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几天里，可以说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香港的概况只是大致了解了一下，从表面上看，香港一看就是中国的土地，市政建设和国内的一些著名的山城，如重庆等有些相似的地方，从街头涌动的人流看，和广州也有些许相同，可是，在一些细节上却能发现一些很人文或很人性化的设计。
我一直认为，真正打动人和感动人的地方是细节，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小区建设，姐姐家住在香港岛的海怡半岛，靠海，是个很成熟的社区，有30多栋都在35层以上的塔楼，都是花瓣式的放射状建筑，每个住户的窗户都是朝外的，这里好象不分东南西北，卫生间和厨房的窗户对着天井，这样类似的建筑我在北京是见过的。
我想说的是小区的建设，大家都知道香港寸土寸金，楼房的密集程度要比北京大得多，楼和楼之间离得很近，但就是这样，在小区里花草树木错落有致，因为靠山靠海，地势不平，就是一个小区里，30几栋塔楼虽然外型一样可也不在一个平面上，但里面也有台阶相连，特别是由于香港属于热带海洋气候，雨水量很大，所以楼和楼之间都有围廊相通，在小区里穿行可以不惧雨水，就是过街的天桥也分为有廊和无廊并行的两列，而且，在拐角等无法建设水池和绿地的小地方，也会垒个池子种棵棕榈数或芭蕉。一看就可以发现，小区的绿化是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的，构思很精巧。
相比而言，我在北京住的小区虽说也是近几年刚建好的，绿化面积要比香港这边大多了，我觉得其实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可相比一看，就发现粗糙多了，在整体规划上少了全局观，风格不统一，设计上显得不够缜密。
再说一下小区里的健身设备，这几年，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发展，北京城里各个社区都建了很多的全民健身设备，大家都有了运动的好去处，我住的楼下也有，大概几十个平方的面积，有踏步机，健骑机等，我一直以为很好了，比过去强多了。可在香港发现，这里也有这些健身设备， 密度和面积以及种类大同小异，只是品种稍多一些。
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健身的区域里地面铺的都是柔软减震的塑胶地砖，可以防止运动中受伤，可北京的健身设备都是建在和通道广场同样的水泥地面或方砖上，没有考虑运动中可能造成损伤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细节，可差距一般都是体现在细节上。
再有一个，说一下汽车总站的设立。我在深圳火车站旁的汽车总站坐过车，在一层，里面是通往广东附近的长途车，坐车要到里面不同的站牌前去等，里面大型客车来来往往，排出的尾气污染很严重，在加上闷热的气候，我是浑身大汗，几乎要窒息过去。
因此，在香港等车的时候，我是坚决不想再进到里面去了，姐姐很明白我，给我看了车站边的几个硕大的排风扇，这是里面的空气好了很多，不会让人有要昏厥的感觉。其实，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关键是：是否有人想到要去做。
在香港我体会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坐公共汽车的排队问题了。在香港，无论是总站还中途站，上车的人们都是依次排队从前门上车，队伍不紧凑，有条不紊的，在港期间坐车一直都是这样，我想这就是全民素质，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能带动起来的，一定要整个社会都形成这种风气才行。
在从香港回北京的飞机上，临座是位台湾的商人，40多岁，来北京7年多了，我们对两岸三地的差异问题聊了许多，其中，
我问到了“在台湾坐车是否也是这样排队？”，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接着又问“那台湾是从什么时候起坐车排队的呢？”他说，从50年代就开始这样了，
接着我又问了第三个问题“那么内地如果也做到坐汽车排队上车，估计需要多少年？”
他沉吟了片刻，说“估计需要50年，因为需要一代到两代人才行。”
然后是我的沉默，我感到心里有一点堵的感觉，真的需要这么久吗？
在北京机场一出大厅，我就感到，也许50年都不够。
在民航的班车前，人们是拼命地在挤，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很辛苦，大家挤得也很辛苦，当然，我也在挤，没有办法，要不然上不了车，回不了家。在等出租车的地方，大家是排队的，可就有人很聪明从后面的栏杆饶过来，不排队抢先上车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排队上车的问题，分析出了几点理由或原因，说给大家听听：
我觉得能否养成一种文明的生活习惯和维系一种文明的社会秩序，和资源是否充足有很大关系。大家都排队上车的前提是排在最后的一个人可以确认他肯定能上去，这在香港就是这样，巴士上有时人也很多，但排队的人几乎没有因为排在后面而上不去的担忧。如果，不能确认呢？是否也是如此？
而在北京就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会遇到，售票员说“人满了，等下一趟吧。”特别是在我这次从机场坐大巴的时候感觉非常明显，几架飞机几乎同时落地，等车的人一下就满员，我就是等了3辆车才上的，我当时也想排队，可不知该排在谁后面？可能很多人和我想法是一样的。大家有时是被动的，不知不觉中延续或助长了一些陋习的蔓延。
