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在网上一篇文章的缝隙里偶然看到一句 “邹道龙在澳洲病逝已有年,……” 心里不禁一惊，遂捡索更多相关的文章比对，談的都是敦煌文物考察，文化出版社任职等事，真不敢相信，文中所述的 “邹”，就是我失却联系多年的道龙叔叔。
這几日脑子里滿是叔叔的影子。当然都是些小事，叔叔本來就是个普通人。
小时候叔叔是我们家的常客，因爲叔叔与父亲是结义兄弟。那时候我想，這大概是因爲兩个人的姓氏字虽不同音却相同的缘故噢。但其实是因爲父亲与叔叔有着相同的文化追求，又有相似的社会经历而致。 因爲父母常對我们提及道龙叔叔，所以我每次见到叔叔叫人时，也总是在叔叔這一称呼前冠以 “道龙”兩字。父母責备我這样叫人對长辈不敬；我改，但总也改不过來，于是一叫就叫了几十年。 說实話，因爲年少，并沒有對叔叔特别留意，只知道他是画画的，画什么，画得好不好，沒有去探究。大约對我的兩个弟弟（后來都搞美术）会有所指点，我却只是觉得叔叔的一口常州乡音比父母說的还好听。 記得最真切的是叔叔极喜欢我母亲烧的家乡菜，总是赞不绝口，所以叔叔每次來，就总是留飯，大人会喝上一点酒，我们也同样能吃到一点好菜。 后來大一点了，会注意大人在說些什么，因爲只有一个房间嘛，也总能聽到点东西。不过也只是一些小职员的生活琐事，从沒有象后來人们普遍的那样，一說就說到政治和形势。偶而会說到青海的塔尓寺和拉卜愣寺，或者是美學问题，我又聽不懂，也就沒竪起耳朵。 只有一次，父亲写了一件他謀职的學校裏的事，一名學生藏匿多双脏袜子不洗被爱卫会的查获，又不願承认是物主，于是遇到了尴尬，过程是很有点戏剧性的。文章投稿后被退，父亲很有点不解。叔叔說了一句：“文章想表现什么呢？形势需要嗎？” 再早一点还有一次，杂技团国庆赴京演出，父亲终因政治原因未能随學舘同去，闷闷不乐。叔叔闻讯后着实劝慰了一阵。一一這兩件事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 他们俩倒是经常交流自己做酒酿的心得，还兴高采烈地扒开捂在棉被裏的酒酿砵头看，细察拌了酒药的米飯药性发了沒有，。。。。。。一一其实我是不知道，叔叔在57年反右时就已经获罪，日子过得相当不易，來我们家，能寻得片刻的安宁也足矣。
文革來了。是父亲先被從學校投到了工厂，我当时还弄不明白，后來才知道美專当年尚属于轻工业系统；叔叔则更极端，直接被遣送囬原籍武进乡下监督改造。那个年代，彼此无法通音訊啊，真是生死兩茫茫。一直到运动的中后期，父亲的境遇稍有改善，于是乘着参加乡下一亲戚婚礼的机会，我们一家有6个人，在一个雨天，踩着泥泞，穿过大半个武进县，去叔叔栖居的王下村看望他。那天还是在年裏啊，我们都已几年未见了，這些年我也已经知道了一些生活的艰辛，在叔叔面前，拼命想忍住眼淚，止不住还是失声痛哭了出來。 叔叔說，不要紧，我还能替队里做点宣传的事，写些大标语之类的，前些日还去公社花了几天时间画完了一幅毛主席的像，他们还好生招待來着。 是啊，下面是乡邻乡亲的，也许还不至于怎么样，但是上面的頭清醒着哪，你的生死就捏在他的手里，奈其何他之！
76年后叔叔才得以囬到上海。劫后余生。之后又随大流获平反。叔叔又能常來我们家了。那时我正筹备婚事，叔叔説，沒想到还能爲大侄的喜事敲几记边鼓！一一我一直记得叔叔說這句话时脸上的高兴。 這期间叔叔每次來家，都是我送囬去，從陝西路往南，再淮海路一直朝西，不坐26路，一路走到美领舘隔壁的上海新邨裏，這裏有出版社的一处宿舍，是多人合住的。有一次，叔叔爲了替我排遣一些烦恼，还在复兴路襄阳路口那家当时有名的私人饺子店一起喝上了酒，一瓶黃酒兩个人對分，呵呵，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呀。
