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言乱语：包子，小站和容庵
〔前言〕凡高——这是个好名字，在中文里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味道。他的一幅平凡得不能再寻常的《向日葵》油画，居然让我们的芳邻（日本人）“神魂颠倒”，而身价高涨。由此，坊间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不拿雅俗共赏的凡高说事，写出来的东西会很不荷兰的。
那么，把大米和“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的苏东坡结合在“常熟熟田田常熟”里，虽说“口条快崩溃得淡出凤凰来”（还是那师尊聪明，知道加盘东坡肉），但是竹子骨里溢出的醇香，倒也扑鼻沁心，很是“常熟”（不俗也！）。
于是，想把天津卫作为完成“命题作文”的游记，无论如何是离不开包子的，否则也会很不天津的（天真耶！）。
〔包子心语〕“包子”一词的由来，其实是一个挺残忍的典故。据说在殷商（纣王）末期，西周王姬昌被囚（说软禁更符合史实）朝歌，长子前往“活动营救”，被纣王所杀。为了试探姬昌的“忠心”，纣王命人把文王长子的血肉做馅，包成食物送去，文王在“卜卦”知道原委后忍痛吞下，后终成大事。“包子”——这种食品称谓始源于此，至于说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们的“黑店”，出售的所谓“人肉包子”大多是吓唬人的。
而这种用面粉发酵蒸成的包子，早期也叫馒头。说起来，还与三国蜀汉的诸葛亮，有着密切的关系。相传，诸葛亮率兵进军西南，收服孟获前，在强渡泸水（即现在的雅砻江下游和金沙江会合处一带），时值农历五月间（《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指的就是这事），气候炎热、“瘴气迷雾”，加上泸水含有毒性，“人生地不熟”的士兵们饮用之后，患病无数，多有死伤。在“七擒七纵”安抚西南后，归来时再途经此地，只见“冤魂迷漫”，泸水汹涌，几不能渡。诸葛亮遂令士兵们杀猪，宰牛， 剁成肉泥，和入面内，做成人头、猪头、牛头形状的祭品，蒸熟后投入江中，便风平浪静。同时一些身患痢疾的士兵，吃过这东西后，也很快地好了起来。于是，这种能够“避瘟去邪”的馒头，就这样在士兵和泸水附近村中传遍开来。发展到现在人们才把有馅的叫做包子，把无馅的唤做馒头。
记得小时候，一到做包子的时候是最幸福的。父亲曾经在北方工作过，精于此道。当年我们一大家子（那时奶奶还在世），围在一起，掐葱剥蒜、切菜剁肉、起火涮锅、拾掇蒸笼的，人人分工明确，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当年宾哥哥（堂兄）正迷上无线电，把每个房间都安上广播，连屋前的桑树上也安了一个喇叭。只要包子一出笼，他在那里一喊——包子熟啦！大家便冲往厨房。当时的包子我们称之为“菜包”，因为在那个时代，吃肉、包饺子还是件挺奢侈的事，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个够。就连“行军”（亦称玩足，就是现在的春游、秋游），也就家里头自个蒸个馒头而已，能放上糖的就很幸福啦。
如今包子的种类，真是五花八门，什么开封包、西安贾三包、南京小笼包、武汉显通寺素包和山东一品包；还有什么秋叶包、玫瑰包、百吉包、梅干菜包、水晶包、双菇素菜包、百子寿桃包、蟹粉小笼包、鲤鱼包、汤包、腊味萝卜丝津菜包、素鹅果仔包、菜肉凤眼包、鲜油奶黄包、鲜肉生煎包、菠萝叉烧餐包、鸡包仔、鸡球大包、叉烧包等等，可谓“琳琅满目”，不胜枚举。但是到了天津，千万记得去尝一尝，连“狗”都不爱理的大包子。猛一听这“不雅”的俗名，我曾经纳闷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才明白这也是早期的炒作手法之一（你再不买个尝尝，岂不是和狗一样呢？！），也正因为“不雅”才能吸引俗人们的眼球，也正如此俗不可耐，方显不凡的手笔嘛。
说起这天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狗不理”包子呀，还得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同治年间，当年一个从武清县杨村老家来到天津的十四岁的孩子——高贵有，在刘家蒸食铺当了小伙计。这家铺子是专卖什锦蒸食和肉包的，主顾大都是往来运河码头的贩夫走卒。高贵有来到店里后，被分派到做包子，因为他从小性格倔强，在村里头得了个个“狗不理”的小外号。但他人小心灵，做出来的包子好吃，卖得也快，受到人们的称赞。在他十六、七岁时，利用“打工”积攒的钱，在附近开了间包子铺，人家喊惯了他的 “狗不理”，久而久之，就连他经营的包子，也叫成了“狗不理”包子啦。高贵有这做包子的手艺，在“发展探索”中常常能够“独出心裁”，令人“口目一新”——他既是天津包子铺中最早放骨头汤做馅的，也是第一个用米发面做包子的。从此，大小规整，色白面柔，咬开流油，肥而不腻，味道鲜美的特点，成就和加深了“狗不理”包子的“内涵”。