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从思想上要求认识上的统一，其二就是要管理跟上。有很多法律法规其实制定的很详细的，但在执行和管理的问题上差距太大了。
在香港7天期间和姐姐曾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言语冲突，说来原因，是因为她说内地的游客习惯不好，随地吐痰，大声说话，公德心差等。
说来这些问题，在北京同事或同学间聊天的时候也说过，大家也是口诛笔伐的样子，可在这里姐姐一说，我就极力反驳起来，好在那天姐夫和孩子们都出去了，我们俩在家灼灼实实讨论起来，而且还辩论得很激烈。
因为姐姐上来说“内地来的”随地吐痰，我当然不干，从大陆的人口构成，知识结构，行业划分等各方面阐述，“吐痰的人是内地来的”并不等同于“内地来的就随地吐痰”。
后来，我和姐姐都平静下来，我才深深地理解了，姐姐和我说这些，其实也是她在国外多年累积下来的一种倾诉，也是，在洋人的地方呆久了，这种强烈的意识是非常明显的，他们一方面在洋人面前还要力争，一方面也需要在我这里宣泄一下内心的愤懑。
姐姐谈了几件事，有一些，我后来在香港期间也遇见了。比如说，大声喧哗的问题，由于十一期间内地游客很多，因此，在商店里经常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有普通话，有四川话，东北话，也有我说不太清楚的方言，其实，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就是同行的人之间互相对服装或首饰的款式花样发表一些评论，可听起来确实声音显得很大，只是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罢了。
还有一点，就是卫生间的使用，我们都有一种嫌脏的感觉，坐便器是不肯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弄到外面，有的人嫌冲水的把手也脏，连水也不冲，给后来的人造成了很多不便。我是能做到冲水的，可姐姐做得更好，她要把用过的器皿用纸搽一遍，干干净净地留给下个人用，姐姐为此只说了四个字“这是文明。”我清楚地记住了，在回航的飞机上，每次我用完卫生间都会按照墙上的指示牌，把水池搽干净，因为我知道，这是文明。
还有一个就是洗完手后，有的地方是烘干机，有的地方是用搽手纸，我真的看见有的内地游客“唰！唰！”地抓下好几张纸，搽完后往筐里一仍，若没透入，那就是运气不好了。我想，如果是他们家里的，肯定不会这样，一是舍不得用这么多纸，二是不会让废纸留在垃圾筐外面。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也许和我们的潜意识有关。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知道要爱护公物，要“以校为家”，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学校的财产，后来呢，上班以后受的教育就是要“以厂为家”，“以社为家”，总之，教育大家是要像爱护自己家的东西一样爱护公共财物。那么，一旦确认这些财物不是自己家的时候，就不那么上心了，我想这就是公德心，在做一件事的时候，要想给别人会带来什么伤害，损失或不便。而这种公德心的形成，恰恰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香港还有一件让我很有感触的事，就是香港的菲佣。在香港的菲佣一个月的薪水一般是3600元港币，而且每周要休憩一天，每年有一个月的休假，并有顾主负责菲律宾往来的机票，而大陆去的保姆，一个月不超过2000元，对于休假的要求也不是很强烈，可香港人还是情愿去雇佣菲佣，为什么呢？
在姐姐住的小区里，有很多家雇佣了菲佣，每天买菜做饭，接送孩子上下学，在楼下带孩子的时候，菲佣们就凑在一起用别人听不懂的话聊天。
特别是到周六，周日，在中环，天星码头一带，铺天盖地的都是在聚会的菲佣，拿块毯子铺在地上，然后，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吃东西，场面很大。在北京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了，感觉就是两个字“震惊！”
这种情况，也只有在多年前的北京站，或春运期间才能看见，我特地照了几张照片，并录了像，因为若不是亲眼见到，我也不信。
在香港没有看到一个乞丐，后来才知道，在香港要饭是违法的，可政府给了无工作的人很多的优惠，比如说建了很多租金便宜的住房等。
那么，为什么香港人这么喜欢用菲佣呢？了解以后才知道，在雇主家，菲佣把自己当佣人，而大陆的保姆是把自己当主人，感觉不一样，而在香港这种社会制度下，雇佣菲佣就成了一种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有的人家里的房子很小，可还要截出一间工人间来，夫妇两人去上班，只有一个手包，也要菲佣跟在后面拿着，直到他们上车才交给他们，按姐姐的话，“这些香港人要的就是这种有钱人的感觉。”
一国两制，里面的差别除了根本上的外，有很多是细节上的，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这次去香港只有短短的7天，也只是拂花掠叶接触了一下这个东方的大都市，有欢喜，有感悟，也有一些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感慨，但这个城市确实很吸引我，我想我会还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