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遭遇日本人
在保加利亚的几年中，我经常被保加利亚人误认为是日本人，而且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拷尼切哇！”起初，我总是颇不服气地“教训”一下他们：“哎，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次数多了，我麻木起来，人家跟我“拷尼切哇”，我也“拷尼切哇”，反正只是打个招呼而已。看到这，我们的一些爱国志士说不定开始骂我了。但有什么办法呢？你总不能去跟每个保加利亚人都费上两火车的唾沫去解释一番吧？
保加利亚人把我们中国人当成日本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就像对于中国人来说，所有欧洲国家的人长得都差不多，我们分不出来法国人、德国人和保加利亚人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越南人对于保加利亚人同样也像是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让他们第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的确勉为其难。更重要的原因是，保加利亚人更熟悉、更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日本人与欧洲国家的贸易、文化往来比中国早得多，也频繁得多；而且日本人在宣传本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投入和力度，不能不让我们佩服。光在保加利亚这个面积仅有半个四川省大、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的一半还少的小国家，日本每年派遣四十多名志愿者。他们工作在学校、图书馆、电脑公司、旅游点的服务行业等场所，遍及保加利亚所有大中城市。他们为保加利亚工作，却不拿一分钱的报酬。此外，保加利亚日本游客数量众多。在保加利亚的大街上，你看到一个东方面孔的旅游团，不用问，保证是日本人；来保加利亚旅游的中国人却是凤毛麟角了。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受欢迎，很多方面是和两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的。
在保加利亚，我接触过几个志愿者，都是普通的日本人，而且对汉语有着很大兴趣。
第一个要说的是我的日语老师。她姓石田，是一位30来岁的姑娘。她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婚。母亲辛苦工作，一手把她和妹妹带大，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单亲家庭并没有给她留下阴影，她性格开朗，待人热情，做事认真，勤奋好学。她是晚间业余日语班的教师。日语班是利用索非亚大学的教室，由日本志愿者任教师，面对保加利亚社会上所有对日语有兴趣的人，几乎不收什么学费，这是日本推广日本语言文化的一项措施。因为学员都是白天工作的，所以大部分人课外不会花多少时间在日语上，能每次保证不旷课的，已经算是好学生了。石田对学生们的“消极态度”表现出非常无奈，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对教学的认真态度。她认真备课，还准备不少的课外练习，对学生的作业批改地极其认真，圈圈点点，勾勾画画，密密麻麻一大堆，让我很是感动。因为我自己是当教师的，深知那圈圈点点背后的辛苦。每次上课，石田都抱着很多东西：录音机、教材、学生作业、练习题、考勤本、白板笔和各种各样的教具，一幅“搬家”的样子。有时我看不过去，就帮她拿一些。这时她总是用我们最熟悉的日本人的方式，鞠一个近乎九十度的躬，同时说“阿利嘎岛库勾扎伊麻司达（非常谢谢）”。
她还很好学，工作之余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她不仅参加了英语课程班、保加利亚语课程班，还跟我学汉语。石田来保加利亚前也是教师。她一出国，在日本那样的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原来的职位自然丢了，她回日本后要重新找工作。她告诉我，在日本，汉语是第二大外语，如果一个人能说汉语，找工作的机会就会多得多。这着实让我这个中国人骄傲了一把。
日本文化中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思想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当今日本社会，这种现象已有很大改观，女性婚后工作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但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化中的传统观念，改变起来似乎慢得多。在朋友聚会上，日本男孩子一般都是“君子远庖厨”的，他们只坐着看电视、聊天、听音乐，理所当然地等着女孩们把饭菜送上桌。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帮忙”这根弦。