当他二十多岁时，就赚得“腰缠万贯”了，也开始羞于用不雅小名做铺名，一度把铺子改为“德聚号”，可是人们仍然喜欢叫他“狗不理”。相传当慈禧太后吃了袁世凯送的“狗不理”包子后，赞不绝口，曾经秘密派专人到天津来采买。消息传开后，“狗不理”包子的名声就更声名远播啦。一直到了今天，依然强盛不衰。天津卫也流传了这么一句俗谚：到天津不尝一尝“狗不理”，等于没有来过天津。可是，当我来到位于山东路的“狗不理”包子总店，好不容易在人潮中挤到了个位子，对着味道鲜美、薄皮大馅十八褶的包子时，却怎么也吃不出儿时那“菜包”的幸福感来。悲哉？！喜哉！〔小站闲话〕在中国，说起天津小站肯定会让人一头雾水的，因为知道这地方的人并不多。问题既不是名不经传，又不是没有出过威名赫赫的人物。或许是这小站的历史一幕，人们“羞”于提起的缘故吧。
小站原为退海之地（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围海造田形成的），在明朝的《沧县志》里小站是“中塘洼”条目下的“下污”，属明代盐场管辖的草荡。清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的“天津教案”事件，在英法美三国兵舰集结大沽口的局势下，同治皇帝紧急下诏：调李鸿章的淮军“驰赴近畿”，驻扎于此。
后来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其亲军营（周盛传部的盛字军近九千人）从临汾调往天津，在青县马厂驻扎，之后又分兵新城(今属塘沽)设防。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在马厂和新城之间修筑了一条“马新大道”，沿途设立驿站：四十里为大站，十里为小站，共计大站四所，小站十一所。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盛字军”由马厂移屯涝水套，这地方是大沽以西的第五个驿站，军士们习惯称之为小站——小站的地名源出于此。
走在这只有百把年的小站镇上，处处可见厚厚的历史痕迹。由于盛字军的驻扎和屯垦以及后来种出了小站稻，小站就成了训练新兵理想的“一条街”。除了袁世凯奉命历练新兵外，周盛传、胡燏棻、张之洞、段祺瑞也都曾经在此练过兵，而走上了当时的政治舞台。镇上流传着这么一首打油诗：屯兵沮洳立营村，淮音北海话耕耘。卖刀买牛廿年后，村桥原树走新军。
在幸存的小站种稻和练兵的遗迹中，最为珍贵的、尤取是“利在当代、惠及子孙”的，当属 “盛字军”屯垦留下的六万亩良田和目前仍在使用的水利设施。眼前的马厂减河就在小站的周公祠前流淌了百年，滋润了两岸的稻田，比之古老的祠堂，也许它才是一件更加“惠民”的文物。后人在《小站纪胜诗》中曾歌咏道：引水马新肥稻粮，靳关碑记记沧桑。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
小站的另一处军营遗存——“行营买卖一条街”，虽然还是人来人往的，但城池关隘全都荡然无存。这是一条沿马厂减河而设的东西长街，原先两端各有一座城门楼，南北两厢共开六个坊门。减河大桥在西门外，桥口的一端，建有一座牌楼门，匾额为“兴隆集市”。甭看镇街虽小，大多仿京都建制，挺有气派的。可惜的是，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期间）为了便于交通考虑，城门统统被拆除了。还好行营买卖街的旧街衢，至今依旧保存，是现在小站镇的主要街市。和买卖街平行的后街，便是“新建陆军督练处”所在的巷子，这条巷子更有特点，两头都是死胡同，中间仅一路可通，围绕巷子的还有一圈护城河，既有城又有池，可谓“固若金汤”。其他的练兵旧迹也不多了，但是当年的地点，今日的小站人还能帮你一一找出。小站粮库就是当年的讲武堂、东西巷子就是新军督练处（督练处曾有十大部，除转运局设在天津市内外，其余行营中军、参谋营务处、督操营务处、稽查营务处、执法营务处、教习处、粮饷局、军械局、军医局等九个部门都在巷子里。）、袁世凯的督练行辕，即今小站第一小学校，这是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公元1901年)下令改作学堂的（看来这袁总督那时就懂得教育的好处，君不见后来蒋公的“黄浦军校”，毛公的“农运讲习所”的威力？可见万事均离不了“教育”啊！）。
小站的绝大多数村落都是由军队屯田时的营房衍变而来的，大有兵营小镇之说。这里河渠和街道大多是人工开辟的，其形状都如军队般的规整笔直的，不像一般村镇那样九折弯曲的自然；还有小镇上的“御敌卫戍”的城楼，不像其他的村镇那样只有寨门而无城门。在天津的一些古老村镇，取名大多是“沽”、“码头”、“桥”、“口”的，而小站镇的地名却都是“站”、“营”、“营盘”、“操场”，带着明显的军旅色彩。至今仍在沿用的村镇地名有：东大站、西小站、传字营、盛字营、前营、后营、老左营、东右营、西右营、南副营、仁字营、蛮子营、营盘圈、大营盘、小营盘、操场河等。这其中的盛字营、传字营是以天津镇总兵周盛传的名字命名的军伍驻地；仁字营是淮军通永镇总兵唐仁廉的部下防地；蛮子营则是1920年直皖战争时，曾任广西提督的广东陆军二十五镇统制、北洋军阀龙济光召集他在两广的残部，在小站编练“振武军”时的驻地，该地本名振武营，老百姓听不懂南方话，就叫他们为蛮子营。