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
以真诚赢得尊重
从少年时代接受教育开始，提到德国就有两个历史人物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一个是中国人顶礼膜拜的马克思，另一个就是臭名远扬的法西斯主义头目希特勒。一直以来，我始终不能明白，高度文明的德国人为什么会选择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将自己与世界推入战争的连绵祸端？我也不明白，相比于日本人，为什么战后德国的政治领袖能真心实意为德国过去的侵略和屠杀行为认错呢？
被推倒的柏林墙
柏林，这是一座将历史与现代和谐地统一于自身的城市。无论你在哪一天来到柏林，它都不会让你失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丰富的文化活动欢迎着你的到来。柏林是多姿多彩的，它被誉为全欧洲最绿的城市，到了柏林你会惊讶于眼中盛满的绿色，遍布城市的湖泊、公园、花园、还有森林，不仅为柏林人也为游人提供了休闲的绝好去处。
柏林作为德国的首都，忠实地记录了这个国家多舛的命运。在柏林商业中心保存了一座二战留下的遍体鳞伤的教堂，教堂前有一个粗大钢丝绳造型铸成的雕塑“分裂与统一”，记载了德国历史上沉痛的一页。柏林市中心菩提树大街的勃兰登堡门是德国统一的象征，依照希腊的雅典卫城山门修建，上面安置着青铜制成的驾驶战车疾行的胜利女神像。这座女神曾被拿破仑抢走，一直是德意志的耻辱和心痛。二百年来风雨的侵袭已使原本乳白色的花岗岩呈灰褐色，更显得饱经沧桑，它可称得上是德意志民族几度兴衰的见证。
二战后的德国再次被分割，勃兰登堡门也由此成了东、西柏林的分界线。1961年5月民主德国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本国居民逃往西德的问题。最后秘密做出决定，建立一座柏林墙来阻止外逃的浪潮，工程代号为“中国长城第二”。1961年8月13日凌晨，与西柏林接壤的东柏林街道上所有灯光突然熄灭，无数辆军车的大灯照亮了东西柏林的边界线，2万多名东德士兵只用了6个小时，就在东西柏林间43公里的边界上筑成一道由铁网和水泥板构成的临时屏障。柏林墙的修建是东西方两大阵营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东德人称柏林墙为“反法西斯防卫墙”，西德人则认为柏林墙隔断了自由与民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访问柏林时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人民的墙”。
柏林墙的建成并没能阻止东德人继续逃往西德，在柏林墙博物馆里，我看到种种逃跑的案例。有一个五岁东德小男孩，在大人帮助下用六个月时间挖成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道逃往西德；1961年18岁的彼德菲西特已经爬到柏林墙的顶端，只要再加一把劲，就在这时刻，枪声响了——他滑落回墙东侧，躺在血泊中，五十分钟没有一个东德警察救他，流尽最后一滴血。站在对面西柏林墙的上千群众爆发愤怒的抗议声，高喊“你们是杀人犯、是法西斯”；还有一对恋人把新娘藏在去西柏林交响乐团演出的音箱里跑到西德；20岁的布鲁克驾着大客车猛冲关卡，身中19弹，用生命的最后意志坚持冲到西侧，可是那一刻他也停止了呼吸。除了这些原始的冒险方法外，也有一些利用科技手段西逃的，有个青年用摩托马达改装成潜水艇奇迹逃脱；有一家几口人在一个夜晚乘坐自己制造的轻气球，升高到2800米连步枪都打不到的高空，当苏式米格飞机出动时他们己成功飞过柏林墙；更有位工程师看到中国杂技“炮打飞人”的节目而受到启发，制造了一个能把人弹出去的装置，然后把自己放进这个装置中弹到墙外。当然能跑出去的人毕竟是少数。据统计，在那些年里大约5000人试图逃跑，其中3200人被抓获，100多人在越墙时被打死，200多人受伤。
现在，被拆除的柏林墙已经变成了一道贯穿旧城20公里长的鹅卵石小径。进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冷战进入尾声，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西德总理勃兰特实行“新东方政策”，两个德国也逐渐由对峙走向对话。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发表演说，建议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掉柏林墙。1989年11月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但由于当时的东德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上级命令的误解，错误地宣布柏林墙即将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长久以来作为东西方对抗最有力标志的柏林墙最终被推倒了，二天里有七十五万东德人逃往西德。柏林墙最终于第二年11月底全部拆除，东西德之间的围墙夷为平地，一时间，有九百万东德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疯狂的涌向西柏林，与他们自1961年因关闭边境而被迫分离的朋友和亲戚们再度团聚。全世界首次看见德国人这样的失控：人们拥抱在一起，千万人一起哭泣起来，哭泣声越来越大，分裂了41年的德意志再次统一，柏林又一次恢复到硝烟后的宁静。柏林墙被推倒标志着苏联东德共产党精心打造了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阵营、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人民心中顷刻崩溃，随后发生了整个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