有一次，一个保加利亚人开车带我、石田、一个日本女孩、一个日本男孩四个人一起去参加保加利亚著名的玫瑰节。我们五个人是以石田为中心的。也就是说，我们都和她比较熟悉，而彼此没有什么交往的。回来的路上，我、石田、日本女孩三个人坐在后排，我们商量应该付给保加利亚人汽油钱。我们大概计算了一下公里数和汽油价钱后，决定我们四个“老外”每人付12多列瓦，总共给保加利亚人50列瓦的汽油费。但接下来，遇到一个难题：怎么跟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日本男孩说明我们的想法，并征得他的认可。石田和那个日本女孩非常为难，因为她们觉得付钱的事情没有提前说好，现在跟男孩讲不好；最大的问题是，是我们三个先商量决定的，再跟男孩说，便不可避免地有点“命令”的嫌疑了。作为日本女性，对男性这样做是非常不礼貌的。她们相互推来推去，谁也说不出口。最后，还是我忍不住了，跟男孩说明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男孩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事后，我问石田：“你是不是觉得中国女人很强呀？”石田笑笑，说：“是应该这样做的。但在日本社会，女性总还是比较被动的。”
在和日本人的交往中，对于中日两国的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国际友好交往原则，尽量回避。但回避并不意味着妥协，真正触及到这些问题时，我绝对是“存土必争”、“毫不犹豫”的。我与一个姓“志村”的日本女孩的交往中，有两次触及过政治问题。
志村也是一位志愿者，在索非亚大学的图书馆负责管理日语书籍。她工作也很认真。图书馆是五点下班，但一到四点半，她的保加利亚同事就都回家，只有她坚持到五点才离开；她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汉语。
2003年中国“神州五号”载人飞船升天，这是令世界震惊的一个消息，也是让海外华人扬眉吐气、无比激动的一个消息。中国发布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一走进教室，黑板上写着一行字“祝贺中国宇庙飞船升天！” 这是我保加利亚学生特意为我写的，尽管他们写错了字（错把“宙”写成‘“庙”），但那份真诚让我几乎流下泪来。几天后，我见到志村，她问起我对“神州五号”升天这个事情的想法。我满脸骄傲地说：“这是一件大好事。这证明中国的科技水平提高了，中国更强大了，我作为中国人觉得无比地自豪和骄傲。”我注意到她的脸上表情瞬间有些僵硬、有些不自然，一句话也没有说。对神州五号，与中国有着微妙关系的日本人的心情是“复杂”的。那一刻，我心里说：你复杂你的吧。中国，我为你骄傲！
去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约了志村和一个中国朋友去参观古代保加利亚第一王国首都——普利斯卡。春日阳光撒满了绿色的田野，一路上，学了两个月汉语的志村用夹杂汉语、保语词语的英语跟我们聊天，遇到汉语、英语、保语都说不通时，便拿起笔写汉字。而且，往往是汉字把我们交流的困难解决掉，此时，我们便会心地大笑。回程的火车上，记不清怎么说到“关于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上来了。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没有什么错。这只是对我们祖先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呀。为什么不可以呢？” 志村对中国人、韩国人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颇为不解。
“可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是东条英吉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你们日本人也承认他们战犯。战争对世界上所有人民都不是好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带给中国人民和韩国人民巨大的灾难，给日本人民同样也带来了灾难。”我的中国朋友据理力争。
“东条英吉发动战争是错误的，但他们毕竟还我们的祖先呀。作为一个人，拜拜自己的祖先不能算什么大错吧？”志村道。
“问题是，小泉是日本首相，不是普通人。同样的事情，首相和普通人所代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几个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是朋友，我们就可以随便一起坐车去旅游，我们可以一起吃，一起住，怎么都可以。但如果你现在是首相，你和我们一起吃、一起住肯定就不合适了。因为你已经不代表个人了，而是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我心平气和地对她说。
她眼睛眨了眨，目光先是惊异，继而明朗起来。她微笑了一下，没有再说什么。看得出来，她已经接受了我的观点。
我认识的一些日本人，真的是很不错的人，似乎跟我们中国人差异不大，但他们是在日本社会影响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对一些问题的观念和看法与我们差别又是那么大。这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没有接触，也就没有沟通和交流；没有交流，就不会对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真理越辩才能越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