蛮子营虽然很快就被奉军打跨溃散，但其驻地仍以蛮子营为名沿袭下来；营盘圈，原是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比新建陆军早九个月成编的津郡团练——“津胜三十营”的大本营。津胜营的统帅曹克忠，是年正月成编，四月竟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把全军吞没无遗，其营盘只剩下了营盘圈。三十营的人马化作了一个地名，昭示着时代的记忆；小站镇街北面的小营盘，原为盛字军的亲军营，后来是新建陆军的讲武堂；讲武堂后延的大营盘，即是新建陆军的学兵营营地。至今保存的当年轧操场用的两个大石碾，就是在这里放置着的。大营盘还是当年袁世凯、荣禄观看操练的地方，传说中的袁世凯射杀营房门前卖菜人的事件，也发生于此；在盛字营西端的津港公路东侧，有一条四丈河，那是新建陆军督操营务处总办梁华殿，夜间指挥演习野战渡河，溺水身亡的地方；盛字营周围还有个自然村——小张庄，为张姓一族的聚居地。张姓族人在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从静海县投奔而来，因为张姓的祖籍是河南项城的张家营，和袁世凯是同乡近亲。小张庄至今仍保持着与小站话不一样的静海口音。小站人的口语中，如今依然保留有行伍用语，可能是这里多为行伍之人盘踞的窠巢的原因吧。比如：把改善伙食说是“吃犒劳”；说人行动缓慢是“肉子儿”（肉子儿是指当年兵勇使用的一种火枪，子弹出膛后运行速度慢）；讥人花钱不知节俭时的俗语说“吃吧，喝吧，关饷再说吧”（这是直接模仿兵勇口吻的幽默，“关”是旧军队发饷银的单位，有两关、三关、三关半等级别差额）；其他如溜号、把边了哨、马号(牲口棚)、值更耗火、乱营、抬老营(全体出动)、点卯(报到)、别存令(别不顺从)等等，都是军旅用语的影响。就算人们常用的“可以”、“好的”、“成”、“中”，在小站人嘴里都变成了一个字：“行！”（这“行”字也是批送公文的用语，是政令畅通、令行禁止的标志）。除了这些独特的建筑、地名和语言之外，小站镇上还流传着许多诸如袁世凯在“小站立庙”、“遭遇刺客”、“严明军纪”的传说。如果你来到了小站，别忘了找一户有老人的家庭旅馆，那样你就会分享到老人们渗透在骨子里的的絮絮叨叨的述说。（特别声明：在这里我只是道听途说之后的糊语乱语、胡说八盗而已，有想作学术报告考证的，最好还是自己去翻翻书吧！）
〔又见容庵〕现在的小站镇，如果没有清朝末年的“小站练兵”，或称“新建陆军督练处”，也许和其他的乡镇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正因为有“小站练兵”，中国的近代史上才有了“北洋军”的历史舞台。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小站是“北洋军阀们”的发祥地之一，也是袁世凯“发家致富”的“黄浦军校”。
袁世凯（公元1859～1916年），字慰亭，亦作慰廷、尉亭，号容庵，别号洹上渔人，世称袁项城、袁大头，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九月十六日，生于河南项城袁寨。
袁世凯一生凭借着“小站练兵”这个“平台”，做了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第一件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在“戊戌变法”的关键时刻“叛变革命”，投靠了掌握实权的“太后党”，成了“保皇党”人恨之入骨的“袁大头”（“袁大头”在民国初年，又是银元、大洋的俗称。看来这位后来的袁大总统是够聪明的，他知道就算过去的“保皇党”人和后来的满清遗老们，再怎么样也要对他爱恨交加，但现在爱肯定要多于恨的）；另一件是推翻满王朝后的“复辟称帝”，这应该是“洪宪皇帝”一生“投机政治”的最大败笔。要不然光凭推翻统治中原数百年的满清王朝这条，他也能够正面地名列史册、留芳万世的。在这一点上他没有一代“枭雄”曹孟德明智，反而是把自己置放于“火炉”之上，最终只当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梦”，在一片“反袁”声中，心力交瘁、一命呜乎！
记忆中的“袁大头”是儿时外婆留传下来的这枚银元和那个“民间验方”，据说用 “袁大头”银元和从地上捡来的大沙子（闽南人讲是“沙母”），一起煎汤，可治小儿惊悸，疗效比现在的惊风散、珍珠粉还管用。这枚“袁大头”至今依然保存在我的收藏册里，即使在困难时期“揭不开锅”，母亲把娘家带来的布匹、金器全都当掉来贴补家用了。这枚外婆送我的银元，怎么动员，都舍不得拿出来卖。后来在上海的《故事会》中得知，这种民国三年的“袁大头”可换一万元，也依然没动心（当年可就成了“万元户”啦）。
念书时才知道这“袁大头”和“蒋光头”一样是个窃国贼和卖国贼，而且一生出来就是个“坏蛋坯子”，从小就爱欺负人又不好读书。在“小站练兵”后拥有了些许兵权，在对待光绪年间“百日维新”的关键时刻，背叛了“革命”。在“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时“窃国”，“窃国”后为了“复辟称帝”又卖国，与日本人签订了“二十一条”。
