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欲写一篇与五四时期相关的文章，沉溺史堆而一时笔塞，干脆，放下书本，不如到五四大街上去走走。
从5号线东四站出来，直接西行，不远就是五四大街，著名的北大红楼就在这里，现在已被辟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是老北大的主楼，校部、图书馆和文科都在这一栋四层工字型的砖楼之中。现在看，自然风雨沧桑，但不要忘记，1919年青年学子从这里走出去火烧赵家楼的时候，这栋楼才刚刚投入使用一年，和那个热血激昂的时代一样年轻。
红楼只有一层被辟出作为博物馆，二层以上还是办公区。在一层，可以看到蔡元培的办公室（原来在二层）、文科大教室（原来在三层）、第二阅览室（也即报纸阅览室，是毛泽东工作的地方）、图书馆长办公室（也即李大钊办公室）。红楼的一层本就是图书馆，毛泽东当年在此打工，每月赚取大洋八块。（作为打工者来说，这个价钱依然不低，但当时文科教授们的月薪是300大洋，校长蔡元培600大洋）。曾经有人介绍今日北大的“一塔湖图”，称北大图书馆精英荟萃，不仅走出了一众大师，还走出了开国领袖。但是，此图非彼图。红楼的北大图书馆，仅有藏书室数间，阅览室一二而已。
所以，当年的北大，人不过数百，楼不过几栋，真正的熟人社会。有一个数据称，从1912年到1918年，北大共毕业学生612名，其中文科生233人。这不过是今天一个小学院一年招收的新生数字，然而，当年北大的学子名单中有多少名字是能把中国近当代史震得咣咣响的啊。不到红楼，真得很难想象精英们济济一堂是什么感觉。红楼一层按原样复制了一个原在三层的大教室，名曰“大”，其实不过七八排，五六十座位而已，远比不上今天任何一个大学的讲堂。想象中，胡适、李大钊、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这班人，或长衫飘飘，或西装革履，在教室中进进出出，不时到二楼的校长室造访。而顾颉刚、傅斯年、罗家伦、高君宇一干青年学子或在三层教室听讲，或在一层图书室攻读，或激昂文字，或慷慨论辩，真是一幅想想都觉得太过奢侈的画面。
五四启蒙的一代风云，就从这些朴质无华的房间里酝酿。
小小一间新潮杂志社，是五四运动的总部。学生罗家伦就站在这张桌子旁匆匆写就《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发出“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呼声。这一通告成为五四运动当天唯一的宣传品。当然，《新潮》杂志社里不仅有这国破家亡之际的一声怒吼，更有青年学子对民主、科学、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呼唤。这份学生刊物，得到师长们的关爱，蔡元培从每月几万的办校经费中，每月特批2000，给学生们办新潮。李大钊专门腾出图书馆的一间房子，给新潮做办公室，胡适为其顾问，一众名师，为其投稿。
《新青年》、《新潮》成为沉闷中国的“空谷足音”、“暗室明灯”，点燃了青年的希望。在展室中，看到很多青年写给《新青年》的信，或投稿、或谈人生的见解和对社会的认识，都是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还有一腔喷涌的热情。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就旨在“新民”，可以说到了五四的时代，终于奏出了不可阻挡的少年中国的声音。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的北大，是一曲真正动人的青春之歌，明亮。高昂。
告别红楼，往东面走，就是中国美术馆。来的不巧，早了两天，新中国六十年美术作品展还没有布展完，不过还是进去转了转，看了看已经呈列出的水粉画、漫画部分。 对水彩水粉画还算比较喜爱，但毕竟没有油画的表现力，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的表现力。走马观花，匆匆而过。
倒是漫画展厅更能吸引我，廖冰兄、小丁的画真的一见难忘，这次总算见到真迹了。
不过，美术馆布展的灯光实在不利于拍照，没有滤光镜，基本上都是黄黄的。
从美术馆出来，已是午后。继续沿五四大街向东走，就到了隆福寺。这隆福寺就是清朝的一座喇嘛庙，当时就是热闹的庙会地点，今天亦是一个商业区，卖些小商品。看来这个寺庙从来就没有清净过。到隆福寺，小吃是必须的。隆福寺小吃是和护国寺小吃齐名的老北京小吃。不过有意思的是，大部分食客并非为吃而来，而是为名而来。为何老北京的小吃现在成了一处到此一游的风景，而淡出了市井？那些曾经让慈禧赞不绝口的小吃，真的不适合现代人的口味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在充斥着麦叔叔肯大爷，永和豆浆成都小吃的北京大街上，若想尝尝正宗的京味小吃，还真得来这儿。推荐三元梅园的双皮奶。
吃饱了，本还想顺着王府井大街到人艺看看，但烈日当空，还是打道回府。
回望五四大街，突然想起11年前的秋天，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两边的国槐树，正是灿灿欲落的时候。秋阳、红楼、金叶、古枝，一阵风来，落叶飞扬，满眼金黄。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曾经驱使我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图景，完美的《故都的秋》。
偷得浮生半日闲在这五四街头，真的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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