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旻
2004年6月14日星期一
住：Hotel Alka, Varanasi
不少人说：“没有到过Varanasi等于没有到过印度。”也有人说：“Varanasi是印度中的印度。”这些说法都有它们的道理，如果你把印度等同于印度教，把印度教等同于印度教圣地的话。
Varanasi的确是一座原汁原味的古老城市。恒河沿着城市东部穿过，带走一个个印度教徒的骨灰，也催生一个个新的教徒。它把印度的传统保留得别无二致，也把印度的丑恶暴露无遗。记得余秋雨教授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千年一叹》，其中有一篇就是写Varanasi的。老先生毕竟涵养比较好，用的题目是“我拒绝说它美丽”，把自己的厌恶之情用委婉再委婉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我来到Varanasi之前，曾经以为老先生是在上海和香港养尊处优惯了，受不了印度的脏乱差才得出这样的看法，而我——作为一个草根阶层出来的背包客，应该是受得了这些而且能够看到Varanasi作为宗教圣地神圣的一面的。我错了，当我对着Varanasi皱眉头的时候，我甚至想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列作“国家的耻辱——Varanasi”，直到我慢慢平静下来，才开始反思Varanasi带给我的启示。
Varanasi最值得一看的就是恒河旁边大大小小的Ghat，这Ghat是一个印度独有的词，指的是河边的石梯。而这些石梯的主要功能，就是方便千千万万的印度教徒来圣河边沐浴、洗衣；几个大的石梯还肩负火葬场的功能，烧完的骨灰直接扫进恒河回归大自然。
整个上午好好的休息了一下，以弥补昨晚欠缺的睡眠，下午就沿着恒河西岸向北走，以便观察这些Ghat，同时感受最印度的印度文化。没走几步，一个老头就不请自来，自称是焚化场的工作人员，工作间隙来带外国游客游览这里，只想介绍印度文化，还分文不收，然后就追着我来讲解火葬的流程和意义了。不管我怎么装聋作哑，说普通话广东话四川话，还故意用蹩脚的英语说“No English”，他就是不屈不挠的跟着，还口中念念有词。他把我拉到火葬场旁边的栏杆前，说我可以站在这里看；这时，又有一个中年人跑过来，对我推推攘攘，说我不能站在这里看，我侵犯了死去的人。妈的，真的要争你们两个人自己争去，扯我进来干吗？我开始意识到两个人是一伙的，只不过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罢了。我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继续沿着河往前走，对生死神圣的感受也随之大打折扣。
老头继续边跟着我走边讲解，而那个中年人则远远的跟在后面。路过一个印度教神庙，老头叫我进去看看，说那个神庙有一万年历史了。我看着那庙顶崭新的雕塑，能有十年历史算不错了。不是说印度人数学很好吗？怎么连数量级都估计不准啊？而且，等我一进去了，又叫我捐赠点卢比啊美金啊什么的做香火钱，我可吃不消，于是拒绝了。
继续往前走着，我又到了一座水泥建筑物门口。老头又叫我上去看看，说上面风景很好。我看看这个建筑物，不是寺庙的样子，应该不需要捐钱吧，而且门口也没什么人，应该也不需要买门票吧，便打算上楼去看看恒河的风景。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还跟老头说好：“No Ticket?”“No Ticket!”“No Donation?”“No Donation!”一切说好了，就上了楼。
这就是一个三层的烂尾楼，楼里面一片狼藉，地上布满了从建筑废料到生活杂物的各种垃圾。老头指着房子里一个角落，说Mother Teresa死在这里。Mother Teresa，德兰修女，不是97年死在加尔各答吗？怎么又死在这么一个烂尾楼里面了？咱虽然不是无所不知，至少也不是一无所知吧，好歹德兰修女还获得过香港大学的荣誉学位，也算咱的半个校友吧。另外一个角落里躺着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老头又说，这位老婆婆出生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她为了做善事，捐赠了自己所有的财产，追随德兰修女去帮助穷人，现在落得这么悲惨的结局……追随德兰修女，怎么也应该穿一身修女袍吧？怎么穿着印度沙丽就被指鹿为马的说成修女了？这位老婆婆也真可怜，自己到恒河边来等待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还被这老头利用来讲述美丽故事。德兰修女更可怜，到印度做了一辈子的善事，死后还被印度人利用来骗外国游客。印度啊印度，你到底是怎样一个民族？
