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纵贯越南的人会选择OPEN BUS，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交通方式不仅非常不方便，而且出奇地贵。我曾经尝试从河内坐火车前往周边的城市，但不是因为出发时间太早，就是因为根本没有线路而放弃。其他的公路交通耗时长、车况差，而且一两百公里的线路就要差不多10美金，所以只有无奈地去从众。
在河内的老街区，著名的SIHN CAFÉ的小红鹰标志满街都是，随便哪个旅馆、旅行社和街边的小门脸都会打出他们的招牌，但在公路上却很少能看见他们的车。到越南之前就知道其中的骗局很多，于是随时提醒自己要货比三家，结果每一个代办处都发誓给我的是SIHN CAFÉ的车。为了避免上当还特意选了家价格贵些的，花$38订下了到西贡的票，交了钱只给个收据，说是到车上再换正式的票，结果车都快开出河内了票才到手，封面上赫然CAMEL的字样。去说理，人家一概听不懂，只能在破烂的座位上忍气吞声。
好多次在停车休息的地方看着其他公司, 比如SINH CAFÉ、AH PHU的车运气，人家都一水儿高头大马窗户宽大的新车，而我们的在旁边一停简直就象桑丘那永远垂头丧气的小毛驴。所以以后再去越南也别问是不是SINH CAFÉ的，只要他担保不是CAMEL的就可以了。
CAMEL的车有三大特点：1）永远不准时。每次出发都要比票上的时间晚一个小时，绝无例外。2）永远满员。即便没坐几个买票的游客，他也会象国内的长途车一样一路揽客，反正只要给司机钱您就可以随时上来。3）车况糟糕。全是几十年的现代、大宇车，座椅吱吱扭扭，顶棚被人油熏得焦黄，从芽庄到大叻的车终于发生了事故，在山路上突然一声巨响车身一颤，全车人都吓得变了脸色，还好司机赶紧路边停车，下来一看，右后轮爆胎，豁开巴掌大的一个口子。全体乘客的镜头下，司机若无其事地换上个完全磨平了的轮胎继续赶路。
全程中河内到顺化和会安到芽庄是两段夜路，坐了这么多次夜行大巴从没这么遭罪过，也从没想到自己的身体可以扭出那么多千变万化的造型。最惨的是离开会安时我竟得到了全车最后一个座位，高高地最后一排的中间，一路都只能端坐着还得随时防备着被个急刹车发射出去。右手靠窗是个瑞士老头，满头白发走路都不是太利落了还一直前倾着身体腰杆笔直，从不去沾靠背，我还琢磨这作派该是个将军啊还是贵族，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头顶的空调风口卡死了，关不上也调转不了方向，把老头儿吹得眼看要犯偏头痛。我赶紧动用三块创可贴把风口堵死，老头儿这才揉着腰千恩万谢地倒在座位里。我可就更惨了，没了最后一点风源，除了不停拿湿纸巾给自己降温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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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陆上到来，在从水上离开，那条完全OPEN的河流是我在越南最后的记忆，这是个三天两夜在湄公三角洲穿行的旅程，从西贡直接到柬埔寨的金边。一路不停地转换大巴和细长的柳叶船，从和那大河若即若离，到最终完全浸淫在河水和丛林边生活的人群里。湄公三角洲是越南最富庶的粮仓，也是当年南方越共游击队战斗最惨烈的地区。西贡的战争纪念馆里，当年的黑白照片挂满了墙壁，丛林里水道上人们疯狂地相互屠戮。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张80年代里某个宁静的清晨，一个穿着白色奥黛的少女拎着书包，从小船迈步下到岸上的一瞬，经过了之前那些血腥的记忆，和平终于能够到来。