丰富的德志意文化
在柏林时，我们团里的一对同济大学退休教师夫妇向导游提出一项单独活动，即一夜“扫荡”十个博物馆。因为他们有个外甥在柏林大学留学可以当向导，夫妻俩又说一口流利的德语，所以导游就放心地让这对痴迷博物馆的游客去了。参观博物馆对于生活在欧洲的人来说，通常会占据他们文化消费相当大的比重，精美的陈设、丰富而珍贵的藏品，能够在短时间内接受大量知识的喜悦，是博物馆广受喜爱的原因。看博物馆是很容易上瘾的，如何在并不便宜的票价和陶醉情操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呢？体恤人情的欧洲人就想出了“博物馆之夜”这样的特色活动。欧洲许多大城市都有“博物馆之夜”：一张价格低廉的套票，包括了各个博物馆之间的交通费用和门票，只要你受点累，就可以在一晚之内自由穿梭于各个博物馆之间。第二天下午这对知识分子夫妻又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会合。
德国当地导游为我们安排了巴登—符腾堡州的仙踪之路游。作为传统的旅游度假胜地，这里有黑森林的中高山脉、浪漫的蒂蒂湖、施瓦本山和霍恩索伦古堡、种满葡萄的小山丘环绕的内卡河谷，还有闻名于世的博登湖及阿尔卑斯山。在这里你可以完全融入大自然的怀抱，清澈的小溪和秀美的湖泊会让你犹如置身世外，舒适而健康的气候使人忘却了旅途的劳顿。沿着仙踪之路我们到了海德堡，人口只有25万的海德堡同时又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每年来旅游的人数高达500万人次。这里有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矗立在内卡河畔的小山上。海德堡大学迄今有700年的历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一样，大学没有校园，也没有校门，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学城，大学的各系各科就散落在城市街道的大街小巷里。就在这个小城，诞生了德国许多文学大师，如格林童话的作者格林兄弟，伟大的诗人海涅、歌德、席勒。直到现在，仍有多种多样的艺术演出和音乐会在海德堡举行，延续昔日的浓郁的人文气氛。夜幕降临时，游人可以漫步于迷人的老城区，到大学生常常聚会的小酒馆凑个热闹，为你完美的一天划上句号。
德意志的教育在欧洲一直领先，早在1717年，当时的普鲁士帝国就颁布了一项《义务教育规定》：所有未成年人，不管男女或贵贱，都必须接受教育。否则，家长将要被处罚。学费每星期6分尼，支付不起的家庭，由当地政府承担。1763年弗里德里希大帝亲自签署了一项法律——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普通义务教育法》，他说：“因为穷困所以要办教育，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办教育办穷的、办教育亡国的；我推广教育，改善的将是德意志整个国民的素质啊！”为了推广全民义务教育，德皇甚至把皇宫的财富拿了出来，著名的洪堡大学就是他卖掉王子宫资助的。全民教育很快使德国在欧洲强盛起来，欧洲各国也纷纷效法。十九世纪，德国在教育、科技发展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头。德国大学为免费教育，学生只需交纳75欧元一学期的注册费，教学用书全部可以从学校图书馆借阅。学生注册入学后，可以凭学生证在很多方面享受半价优惠。近两年，德国政府对中国的留学生政策也有所放宽，以便让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顺利地进入德国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德国大学会拒收中国的高考状元，因为它考察和看重的是综合素质与实力。在德国，我们听到一则新闻：萨尔州的七位父亲，因为子女未上学，被判入狱。同时，警方派专车将孩子们接到了学校。其实，这七位父亲并未让孩子失学，而是组织了一个家庭学堂，让孩子们在家学习，但这种行为被认定为违法。中国有句话叫“子不教，父之过”，在德国，儿子不上学，老子就得坐牢。
希特勒——民族主义的煽动者
长久以来，我一直不解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什么会产生像希特勒这样疯狂的人？走访德国我了解到一些历史。在罗马晚期，当欧洲南方的许多民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北方的日耳曼民族却还信奉着他们朴素的原始宗教。包括对力量的崇拜、对身体的敬畏和对自由的信奉，突出表现为强调“英雄”精神，这与同时的南方提倡“耶稣圣人”的文化完全不同。不久，北方的这些“蛮族”终于也皈依于南方的基督教信仰，但日耳曼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中世纪，他们发展了自己的、有别于正统的神秘主义，重新给予自由信奉以积极地肯定。而到了宗教改革时期，又是欧洲的北方成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变化的突破口。无论是马丁·路德还是加尔文，他们提出教会完全独立，不受政府管辖，提出“因信称义”的真理和“先定论”，他们告诉基督徒，圣经是上天赐给的灵粮，阅读它是每人必做的功课。随着启蒙思想在欧洲世界的绽放，神的地位被人所取代，日耳曼民族终于又回复到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传统——英雄文化。特别是从十九世纪后半段一直到二战中，整个德意志的思潮又开始明确高举诸如“超人就是大地的意义”、“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日耳曼人的身体是最美的”、“英国人的民主不过是群氓文化”、“要做金发碧眼的狮子”等等“英雄文化”的旗帜。而希特勒正好生活在整个德国最失败的时候，一战失败，德国割地分离，要为重新统一找出路。这种文化混合着战败的屈辱，始终徘徊于“英雄文化”的十字路口的德国人最终将“英雄文化”向极端方向推动，并铸成大错。
