着邓成艳就嚷嚷开：“你说，到底孩子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有的大夫要清宫，有的要保胎？”这一吵就是十几分钟，差一点就引来医院的保安。邓成艳没办法，只得拿出和刘羽洁签订的协议，指着签名告诉老太太：孩子是孕妇同意要保的，风险也是一开始就说明白的。孕7周B超发现胎心跳动，刘羽洁笑着说，婆婆不好意思进来。现在大胖孙子已经抱在手。
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保还是不保？这一切在孕早期，都是个谜。当前的监测手段难以很快判断早期胎儿是否正常，但可以迅速测出孕妇体内的相关激素水平，因此，对于自身功能缺陷、有胚胎停育史或先兆流产史的患者，以及不育史、受孕困难的患者，由于胎儿珍贵，一旦确定妊娠，生殖中心采取的主要措施仍是积极监测观察。
但有一个原则，邓成艳始终坚持并再三强调：雌孕激素水平正常，就不需要补充。因为黄体酮注射液一支才7毛8，加上注射费也才1块5一针，注射多了对胎儿无害，因此被广泛应用。有的医生不查孕激素水平，就给病人打一点或者口服黄体酮，孕妇也乐得心安。
“凡事都有利弊，就算无害，至少屁股疼啊！”邓成艳说，黄体酮的注射很疼，而另一些口服雌激素也或多或少有价高、患者不耐受、头晕嗜睡等缺点，因而并非用了都好。与其每天跑医院打针，提心吊胆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需要保胎，不如一次检查确认，更加心安，也大大减小心理压力。
如果以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衡量妊娠，实际总胚胎流产率可达31%。早期流产中，半数以上是由于染色体异常。另外，环境因素、有害药物、病毒细菌及放射性物质等均可导致胎儿畸形和流产。“不停，我就不停”
2009年1月2日，石景山医院妇产科，预产期已过四天的孕妇郭艳红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沉默不语。三天前，郭艳红就有了轻微的宫缩、出血等临产征兆，但三天之后孩子还是没生出来。“都怪我怀孕时在家里一直坐着搓麻将。”终于停下脚步，郭艳红半开玩笑地认为是缺乏运动才导致了今天的不顺利。
郭艳红怀孕四十多天，突然腹痛，到医院打了几针黄体酮，进行保胎治疗。四个月后，郭艳红便辞掉文员工作，转职“保胎员”。“上网也少了，怕电脑辐射影响孩子。”遇到问题，比如孕妇该吃什么做什么，她还是会上网查一下。
工作压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太远了，每天要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上班，挤来挤去对孩子不好。”26岁的郭艳红和丈夫商量后，辞去原本收入不错的工作，小两口开始靠着丈夫每月3000元收入过活，“肯定会拮据一点，尤其马上又要多一张嘴。”
郭艳红觉得日子可能会困难一点，但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也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她说以前的公司同事中，像她这样的“专职保胎员”并不少见。
“这的确很时髦。”邓成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孕妇从怀孕前就开始补充叶酸和各种维生素，比较时髦也比较费钱。在前来就诊的孕妇中，约有一半人是因为自己恐慌来要求保胎。其中有过不愉快孕史的可以理解，而首次怀孕因为恐惧就要求保胎是不值得提倡的。
有些孕妇觉得黄体酮不安全，认为会造成女性胎儿的男性化。对此，邓成艳也作出承诺：这是误传。在邓成艳看来，病人也有两种极端，一种认为不能用一切的药物，怕对胎儿产生影响；另一种则是没问题也要用药保胎，图安心。
这两种情况，在当下的白领一族中都表现得格外明显。她们工作压力大、生育年龄也偏大，并具有一定经济条件，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格外高。据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市平均生育年龄5年提高1岁半，早在2005年就近29岁了。与此同时，她们还喜欢刨根问底，似懂非懂，互相问，不太相信医生，“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做呢？黄体酮会不会造成女性胎儿男性化呢？如果保，会不会保出畸形？”在邓成艳的接诊中，这样的问题常常连珠炮似的袭来。