后来当我再次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读下来的却是一位活生生的“热血青年”的成长史、奋斗史和成功史，只不过是晚年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复辟称帝”（也是在错估形势和周围的“劝进”声中才当的，要不然手握实权的大总统和洪宪皇帝，又有何区别呢？）
撇开历史成见和“定势思维”来说，不管是他崭露峥嵘的“经营朝鲜”，还是在督抚任上的平定“拳匪”义和团，就算“反叛”“戊戌变法”（设身处地想，即使是小站的这点新兵全力以赴，能够对付得了“太后党”的强大势力吗？正如股市已露崩盘痕迹，你会选择去螳臂挡车吗？），尤其是在“胁迫”清皇退位的关键时刻，他表现出来的又有哪一点会逊色于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应有的机敏和果敢呢？
还是从儿时受过的教育说起吧，这位天生好欺负人，不爱读书的袁世凯，我们却从来没有读到他喜好骑马打仗的这面，当然他也因此考不上科举，就在他二次“高考落榜”后，就把自己的诗书全烧了，并慷慨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随后带领几十个“跟班”的家乡弟兄，跑到山东登州府，投靠父亲好友、“庆军”首领吴长庆去也。
吴长庆显然没有意识到袁世凯是个有远大抱负的热血青年，还以为只不过一个落榜秀才弃笔从戎出来混碗饭吃的，就给了个帮办文书的职位。空有满腔抱负的袁世凯，一天在营中对人大发牢骚，而这番抱怨反倒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越南，曾经是中国属地），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把守海防重镇，亟需人才，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表白传到吴统领耳朵里，不久袁世凯就开始受到了重用，成了统领身边的官佐。之后，又随“庆军”一道驻军朝鲜，开始了自己 “渐露峥嵘”的军事生涯。
在朝鲜的十二年间，袁世凯从一位统领的佐将，成长为清政府驻守朝鲜的最高长官——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洋务运动”领袖李鸿章尤为赏识他，对他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
那么袁世凯在朝鲜又做了些什么“政绩”呢？这里我抄录他在朝鲜的两则故事，就可窥一斑啦！
执法如山，不讲情面
据说“庆字军”到了朝鲜平乱之后，有一位军官因凌辱朝鲜人而犯了军规，袁世凯按律欲将其处于极刑。吴长庆固念旧情，亲至袁世凯营中说情，吴将军怕这小袁不讲情面，就坐着不走了。小袁“汇报完工作”后，请吴将军看会“报表”，自己出去方便一下。一会儿回来，却向长官叩头请罪，禀报刚才出去已经把那军官处斩了。吴统领倒也不愧是大将风度，非但不责怪部下不给面子，反而大笑赞赏说：“执法当如此耳！”
过后，吴大人经常告诫身边的将领和当兵的亲戚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做事就可以不守规距胡来，即便我能饶恕你们，容庵也不会放过的！
这样一位铁腕带出的军队，能不纪律严明？敢不奋勇向前吗？日后的“小站练兵”，没几年就带出了一支过硬的“新建陆军”——北洋军，靠的正是这股子的执法如山的狠劲儿。
单刀赴会，果敢机智
再说晚清时期的朝鲜也是政局动荡，由于日本势力正在大力培植反清组织，觊觎取中国而代之，因此高丽人内部分成了“亲清派”和“亲日派”。正当“亲日派”一伙磨刀霍霍，准备发生政变，推翻亲清政权之际，朝鲜邮电总局落成，袁世凯接到了参加典礼的邀请。手下已探明，这是“鸿门宴”，“亲日派”将借机翦除中国驻军最高官员的机会。去则有性命之忧，不去宗主国的颜面何在？大家都劝袁世凯别去，固守军营，以静制动。但他却独自一人，怀揣手枪提前出现在筵席上，令对方措手不及。酒席刚开始不久，他又突然起身告辞，手牵政变头目，一路谈笑风生地走出了大门，致使阴谋刺杀的算计落空。
两天后，这些“亲日派”又生一计，宴请中国驻朝鲜的商务与税务官员和除日本外的各国公使。席间，果然有人持刀而入。袁世凯闻讯后，未待请示“中央”，便亲率二百清兵前往弹压。岂料，日本军人也已直接介入宫中的“政变”，双方对峙起来，情势危急！好一个袁世凯，当机立断，指挥手中官兵，全力攻入皇宫，救出被挟持的朝鲜国王，打垮了政变武装。
尔后，袁世凯凭借超人的胆识和能力，协助朝鲜国王恢复主持了朝政，受到了大臣们的“拥戴”，为了维持政局稳定，他还建议和编练了一支朝鲜王室的“镇抚军”。但是一个袁世凯还是无法力挽既倒的狂澜，在日本帝国的打压下，虚弱的清政府只好调回了袁世凯，让日本分享了朝鲜宗主国的地位。
袁世凯接到朝廷的命令，于公元1894年六月十五日（农历），无比忧愤地降下大清国的龙旗，黯然启程回国。随之，日军占领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声明：自兹脱离中国独立……
