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点的阳光一如既往地逐渐发红，与高处湖蓝的天一起，反映在一边骑楼的玻璃窗上，窗上方的券拱和壁缝里，一两株青青的小树在风里飘摇。当山墙后面成群的海鸟掠过时，屋里的人正好推开半扇窗，于是那束反射的光线跳跃着映到眼睛里。我在眯起眼睑的瞬间就觉得温暖，有点象在许久以前，那个小城是自己的，只是不知道什么时节离开了。
街另一边的骑楼背光，所以，在底下阴凉的廊道里穿行时有点廖寂。那条街，别说是游人，就算是居住者也不多：偶尔见一些老人拿着癸扇子，端了碗饭，坐在门口的竹椅上扒拉；有小孩骑着粉红色的儿童自行车闯出来，他使出吃奶的劲蹬着，小脚丫风火轮一般，车子却慢动作似的，从我眼前缓缓而过。
我在骑楼下穿行的时候，有个老人让我给他拍一张照片。D50给公子抢去贵州了，我拿那个手动的单反又没有闪光灯，天色正暗下来，我没法拍，只能坐在竹凳上陪他说了一会话。
他告诉我这里过一段时间要重新整修，把墙面粉刷一遍，路边摆上铜像和花坛，做成步行街，吸引游人。
我也略微说起我的城市，因为有很大面积的旧城区和骑楼，于是政府搞了个“骑楼城”工程，把每一栋老房子门楣上的繁复雕花，旁边雕工的名字，石匾额上的商号或宅名，隐隐可见的文革时期的大标语，还有山墙上的各种装饰，全部铲去，重新粘上现在流行的石膏线和小天使，墙面重新粉刷成白色，再打上各种颜色的装饰灯。当然还有同样的花坛和铜像。我每次走过，都象在某个房地产商标榜的、具有“欧陆风情”的住宅小区里游荡。
他呵呵地笑：
“很好啊，这些破烂政府是应该管呀，该拆拆，该修修，还能利用的利用。”他又问：
“里面呢？”我说应该还按原样的，他挥挥手说：
“那修来有什么用！”
我们的时光都以各人自己的方式逝去了，但建筑，围墙，街的拐角，以至整个城市，用它的时光，包容着我们许多的漏失的、有用或无用的琐事，让我们觉得自己那么的与众不同。可是，我们现在却毫不迟疑地毁掉这种特质。当然毁掉它们都有个堂皇的理由：我们总得向前看，总得过得更好。而它们，有许多，甚至不能象老北京那样——让人们以此为荣，也不能象丽江、凤凰那样——让人们以此为生。它们仅仅是某座小城里失去昔日光华的，代表着一种没有马桶，没有空调，没有大阳台的居住空间，一种不能以车代步的狭窄街道，一种暮气沉沉的生活方式。
问题是：失去它们后，我们是不是真的能过的更好？
在连细节都整齐划一地规范我们的幸福，我们是否真能幸福？
我只是个旅者，这种质问的痛楚似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要坐在对面竹椅上的老人盯着我说：我老了，我只需要一个马桶。我的痛楚感就是小布尔乔亚式的。
但是，在那扇木格的玻璃窗缓缓地将正消逝的夕阳映入我眼睛的最深处时，我对这座城市的感激是真实的，这让我迷茫而惆怅。
Dongdongdong在很早的时候跟我说起她的初恋，那时我去南宁看她：
“那天从画室出来时还有一点雨。大雨下了一个下午，我还记得那个乌云的样子。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架上，钻在他的雨衣里——半透明的那种，绿色的——把脸贴在上面，可以看到雨衣外面车轮划过积水的笔直白线——已经泛着一种很旧的淡绿色了。一路都是开着花的紫荆树。”
那时我坐在她对面拼命地锯着眼前的牛扒，喃喃地回答她：
“注意，不要说花瓣一直飘落的细节——我牙倒了，牙倒了哈！”
她转眼看着我说：
“我是说现在这条路扩建，树全锯了；以后，这条街卖奢侈品，高级时装，一路都是落地玻璃；路口那里在搞一处花坛；那些红色的砖墙，都要拆掉——我要忘记他了。”
从餐厅的大窗望出去，她那条紫荆花的路正在全面施工，到处坑坑洼洼，尘土飞扬。
她回头对我诡异地笑：
“你的教育路5号还在，不过，迟早要完蛋。猪猪，你要把碟子锯掉么？！”
我喜欢的一部苏联电影（苏联的电影总让我非常喜欢，虽然我远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一个住在莫斯科的男子因为醉酒，错上了车，结果到了另一个城市列宁格勒。那两座城市因为统一的规划而太相象了，相同车站，相同的街道，相同样式的房子，甚至是相同的房门钥匙。结果，这个可怜的男人，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一间相同的公寓的相同的门，与里面住着的一位单身女子认识了，故事由此展开。和许多苏联电影一样，里面充斥着喋喋不休的滑稽的争吵和羞涩的对视。不是每个人都明白苏联佬在说什么——在看到最后，那个男人回到莫斯科，又凭感觉重返列宁格勒，并再次用他的钥匙打开她的门时，我妈不可思议地大叫：
“什么？她还不换锁！又被偷偷溜进来啦！”
我一听到她喊，就情不自禁想拥抱她——因为她，我与这部苦涩的喜剧温柔的妥协了。
苏联人也用这部喜剧与他们被抹去的记忆温柔地妥协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也该妥协么——在那些象苍苔一样生满在街角墙头的旧日私语，与推土机下的砖瓦一起碎掉的时候——充满温情和爱怜地妥协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