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过年年年过，但我特别难忘那个在江西农村度过的新年。
那是1973年的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上海知青大都归心似箭，可我们全大队120个知青中却有十来个没回上海；有的是想“表现”好点早点上调，有的因病回不了，有的缺少盘缠，也有的因为上海家中人口多、住房紧，而只得和弟妹错开回沪日期，而我则因为寒假太短而留下的。
那年头知青们前途未卜，情绪低沉，为减少孤独苦闷，我们分散在各村各队的十几个“留守男女”便相约到一个名叫“山田坑”的村子去过年。那儿只有七户农家，却有一个全省闻名的知青班。我们各自带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存货”，如几根香肠、一斤卷面或一瓶辣酱什么的翻山越岭到了那里。
主人小王他们早已在迎候我们。闻讯而来的老表和他们那热情纯朴的孩子们纷纷赶来看热闹，还送来米酒和自己采挖的冬笋香菇。那年头知青一天的工分才两、三角钱，一年到头也不过百把块，还得扣掉交给队里口粮款，幸好油是队里分的，吃的菜都靠自己种，平时难见荤腥。即使家里寄来了钱，也买不到肉。
年夜饭可谓“盛况空前”，每个知青都露一手地烧了一只拿手菜；有上海特色的糖醋小排骨，有宁波风味的咸菜冬笋，有鸡蛋做的“蟹粉豆腐”，还有江西风味的家常辣椒，最好吃的莫过于当地土特产“麻糍”——一种用糯米蒸熟以后再舂烂打紧如砖头般的糕，放在油里炸了以后蘸上糖，那韧劲和香糯味远比上海的年糕好。平时缺油少盐的我们那天胃口大开，使几年来已麻木迟钝的脑细胞也随着米酒的力道而活跃起来。“男高音”晓丁引吭高唱了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浆”；外号“大头”的小陈表情庄重地站起来背诵李白的长诗“将进酒”，而小王却心神不宁地几次到门口张望女友；人称“阿凡提”的老黄更是想起远嫁安徽的“林妹妹”，不免伤心落泪，不由勾起了大家的思家愁绪。
第二天一早，我们挨家挨户给老乡们拜年。他们端出了自己晒的山芋干、自己拌的米花糖，知青们回敬的是几颗上海奶糖。队长老刘盛情地款待我们这些“稀客”，竟然摆出了一桌野味。可惜的是又咸又辣，什么味道也吃不出，倒是辣得眼泪直流......
多少年过去了，可那山，那人，那饭菜，却永远定格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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