紧接着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惨败后签订了耻辱的《马关条约》。由此开辟“洋务运动”先河的李鸿章背负了“卖国贼”的骂名。
而小站练兵，则是袁世凯从朝鲜回来以后的事啦，据说是徐世昌推荐的。朝廷有感中日“甲午”战败，军力衰弱，要在天津城外的小站旧营房里按西式方法训练五千新军，这正合袁世凯“强军之路”的胃口。袁世凯本来就是督练新军的“鼓吹者”，他在平时狠抓训练的同时，也做起了“思想政治工作”。当然他把口号式的道德规范等“制度”之类的，让给手下的徐世昌来管，自己则编写了一首“咱当兵的人”式的《劝兵歌》：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不为国来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唱着他的兵歌的北洋官兵们，走出了段祺瑞、王士珍、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张勋……等影响中央政权十余年的政治军事集团的巨头们，他们走出了小站，走出了津门，走出了直隶，成为了国内最具实力的武装力量，也因此成就了袁世凯的政治资本。当年三十多岁的袁世凯凭着小站的这支军队，由北洋军首领而山东巡抚，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练兵大臣，而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可以这么说，小站是成就袁世凯走向权力中心的一个大站，同时也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人们总说这是机遇使然，其实机遇往往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人们总说袁世凯是靠“投机”、“出卖”而飞黄腾达的，其实是有失公允的。历来“乱世奸雄”和“治世能臣”常常是相通的同一个人，史学家笔下的曹操是这样的，难道袁世凯不也是如此吗？
有人说，假如袁世凯最后没有称帝的话，也许一切的评说将会倒过来的。要我说还是那句话：把历史还给历史，让真实还原真实吧！〔后记〕附录一：自制“狗不理”包子“秘笈”1、 材料成分面粉500克、干酵母5克、泡打粉5克、白糖5克、水250克、猪肉250克（肥瘦比
例3：7）、葱花20克、姜末3克、味精3克、酱油300毫升、麻油3.5毫升、冷骨头高汤120毫升；
2、制作要决首先把面粉、干酵母、泡打粉、白糖、水揉发好，再来剁馅。肉剁好后要拌匀，分2～3次加入骨头高汤，按顺时针方向搅拌，直到上劲为止。包前才放入葱花、姜末，包好后一定要让包子醒发10～15分钟。然后才把醒发完的包子放在已经沸腾的蒸锅上（这时锅内的水最好是6～8成满），用猛火蒸上12分钟，中间记住不要翻盖。
这可是“盗”来的秘方，你不妨自己动手试试，说不定做出来诸如“人不理”包子之类的，也没关系嘛。我回来做的，大家都说好吃！
附录二：小孩祛惊镇邪的“民间验方”大洋、“袁大头”一枚、门口地上捡大沙粒数枚、水一碗（平常吃饭的中碗即可），小火煎熬20分钟，倒出时八成碗，第二次一碗煎半碗，一般两次就基本好了，严重的连服三次。
当然，现在不但“袁大头”难淘到真的，连门口沙粒也不好捡。还是吃药方便，这里我只是为了纪念曾经的“劳苦大众”的聪明才智而已，仅供参考！
附录三：袁项城年表：袁世凯（公元1859～1916年），生于河南项城袁家寨。
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袁世凯投淮军统领吴长庆麾下，帮办文案。次年随吴长庆赴朝鲜平乱。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十二月，朝鲜亲日派发动“甲申政变”，袁率清军和朝鲜亲军镇压了发动政变的开化党，赶走了日军，拥朝鲜王李熙回宫。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十月，李鸿章奏派袁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光绪十二年（公元1894），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大起义，日本侵略朝鲜，进而向中国挑衅，袁世凯奉命回到中国，结束了他在朝鲜十二年的政治生涯。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当时中国为“改练新军”，袁被委派接管“定武军”（甲午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到天津小站用近代军事训练方法督练新军。
