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我年方十八，还在某一所大学念书，成天干着逃课鬼混的勾当。当时，有一位自由派文人刚刚死去，如同某些天才作家一样，他的作品在他死后突然火了起来。作为文艺青年，我读完了这位当红作家的所有小说和杂文作品。
当时我已是一名眼光颇高的阅读者，我觉得既然人生苦短，就不必在一棵苦柿子树下徘徊过久，以至于耽误了其他风景。职是之故，在此后的十年，我再未翻阅过这位作家的东西。
多少年过去了，王晓波还是一些人心中的神，但他的作品我却忘记得差不多了，记忆中留存的除了王二那根直指天空的阳具外，只剩下一句话——在他的某篇文章里，他引述一位西方人的话说，人生的意义在于使某些物体发生位移。
10年来，这句话经常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有时候是和那根阳具一起出现的。我经常想：说这句话的人太牛逼了，引用这句话的人也太牛逼了。我有时候觉得，有了这句话，那根阳具也再无矗立在我脑海中的必要了——难道不是么？阳具的意义不也就是不时发生一些位移而已么？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一根阳具，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在天南地北间做着不规则运动，时而被一些所谓的理想和希望弄得充血、膨胀、勃起，然后发现希望就像那高昂脖子、双眼瞪天的美女，可望而不可即，然后我便顿然疲软，一场意淫到此结束。这样的意淫日复一日，我发现自己已然丧失了勃起的功能。也就是说，现在，尚未到30岁的我，对任何希望、梦想之类的美好事物已经没有任何欲望。
现在，我已彻底堕落为一个小市民，为柴米油盐而在城市中移动。
每天早上，我从郊区乘坐一个钟头的汽车，然后再坐一个钟头的地铁来到市区上班。
每天傍晚，我从市区乘坐一个钟头的地铁，然后再坐一个钟头的汽车回到郊区睡觉。
其实，说“坐”是不合适的。熟悉上海早晚高峰期公交状况的人都知道，在这个时间点，要想找个座位坐下来并不比泡到一个漂亮妞更容易。实际上，我每天都是挤在弥漫着狐臭、汗臭、脚臭、口臭的车厢里，作为一堆人肉被运来运去的。
和我一样处境的人不少，我们被称为小爬虫。作为一名尊严全无的小爬虫，我十分理解人们在地铁车厢里随时可能爆发的火爆情绪，但是当我成为这种火爆情绪的发泄对象时，我还是很不爽。
昨晚6时，我照例从黄陂南路乘坐地铁一号线回家。车里的人照例很多，而且随着列车在各站点停停靠靠，人还会越来越多。我习惯性地低头养神，思考一些世界和平之类的严肃课题。我明显感觉到有一只包顶在我后背上，我猜那是一位美女出于防盗、防狼的双重考虑而采取的一种被称为“背包前置”的保护措施。我又感觉有一只汗哒哒的毛手紧挨着我左边的胳膊，我还感觉有一只嫩巴巴的没毛的手紧挨着我右边的胳膊。我感觉一切都很正常。
此外，我还觉得我的手背似乎靠着一团软乎乎的棉花，我猜想那可能是某个人的屁股。这里得解释一下，当时我带有三个包。其中一个包里装着一只相机，另一只包里装着几本刚刚从当当网买来的书，这两只包我一边肩膀背着一只。第三只包里装着我花1500块买的二手电脑，这只包我双手拎着，放在身前——由于这种拎的动作，再考虑上车厢的拥挤程度，我的手背碰上前面的美女或者非美女或者帅哥或者非帅哥的臀部是完全正常的。
列车停靠衡山路站时，前后左右晃了几晃，像煞高潮时候的颤抖。当时，我还在思考世界和平问题，忽然听到有女人在吼：“摸什么摸，回家摸你老婆去。”我赶紧抬起头，却看到一张面目清秀的脸蛋上一双愤怒的眼睛正瞪着我。
我平静地看着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那女人又说了句：“你流氓。”
我还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我对她的指控没有任何回应。至于周边乘客诧异、鄙夷的神色，我当时也没有任何想法。
回到家，吃完一瓶二锅头后，我开始思考刚刚在地铁上发生的事情，慢慢有了一点头绪。我觉得该妇女可能把我当成色狼了。记得蔼理士的《性心理学》里曾经提到一种变态，专门在拥挤的公众场所骚扰女性，借此获取快感。他把此类变态行为称之为“挤恋（Frotteurism）”。
难道我是“挤恋”患者吗？我感觉不太可能。我从来没有在此类拥挤场所获得过任何快感，也从来没有试图在此类拥挤场所获得任何快感。
所以，我感觉该妇女可能误解我了。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下次看到这位妇女的时候对她说：“美女，我并非有意触碰你的臀部。”我还希望对她说，作为底层的小爬虫，应该对同类小爬虫多一些宽容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