经济条件较好的孕妇们往往会挂邓成艳的特需门诊号，一个号三百块钱。何怡已经流产三次，第四次怀孕后，她一直定期看邓成艳的特需门诊。一开始，何怡的孕激素水平偏低，邓成艳用孕酮帮她保到13周，何怡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已经很稳定，邓成艳准备给她停药。
结果她说“不停，我就不停。”邓成艳一边笑，一边轻轻摇头，何怡一再坚持继续用药，这令邓成艳颇为为难，“我觉得没必要开药，就不开了，最后只能对她说，你要吃就到别的地方开去。”
类似的恐慌还表现在产检上，有的孕妇自从怀孕，每两周就会来医院查体一次。“除非你特别想要这个孩子，想倾尽一切保住，一般不推荐。没有问题干吗要一趟一趟跑医院啊？”邓成艳说。
保胎方面的费用，邓成艳也算了一笔账。检查一项激素45元，三项相关激素全检查也才135元。这固然比1块5毛一次的孕酮注射费高了许多，但与天天跑医院扎针、提心吊胆又承受悬而未知的压力相比，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查一下没问题就不用打针了，很多孕妇心情也非常愉快就回家了。对这些孕妇来说，好心情比什么保胎药都管用。”邓成艳一字一句地说。医生的建议
邓成艳反对盲目保胎，同时也表示，妇女的三期很重要：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国家要求重视妇女三期的保健，其中妊娠期的休息非常重要。孕妇是否需要停职保胎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从事公交售票、化工原料有关职业的孕妇都不适合工作了。对于一般白领，上班坐办公室用电脑是没关系的。
对于网络上卖得火爆的孕期防辐射服，邓成艳不置可否：“防辐射服是否真的能够使流产率、畸形率之类的数据有所下降，我没有一手资料，不能评价，不推荐也不反对。”
对于保胎，邓成艳有她的两条建议：首要的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要孩子的年龄，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如果实在错过了，则尽量放松，毕竟需要保胎的只是小部分人。
尽管邓成艳这样的医生人群对于保胎有着理性的态度，但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也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城市医院住院病人中，妊娠病、分娩病及产褥期并发症一直排前十位疾病中的第四位，比重由8%上升到9.96%。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县医院，这一排名和比重分别攀升到第二位，和17.35%。 (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孕妇均为化名)
保胎还是保工作？
“没有犯罪而不断被加刑，这就是衰老的感受。”
这句话被一个网友妈妈用来形容怀孕的不易。文利(化名)就刚刚经历这样一个“刑期”。产假休完，文利最后一次给公司快递了信函：一封辞职信。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从怀孕开始，至离职结束，一年多时间里，文利经历的不仅是怀孕生子的喜悦，还有激烈的职场保胎纠纷。
此前文利因有流产迹象请了保胎假。她保完胎返回单位，摆在面前的是早已经打印好的辞职申请书。公司给了两个选项——A选项是主动申请辞职，但要写下保证书，保证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公司就积极配合，立即结算工钱；B选项是升级到手机卖场去做值班经理，任务是巡场。
值班经理有形象要求，除了中午吃饭的1个小时，其他7个小时都需要精神抖擞，必须穿高跟鞋，在卖场内走来走去。文利无奈选择后者，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高跟鞋的鞋跟高为三寸，摆明了“孕妇不宜”。
经过与单位屡次交涉，怀孕8个多月的文利，被改派另一项任务，去抓进入卖场的“小倒”，即卖旧手机的小贩子。这个岗位责罚分明，公司会派人来检查，如果第一次发现卖场有“小倒”，罚款500元；第二次发现，罚款1000元；第三次就要按照员工违反劳动纪律予以辞退。
重着身子的孕妇要和灵活的手机小贩周旋，结果可想而知。上岗前，文利去产检，一切正常。抓“小倒”没两天，文利就承受不住，紧急就医，胎位出现异常。文利认为，这和自己抓“小倒”有直接关系。她的羊水本来就多，站的时间又太长，导致远未足月的胎儿突然下沉，提前进入胎盆，文利出现轻微宫缩，已经可以摸到胎儿头，她早产了。三个孕妇一台戏
“整个鸟巢从十几米往下掉，难道因为你乖，就能做颗好鸟蛋？”