第一天拜访了村落人家和作坊后，我们终于接近要过夜的城市- CANTHO。忘了第几次了，我们又要跨越湄公河，离码头还很远，路已经被等着上轮渡的车塞死，于是大家下车步行，和我一路的是法国和马来混血新西兰的大学毕业后在日本打零工的澳洲小子SEAN。狭窄的路两边都是简陋的商铺，烤肉摊上的青烟沿着慢行的人流一股股升起，商贩们闹哄哄地推销着土产和进口饮料，身旁不时冒出个小脏脸蛋儿冲你做着鬼脸。攀上人车共用的渡轮顶层甲板，宽阔的河面一览无余，河两边貌似寂静的丛林下面，人们象蚂蚁一样地在奔忙，永远通红的夕阳和云一起把天拉成个穹庐，将两岸的大地紧紧地拥在一起。短促的汽笛中船一扭身扎向对岸，扎向昨天刚刚再次发现H5N1型禽流感的城市。
CANTHO的一个街边饭馆里，SEAN一再申明千万不要点任何有翅膀的东西，我告诉他这里只流行吃两样，蛇和老鼠，一边给他看满是RAT字样的菜单，可怜的人最后用蔬菜色拉解决了问题。与禽流感无关，三角洲的城市本质里就是宁静，没有西贡的灯红酒绿，昏暗的街市上人们静静地照看着店铺和孩子、静静地坐在小摊旁吃喝，路边有人频频地指点着SEAN的毛脸扭过头去窃笑，全不知已克服了恐惧的SEAN同志早弓着腰摸到身后，突然哇地一下跳出来脸塞到人家面前，把两个女人吓得哎呀呀地逃命去了。当年侥幸躲过SARS袭城的我，如今在个禽流感肆虐的小城市里却是欢畅无比，全没有一点不安，好像所有讨厌的事情都只会发生在遥远的地方和过去的时光。
第二天的主打节目是水上市场，我觉得还是用FLOATING MARKET更能形象地说明眼前的景象。在湄公河的某个分支里，船只渐渐聚集最终布满水面。那都是些船尾架着根长长的可自由活动的铁杆，铁杆尽头安着螺旋桨的木船，几乎全都是贩卖蔬菜水果的，没什么吆喝，每条船头都插着根高高的竹竿，上边捆着什么就说明这船是卖什么的。一条船就是一个商铺一个家，流动的商铺和家。我们来得很早，船上往往是男主人在甲板上收拾着货品，女主人在船尾生炉子做早饭，小孩子从仓房的小窗户里露出个头刷牙漱口，生意、生活两不耽误着。
我们的船一路慢慢游过，大家拍着忙碌的市场和新鲜瓜果同时也在窥视着人家的生活。好在水上人家们早已习惯了这架势，就像我的镜头最多对准的那个“菠萝公主”。那是个三、四岁的小姑娘，穿着粉色的小裙子坐在船舱顶上，梳个朝天辫可爱至极。她象是还未彻底睡醒，没太多表情，但仍老练地冲过往的船只挥着肉突突的小手，不时抛几个飞吻，惹的游船上的老鬼子们爱心爆棚，“心肝儿、宝贝儿”地一通乱叫。她家的船是专卖菠萝的，有“菠萝公主”在船顶压阵，生意自然是最好。
