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穿过马路走进这家简陋的豆浆店时,是上午八点钟,阳光刚刚洒下来,我才从宾馆走出来,准备去爬崆峒山。气温不高,而我衣着单薄。
豆浆店店面狭小,进门处放置一个泥炉,炉上的油锅沸腾着,旁边铁篮中已有几个炸好的油饼和油条,里面的小桌案板上,一个好看的当地妇女正在飞速地打饼、做油条。店中另外摆放了三张桌子,每张桌子旁放了三个圆凳。一个小门通向后面。
这是豆浆店的全部。
一个年轻的妇女将我让进店中,我说:一碗豆浆,两根油条。一个面相活泛的男人应了声,端上来热乎的豆浆,我捧着碗取暖,感到热气从手心传到身体。店中只有我一个人,我抬头打量店中另外三个人。这三人是一家人,打饼做油条的妇女是男人口中的“嫂子”,年轻的妇女和男人大约是夫妻,尤其嫂子,动作麻利,应该是豆浆店的支柱,年轻妇女给嫂子打下手帮忙,男人兼着收银与跑堂的角色。三人说说笑笑,可以看出关系融洽,自有温馨的默契。
一根油条下肚,一个女人走进店来。女人瘦高个,穿着不合时令的旧衣裳,怀中抱着出生才数月的婴孩。看女人脸色,似乎大病初愈,但是精神很好,微笑着要一碗豆腐脑,强调小碗。嫂子一边打饼一边问女人:你什么时候又生了一个?这是第三个了吧?女人含糊地应了一声。嫂子又问:还是个女娃?女人点头,但是眼中有小小的狡黠。嫂子看在眼里,凑趣地说:真的是个女娃?我看看。说着擦了手,笑嘻嘻地撩开了婴孩的衣服,“呦呦”地叫了两声,说:还真是个“女娃”呀。女人听了,快活地笑了,干枯的脸展开了,比先前好看了。嫂子却煞风景地问:这次又罚了多少?女人收敛了笑容,语气又含糊起来,大意是前面的几个女娃送到农村了,听口气似乎没有罚钱。嫂子自顾自地说她的兄弟为了生儿子,罚了两万块。女人叹口气,幽幽地说:他们好歹有工资呀。
女人走后,嫂子和男人议论起女人来,说这女人想要个儿子,可是十年来女娃生了七八个,就是不见儿子,今年终于如愿生了儿子。女人生儿子时独自住在路边的铁皮棚,自生自养,自己做月子,几个月下来人也快熬干了。我听着女人的故事,不知该可怜她,还是该厌恶她,不是今年生儿子熬干了她,而是这连续十年的生养熬干了她。
店里又陆续进来一些人,开店的小老板、当地市民、刚下火车的外地人……一个老妇人穿着清洁工的衣服,倚在大扫把上和男人聊天,慨叹着工作的辛苦,工资的低廉。男人追问她工资,她扭捏了一下,但是西北人的直爽不允许她不回答,男人听了,说:你还想咋?是啊,比较起刚才的女人,老妇人虽然辛苦,却强的多了。
一个女人买了三个油饼,一袋豆浆,给了男人三块钱,男人找了她四角钱。等女人走了,才发现多找了三角钱,男人懊恼不已,连声叹气。这叹息声在我心中回荡了很久很久。
人生各有际遇,即使这样简陋狭小的豆浆店,也有着不同于别人的故事。
07,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