这是职场人的“警世通言”。在“白骨精”的生存术中，不乏集体怀孕保胎以避裁员风头的经典案例。但是对于生活在基层的“保胎妈妈”来说，保胎期间，一份可以期待的工作保障，也还是生活里的救命稻草，起码不能招之即来，呼之即去。
“就是赶巧了。并不是计划好要怀孕的。”文利在电话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09年的第一个工作日，跳槽到北京一家外企任职经理助理的文利，直到晚上8点多还在忙碌。和所有为生活奔波的职场妈妈一样，文利声音中充满了疲惫。白天实在抽不出空，晚上9点，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文利一边颠簸回家，一边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背景声里，还不时冒出售票员报站的声音。说到激动的地方，文利依然掩饰不住自己的愤怒，“打官司真不是为了钱，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比戏剧还戏剧，2007年3月，加上文利在内，单位里几乎同时出现三个孕妇。文利当时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该公司主要经营与手机相关的业务。文利在营业厅前台任职。她怀上宝宝纯粹是意外。同事王芳(化名)怀孕了，去医院检查，拉上文利作陪，顺手转送给文利一盒怀孕试纸。文利好奇地试了一下，出乎意料，她“中彩”了。文利到医院检查，已经怀孕两个月。
文利起初坚持上班，但是突然“见红”，这是传统上的流产先兆。出血越来越厉害，文利到北京协和医院西单分院就诊。大夫警告说，如果想要这个孩子，你就必须在家保胎。文利不得已请了保胎假。
等到她觉得胎儿已经比较稳定，返回单位上班，就面临要么辞职，要么穿高跟鞋巡场的选择。三个孕妈咪坚持不辞职，但又承受不了巡场的工作，均出现身体不适的情况，找医疗机构诊断并出具诊断证明，需要再卧床休息保胎。公司不同意，双方争执不下，其中一个孕妈妈在网上偶然发现了相关的劳动法规，即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内，单位不得无故辞退员工。三个孕妇一起将公司告到劳动仲裁委员会。
经仲裁调停，公司承诺，将为三个人安排利于保胎的工作。三个人再次上岗，只是巡场变成了抓“小倒”。三名孕妇只得再次请假，再次遭到单位拒绝，并且拒收她们的请假报告。几天后，单位向三人邮寄了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理由是她们擅自脱岗，属于旷工行为。三个孕妈咪再次将单位告上仲裁庭。保胎，你的名字叫弱者？
根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7年3月发布的信息，中国女性就业人员的比重已达45%。中国妇女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公平，也承担了剧烈的社会压力。无休止的压力，无休止的焦虑，让职场孕妈咪们成为了“保胎”的高危人群。
“差不多折腾到一半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意思了。我怀孕并不是个错误。”文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里老人也纷纷劝她，别再和单位较劲，辞职回家安心保胎。因为如果有什么事，就是一辈子的事。文利形容与单位对着干的感受是“走投无路”。文利介绍，只要去上班，单位主管几乎每天都问：“想好(辞职)了吗？想好了，今天哪怕上两个小时的班，也跟你们结两个小时的钱。”而在打官司的阶段，双方针锋相对。
文利永远忘不了，冲突白热化时，其中一个孕姐妹遭到单位代表质疑，“你是不是为了钱，别钱没要着，孩子死肚子里。”在庭外等候的文利冲了进去，愤怒地问：“你说的是人话吗？”文利表示，但凡单位的态度好一些，她们兴许就真的辞职回家保胎了，但是越演越烈的冲突让双方就只能在法庭上见分晓。
仲裁员起初调停，建议文利她们与公司和解。但孕妈咪们态度坚决，表示仲裁不成就告到法院。这份不可思议的坚持，在北京市西城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郭兴昌的帮助下，最终取得胜诉。仲裁委员会认为公司对三名孕妇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仲裁委员会不予支持。要求该公司在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撤销此前对三人的解除劳动合同决定。