这天的终点是越南的最后一站，边境小城CHAU DOC。整个城市就是围着中央市场和观音院发散出去的几条街，晚上所有的人都涌到街上，街边布满了冷饮摊却偏偏找不到我要的啤酒。终于发现了啤酒，比划着坐到小凳上正准备痛饮一番，却被在一旁吃饭的摊主和他几个朋友硬是拽到了餐桌上。他们的晚饭是一大盆红烧牛肉，一盘黄瓜，几根面包棍，这牛肉竟然是我一路吃得最好吃的肉食，肥美鲜嫩还连着烂透了的筋，全不像饭馆里的那样干硬。更棒的是酒，纯正的越南米酒，临离开的时候终于喝到。酒装在个大矿泉水瓶子里，每次都倒一部分到水斗里，再分至小酒盅。原来越南人喝白酒也象韩国人一样共用一个杯子，只是每次要两人共饮，一人一半。和中国酒比起来他们的酒度数很低，但奇怪的是颜色黑红，几杯下肚摊主越发活跃，一一介绍家人和朋友，问我来路去向。尽管根本没法真的沟通，只是靠手势和GOOD, NO BAD这样的单词，但酒已经替代了一切，和每个人对饮，为相遇而微笑，又为每个微笑而大笑，再为每次大笑而握手。
喝到最后，终于从矿泉水瓶子里倒出条不知泡了多久的蜈蚣，我故作很诧异的样子，摊主见谜底揭晓更加开心了，不停冲我挤着眼睛诡秘地说“STRONG! STRONG!” 又各伸出四个手指告诉我他44岁了，但还是“VERY VERY STRONG!”。我赶紧和他击掌表示明白他的意思和佩服他的能力。米酒喝完，又从他摊上买了啤酒回请大家，酒一直喝到很晚，一旁他的母亲、妻子和孩子们始终陪着笑安静地坐在一边。越南的最后一晚象湄公河对待自己子民般地慷慨，让我能带着颗被药酒补得温暖的心离开。
和睡前一样，醒来要做的仍然是分手，SEAN和多数人都要回西贡，只剩我们几个人继续沿着湄公河漂往柬埔寨。
一整天都在船上，还是那种细长的有顶篷的小船，伸手就能够到柔顺的湄公河水。当你对河上来往的船只和小艇、建在水中的棚屋和作坊都已经见怪不怪时，渐渐地倦怠会袭上身来，太阳也时不时从顶篷一侧直接烘烤着昏昏然的人们，我左前方的船老大已经仰在椅子上只用一只脚控制着方向盘，在宽阔的景致中尽管马达轰鸣着，船却象是一动也没动。
我坐在船头抽着烟，听耳机里如今已转行卖烤鸡的KENNY ROGERS大爷的The Coward Of The County，琴声不久似乎乱七八糟起来，正当我怀疑自己是被太阳彻底晒昏的时候，回头却发现是身后那个刚周游完南美的爱尔兰人正抱着吉他自弹自唱开来。爱尔兰人果然都是爱炫耀的音乐天才吗？无论如何，那琴声和低吟的歌曲让我觉得死寂的河水和空气又都开始流动起来，于是拔下耳机身体转过身来和着身边的琴声律动，船尾的3个英国人又开始一本正经地交谈，左舷一直端坐目光直视的日本人终于趴在前边的椅背上睡着了，耳边又一次想起那老电影里“下面请财主和百万富翁为您演唱……”的台词。
歌声让船老大也来了精神，决定带我们抄近路，一打把进了个狭窄的河汊。还在旱季的原因，整个水道只能容一只船正常通行，两旁的河堤高高在上，雨季里泡在水里的房子都突兀地被木梁支撑在半空，船底不时有刮底的声音传来，最浅的地方我们几个人要坐在船头将装着马达的船尾压起来才能通过。于是倒坐在船头观察两岸，这是些个丛林中贫穷的村落，高处岸边有时拴着一两只黄牛，也许不远处也有他们开垦的土地。孩子光着屁股从岸上跳进浑浊的水里，见不到男人，只偶尔有女人围着纱笼在河里洗澡，或淘米刷碗，岸边有破船搁浅着，只有那些当年以关押美国战俘而出名的虾笼连成一串串泡在水里。
音乐家还在闷头自顾地弹唱，我仍然倒坐在船头看着河岸、村落、棚屋、虾笼和冲我们挥手的人们以及越南的一切连同在越南的感觉一一向后退下去，行李仍杂乱地堆在船尾我们仍在行走，这个国家却已经到了尽头，只有湄公河水还始终寂静地一直陪伴在人左右。
(转载1 － 水上商铺)
(转载2 － 水上人家)
(转载3 － 湄公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