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早就想写些东西了，对于数年搁笔日记的一种思念的补偿。尤其此次的异国之行，第一次走出国门，所见所听所想，信息量空前的增大，几乎无法保存在大脑中，一种呼之欲出的冲动迫使自己坐在电脑前，就算不是满足自己获得认同的虚荣，仅仅是留下这段经历也是一百个应该了。
我们的行程大概是两周左右，前一周在悉尼培训，后一周在澳洲的几个主要的城市奔波游历。
1、启程
2004年的2月10日下午4时，我们搭上了新加坡航空公司的飞机，开始了我们的澳洲之旅。
为了节省费用，我们并没有选择从上海直飞悉尼。而是从北京先飞新加坡，然后转机去悉尼。以前坐飞机都是国内航班，所以此次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从四环打车到机场时，有些虚荣甚至紧张的发音不清，告诉的哥师傅“到国外，在国际口下”。没有什么不同，同行的同事比我还早到一些。候机室的座位上挤满了人，惊诧为什么这些人出国会带这么多的东西，各式各样的旅行箱象金字塔一样堆的到处都是，从缝隙间不时透射出物主周期的警惕的目光。很多都是送孩子的，三三两两的，看得出两个年纪较大的中年夫妇又在嘱托，年轻的儿子穿着刻意新潮休闲的服饰，低着头，有些不耐烦吧，崭新的耐克球鞋在机场的大理石地砖上磨出吱吱的声音。突然回想起当年自己从太原到上海上学的情形，母亲在车下已经忍不住要哭，而我却在心中嘀咕为什么火车还不开，在全新的生活面前，我们往往充满的是向往而不是眷恋。
旅行社的负责人再三讲解了注意事项，带着我们通过了一道道检查口。第一关是重要物品申报，为防止从国外私带物品吧，我的只有电脑需要就填了，海关的人员并没有核实，只是从深深的柜台下面伸手接过我们填好的单子，哐一声盖了戳就放行了。托运、办理登机手续，国际的受理台明显比国内的要清净很多，诺大的一个厅子，只有我们一两个团在，几个新航的宣传小姐，忙不迭的把新航的标志胶纸送给我们贴在行李包上。一切ok，在安检口前，旅行社无法再陪同，道了祝福的话告别了。安检口需要先通过什么疫病检查什么的通道，都是拿带子隔离起来的区域，并没有人检查，我们事先已经填好相应的疫病报告单，在几个聊天工作人员的漠视下我们排队到了安检。人不多，轮到我，象前面的人一样，我把一股脑的证件护照机票什么的都仍给了他，隐约听到他在柜台后面问我叫什么名字，“×××”，好象是又问了一遍，“×××”，我也有些不耐烦的重复。他竟然有些怒了，探出头来，“我是问你干什么”，好不尴尬，“商务培训”，我的脸一下子红了，飞快的闪过诸如有本事刁难外国人，对自己人穷横什么的念头。扫描门一如既往的嘀嘀叫了起来，安检员用那个酷似吸尘器头的东西对我前后一顿扫，还是皮带扣和皮鞋标志惹得祸。很顺利，我们全部进入登机大厅距离登机时间还有1小时。
新航的服务也早有耳闻，登机前，看到她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经过，很是醒目，象是中国彝族的样子，合身的藏红底碎花套裙，婀娜的一个个象是用来插花的瓶子。飞机很大，头一次坐每个人都有屏幕的这种。空姐几次劝阻我不要动那个看起来功能很多的控制器。并不是所有的空姐都会说中文，有些象印度血统的空姐和我们一样着急，互相不懂对方在说什么，幸好有其他人帮忙，但大家还是多了一些压抑，即刻感受到要远离故里的惆怅。飞机起飞了，我半小时搞懂了所有的控制器功能，在感叹先进的同时开始了我的娱乐，其实是消遣，否则6个小时的飞行，除了睡觉，不闷死才怪。电影，居然有“怒海争锋”，中文字幕的，断断续续的看完了，还想看“丛林奇兵”，但没有字幕，就作罢了。
大概晚上10点多的时候，我们抵达了新加坡，由于要转机，所以不能出港，只能在机场里休息等待转机。明显新加坡的温度已经是热带的气候，我们一个个尽管在北京机场褪下了毛衣毛裤，还是显的不伦不类，象是南极来的一样，和本地的装束格格不入。新加坡的人种构成出乎我的想象，中国人并没有多见，反倒是晒的黢黑的印度斯里兰卡人比比皆是，我和同事开玩笑说，长的这么黑在国内肯定是嫁不出去了。机场里面几乎没有中文提示，我们有些愤愤，大民族主义让我们吵嚷着要所有的标识牌以后都只能写成中文。候机厅的安静被我们一行闹闹哄哄的久久不能恢复，大家又是头一次出国，纷纷拿出相机喀嚓喀嚓的闪光一片，几个穿着清凉的外国女孩，纷纷环臂胸前，正襟危坐，这样的情形，在后面的旅行途中一路上演。
等了近两个小时，可以登机了，我们重复了安检，并填写了澳洲的入境卡，登上了前往悉尼的飞机。空姐好像还是那一拨人，飞机换了，没有第一架好，控制器也小了很多，没有了快进快倒的键，屏幕色彩也很差，没有任何心情干些什么，时钟也已经0点多，尽管椅子很不舒服，但还是困的厉害混混的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