文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部分人碰到这种保胎官司都主动放弃了，太累太折腾，而她们幸运的是偶然碰到了律师郭兴昌。事实证明，保胎胜于打胎，保人胜于开人。处于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员工受到国家法律保护，“保胎妈妈”并非没有胜算的把握。律师郭兴昌告诉记者，单位依法解决成本最小，越违法成本越大。如果单位没有取证，又无故裁员，十有八九都得撤回，并要支付高额的赔偿。
他为三个孕妈咪指导了具体的保胎维权方针，包括用邮递快件的方式，将相关函件送抵公司。快递的好处是有回执，能够注明快递的内容，即使单位拒绝承认甚至拒绝接收，依然能够作为呈堂证供。事实上，与单位发生冲突以来，文利与单位的正式照会都是通过快递方式进行，比如请假条，比如医生诊断证明。该依法履行的程序，文利不欠不拖。文利自己也记不清究竟发过多少回快递，她告诉记者，不算单位拒绝接收的，总有个七八封吧。最后一次送辞职信，文利还同时传真一份，除了声明辞职，还要求约见公司老板。
公司也经不起折腾，一旦“想开了”，回复也很快就来了。根据仲裁庭的判决，2008年夏天，文利到公司结清一切手续，领到生孩子的报销款及赔偿工资，共计三万多块钱。其他两个孕妈咪也获得相应赔偿。保胎战获得了胜利，文利的儿子早都过了半岁。“战争”结束这一天，文利高兴得想跑又想跳。临告别，文利理直气壮地“训话”：“你们这个单位该好好整顿了。你们对员工不好，就像盖楼基础没打好。”“以身饲虎”的成本
文利保胎时所在的单位，属于规模不小的私企。文利发现，在她之前怀孕的女员工，大都主动辞职了。因为营业厅的工作环境太不适合孕妇，长期接触电子设备，长时间站着。只有少数幸运的可以调到后台，比如帮助整理单子、核对发票、给办公室做后期维护等。文利之后，该单位又有两名女员工怀孕了，她们选择辞职保胎，耗不起这个“精神”。
保胎现象日益增多，但真正有勇气为保胎对簿公堂的，还是极端的少数。除了家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保胎妈妈”敢拍屁股走人，在社会保障缺位的状况下，不敢轻易辞职、不愿轻言官司的大多数“保胎妈妈”与其所在的单位，就像“完美的婚姻”一样，在相互别扭中彼此妥协——保胎对双方来说到底是不爽的事，因为“都不容易”，彼此拉拉扯扯，讨价还价，也就慢慢渡过危机。
“职场是森林，女人是老虎？”一篇署名为史晓英律师的文章，比喻职场女性嫁人生子等让公司头痛的现象，所谓“妙龄猛于虎”。“公司毕竟不是民政部门，‘妙龄’们的冲击波，往往让公司道贺不止，心痛不已，哭笑不得。”文章表示，除了要有爱“虎”之心，建议公司可以“以身饲虎”，“体现人性化关怀，必然得到职工更加敬业的回报。”
不过，乐于“以身饲虎”的爱心单位毕竟有限。“女员工保胎，企业当然有损失，还要看企业是否有能力承担。”多年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如今在北京一家集团公司任职人力资源总监的常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常箐说，正规公司里不养闲人，本来每个人的工作量都不少，有人请假保胎，整个团队势必得重新调整，保胎员工的工作要么得其他人额外承担，特别是顶头上司承担，要么就得再雇人手，起码是雇个兼职。另外一方面，保胎员工的工作量不好计算，保险还要正常支付。常箐认为，公司大还好说，小公司要负担女员工保胎，的确很艰难。
不过，她认为，只要企业能够支付得起，考虑到招聘及培训员工的成本，保留一个保胎员工，还是比重新雇人划算。特别是随着工作竞争的激烈加剧，需要保胎的高层越来越多，因为她们为工作奋斗到大龄，而且压力更大，也更需要为保胎付出职业成本。
常箐曾经在一家著名的美国企业任职，来请保胎假的大都是高级经理、总监的级别，而她们的工作，往往是无法分担，很难替代，“不让她休保胎假，她就辞职了。这种损失更大。”常箐表示。其他隐形的成本还包括公司人性化氛围的建设——打击了一个保胎员工，往往就打击了一大片，还不如索性慷慨大方点，批准保胎，皆大欢喜。
保胎假成为了真正的员工福利，而就该项福利的薄厚而言，人力成本越宽松，则保胎福利越好：大单位胜过小单位，公务员胜过公司职员，外企胜过国企，国企胜过私企。在各项福利规矩正常的外企里，鲜见打保胎官司的，保胎的好人好事倒是不断涌现。常箐见识过的最夸张的保胎例子，是她在外企工作时，单位里有一个男员工，据说是基因与太太不匹配，他请了漫长的保胎假，从双方调养身体预备怀孕开始，一直陪同到太太正常怀孕，胎位坐稳才恢复原职。
在漫长的保胎过程中，越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员工，保胎假期越愉快。常箐一年多前也跨入保胎妈妈的行列，因为公司新装修，担心对胎儿有影响，她请了长达半年的保胎假，领导不仅承担了她的工作，还不时嘘寒问暖，招呼大家要额外照顾常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