后來几年忙唸书，忙工作，忙孩子。一次我突然特别想叔叔，就特地跑到绍兴路上叔叔的单位问了詳细地址，专门赶到四川路叔叔的家去看他，是中秋前夕吧。房子蛮大的，但叔叔却一个人偏隅一亭子间小室里，精神不是特别好。 不几日，叔叔未有告知，竟特特为來看我们的斗室，我手忙脚乱地整理8平米的空间，女儿还赖在被窩里，叔叔变着法儿逗孩子玩，那高兴勁儿，一扫了我那天去时的阴霾。午饭自然留叔叔吃，妻在楼下灶头间问叔叔大蒜炒干絲（加肉絲）吃伐，叔叔高声地說，吃！迭格菜灵格，我喜欢。
后來，就听父亲說，叔叔去了住澳洲的女儿家。一家有一家的难事。這时叔叔已过70望8了。
再囬到网上的這些資料上來。叔叔33~39年在杭州国立艺專學习，攻油画和国画。末兩年抗战爆发，叔叔参加了抗敌宣传队，用画筆來宣传抗日，學弟吳冠中朱德群亦同在队里。嗣后，又跋渋三千里，历时三年余，随學校迁至赣，湘，贵，云，最后落脚在重庆。在這里，叔叔参加了教育部招募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爲抢救和保护非敌占区尚存的古代艺术文物，辗转川，豫，陕，青，甘诸省，42年到达甘肃敦煌时，团员僅剩下原杭州国立艺專的师生三人，叔叔即是其一。由此开始，叔叔他们在敦煌坚持了数年，戈壁黃沙，孤雁長空，酷暑与寒冬几度交替，在极其艰难和酸辛的环境下，光是叔叔一人就临摹了莫高窟30余幅汉唐壁画。考察团的工作历时5年，直接导致了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敦煌石窟，继之又创立了敦煌硏究所，此举最后终结了外国列強百余年來對我這一文明宝库的觊觎。43年在重庆举办的考察团成果汇报展以及此后的几次全国巡展都盛况空前，观众无不爲中华古文明的光辉灿烂而折服，又追忆及民族的历史雄風，极大地鼓午了当时正处于艱难中的抗日军民的斗志和勇气，這，也正是艺术文物考察团的一干先人当时承诺要担当起的“抗战中的文化责任”。一一一 可悲的是，這样的义举，在文革中竟然成了所有当年参于人员的一项政历问题，這真正是呜乎哀哉也！
誰也不能总是風風火火的，后來叔叔好象就一直是平平淡淡的，在画作上沒聽說有什么鸿篇大作，在出版社也就编几本小书，做一些装帧設计之类的事。叔叔差不多就祘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磕磕跘跘，不经意间走过了90个年头。 不过我认爲，叔叔与一班前辈做过的事是极有意义的，就如同梁思成和林徽音当年對古建筑做考察普查一样，做的是前无古人的拓荒性工作，喚起了了后人的觉醒和責任，並开挖出了无窮无尽的中华宝藏，就這一点看，叔叔他们是伟大的，他们是伟大的先行者。
05年正值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终于有广州美术舘举办了纪念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的活动，有识之士纷纷前來缅怀先辈的功业，惜叔叔未能亲睹，实爲憾事。 今天，我谨以這些文字，來铭记历史，並纪念亲爱的道龙叔叔。
写于09/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