爬到楼上，我拍了一张恒河的照片。这时，那个中年人不知道从哪里突然跑出来，硬说我拍了焚化尸体的照片，说着就来抓我的数码相机，说要检查。我当然不肯给他，这部数码相机价值30000卢比，可是超过一个普通印度工人一年的工资啊，这家伙拿了我的相机会怎样，我还不知道呢。我左手护着相机，右手下意识的握住了腰间的瑞士军刀。这时，老头又开口了，说些什么你是一个好人，你要是拍了烧尸的照片，他们那些人——说着指了指火葬场边众多的死者亲属——会冲上来砸烂你的相机，抓烂你的衣服……我在德里曾见过两个印度女人吵架，我完全明白这些穿着沙丽的肥胖女人发疯后是什么模样。我也一下明白了我自己的处境：只要这两个家伙对着那众多的死者亲属们用我听不懂的印度话喊一些什么，我完全可能走不出这个地方！在这么一个宗教高于一切的地方，别指望什么警察、什么司法，也别指望什么真理、什么正义。不是什么是真的他们就相信什么，而是他们相信什么什么就是真的！我要是指望把相机给他们看，证明这里面没有烧尸相片，可能相机一到他们手中就马上被扔进恒河！
这时老头又开口了：“你是一个好人，你只要捐赠一点钱，我不会说的……”妈的，说来说去还是要钱，刚才还说了不需要捐钱，现在就又是狗屁了。好吧，开个数吧，多少？这危急关头，我也只好舍财免灾了。“By heart”，老头说。靠！都摆明敲诈了，还随意。于是，我掏出30卢比，准备打发他。老头又说话了：“不够！至少要捐一公斤木头。”一公斤木头？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敲诈人还有敲诈一公斤木头的。好吧，说吧，哪里有木头？老头说，木头要买，价格是150卢比一公斤。150卢比一公斤木头？我大脑马上开始了数学折换，150卢比，大致就是30元人民币。木头价格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就算是大米，一公斤3元人民币也能买到吧。木头的价格是大米的10倍？我还不如拿大米来烧尸体呢！算了，跟这种人是没有逻辑可讲的，赤裸裸的敲诈就是敲诈，咱也不是不明白，木头不过是给它加上了一点神秘的印度色彩而已。
最终我妥协了，抽出150卢比，并提出一个条件：“你叫他”——我指着那个中年人——“给我消失！”“No Problem!”老头回答了这句在印度会听得耳朵长茧的话。麻烦总算告一段落。
摆脱了那个老头，连同他“不认识”的中年人，以及所谓追随德兰修女的老婆婆，我坐在恒河岸边，陷入长久的哀痛之中。在经历了次次有惊无险之后，我终于第一次中招了，三成被骗，七成被诈，而且还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大脑，我的军刀，在恒河面前统统失效了。损失的钱对我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考虑到这笔钱是一个诚实的印度工人两三天的工资啊，我的妥协，我的投降，客观上助长了印度的不正之风，让坑蒙拐骗成为比诚实劳动更有回报的职业，这难道不是我的过失吗？除此之外，这件事对我产生的挫败感也是空前的：此前，有人偷过我，没有成功过；有人抢过我，没有得手过；更多人骗过我，被我一一识破……这些，都给我莫大的信心来对抗这个社会的丑恶。终于，我失手的地方叫恒河，后来的游客将继续承担我失败的苦果，他们回国后会继续讲述这些丑恶的传说……
我面前依然是静静向北的恒河，对岸有人把包裹好的尸体慢慢的放入河水中——那些是不能火化的圣人和孕妇，在对岸沉入水中。右边是昼夜不熄的烧尸火堆——我看见一具尸体放了上去，不过15分钟就只剩下一只左脚。左边是在河边玩耍的小孩——他们时不时会来骚扰我一番，似乎也不需要读书。后边则是颜色鲜艳的破旧建筑——穷人躺着，不知是死是活；神牛走过，全是瘦骨嶙峋；一堵刷了石灰的墙上涂着镰刀斧头的标志，用印地语和英语写着“Vote for CPI(M)”，投票给印度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竟然让我思维不知所措。印度的过去，在我右边；印度的未来，在我左边；印度的简单，在我面前；印度的复杂，在我后面……
回到酒店对着恒河的门口，又看见那个老头对着一个白种人唠叨着什么。我对那个白人摇摇头，又做了一个拳头打人的姿势。白人摆脱那个老头，朝酒店门口走来——原来他也住在这间酒店。于是我们简单的聊了几句，原来白人来自爱尔兰，带着爱尔兰彪悍的民风，他教了我几句他的常用语：“No money! No donation! You ask me for money, I throw you into the river! I let your blood ou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