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袁晋升为直隶按察使，专管练兵事宜。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即农历戊戌年，光绪帝为推行变法，赏袁世凯候补侍郎，在随后的“百日维新”中，袁倒向保守派，戊戌变法失败。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袁升任工部右侍郎。同年十二月六日，再晋升为署山东巡抚，并率武卫右军前往山东东任职。次年，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在八国联军洗劫北京期间，袁扩充了自已的实力，使武卫右军成为北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十月，因袁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期间护驾有功，慈禧加封袁世凯为太子少保衔，并赏黄马褂，特许紫禁城骑马。袁因此被人称为袁宫保。十一月，李鸿章病死，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内外政策。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初，袁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并在河北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此后，又兼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镇压了直隶广宗县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袁还废科举、办学堂，先后兴办了陆军小学堂、北洋常备速成学堂、）小站电讯学堂、大沽宪兵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等，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
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日俄帝国争夺我东北领土，袁世凯宣布“局外中立”。同时，依清廷扩充新军计划，在鲁、豫、皖招募壮丁，训练成北洋军的第三、第四镇。次年，又在武卫右军的基础上，加上新征募的壮丁等建立北洋军的第五、第六镇。至此，完成了六镇北洋军募练，实力达到七万余人，引起了清廷集团的猜忌。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调任袁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一月二日，清廷又谕旨，令袁回原籍养病，他也因此在河南度过了两年的隐居生活。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廷不得不重新启用袁世凯，十月十四日任命袁为湖广总督，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十月二十七日，又任命袁为钦差大臣，率水陆各军南下阻止革命党人的北伐。十一月一日，清廷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至此，袁世凯取得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在孙中山以清帝退位，袁赞成共和为条件辞职，荐袁接任临时接任临时大总统。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10日在北京就职。次年初，袁密令总理赵秉钧派刺客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7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10月6日，袁在北京派出军警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选举他为民国正式大总统。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
民国3年（1914年）1月，又下令解散国会。5月，废除具有宪法性质的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4年（公元1915年）5月9日，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12月中旬，在一片“拥护”声中，袁颁布帝位申令，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预定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于3月22日宣布取消民国政体。
民国5年（公元1916年）6月6日早上袁世凯病死，享年57岁，葬于彰德（今河南安阳）。
2007年8月20日应景作文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