1935年希特勒开始施行种族纯化法，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亚利安人与犹太人通婚。他巧妙地运用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宗教仇恨和种族优越意识，凝聚大部份人的共识。在柏林，竖起大幅的牌子——“犹太人是犯罪分子”，极力丑化污蔑犹太人；犹太人的商店被刷上特殊标记，日耳曼人不许去这些地方购物。1942-1945年间，600万名犹太人惨遭屠杀，这数字占当时欧洲犹太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另有500万名其它受害者——战犯、斯拉夫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弱智者及政敌，在纳粹集中营遇害。纳粹时代的暴行不只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其恐怖程度远超过人类所能理解的范畴。
历史上每个独裁者暴君几乎一个模式：开始鼓吹个人崇拜，然后制造转移国内本民族的矛盾和视线的焦点（如犹太人、阶级斗争等），煽动民族盲目狂热的所谓“爱国主义”，目的用来欺骗、愚弄、蒙蔽自己的老百姓，结果使国家遭殃、人民死伤千百万，本人遗臭万年。事实证明，铁与血可以实现国家统一和扩张，却不能带来人民的幸福与民主宪政。
勇于认错的德国人
战后德国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军民死亡800万，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巨额赔偿压得德国喘不过气，普通人失魂落魄，每天为最基本生计而奔走，情况十分悲惨。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民开始清醒：没有民主制度，盲目的爱国主义给自己民族只会带来巨大灾难。没有民主，德国人爱的究竟是谁的国？希特勒之国？他们这种极端的所谓“英雄文化”，在抵触基督博爱精神的情况下，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战后德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建立民主制度，并很快地走上了富强的道路。
德国在检讨二战的错误时承认，他们错选了一个独裁者——希特勒作为他们的元首，因此他们要承担这个责任。1978年美国电视系列片《大屠杀》、《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各地方转播，全德国有二千多万人收看，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深深震撼了观众的心灵。当时也有位德国历史学家针锋相对写了《大火》一书，详细叙述了战胜国曾用200万吨炸弹对德国的疯狂报复和空袭，作者把这种报复与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引发一场激烈争议，新纳粹分子上街游行。当时德总统魏泽克站出来说：“德国人不应该记恨于当年的战胜国，而应该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归罪于一个罪恶的纳粹统治”。5月8日，在柏林的象征建筑勃兰登堡门，全世界看到动人一幕，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手持火烛默立在勃兰登堡门周围的大街上，不让新纳粹分子玷污德国国际形象。理智的德国人反思是彻底的。战后，德国为了消除欧洲邻国对自己的深深警觉和敌意，积极配合以美苏英法为首的战胜国对纳粹分子进行“非纳粹化”运动，那些罪大恶极的纳粹分子基本上都没有逃脱法网，包括在全世界追查审判了集中营的医生与其他杀人凶手。二战结束从总理阿登纳开始，为了重建一个重视法治、保障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德国政治领袖一直以一种全民的忏悔、至深的内疚向受害国道歉谢罪。为了让德国人民永久记着教训，他们在柏林当年纳粹统治中心的旧址上，用二十年时间为犹太人建造了一座大屠杀纪念馆请求宽恕，据说不远处就是希特勒自杀的地下室。
德国人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德国政府也公开承认有“国家罪错”，一直在不同场合表达对二战的忏悔之意，向受害犹太民族赔偿近550亿欧元，向苏联也赔偿了巨款。在国内，德国教育部一直把法西斯主义的罪恶，重点列在中小学的教课书中，使德国人牢记这教训。1971年12月7日，德国时任总理的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时做出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一幕，双膝跪拜在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了德国“民族罪责”的承担，赢得举世称赞。
中国的“国家罪错”
“国家罪错”开始成为政治和法律意识，是在二十世纪晚期，这并非偶然。二十世纪是“国家罪错”泛滥成灾的时代，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纳粹的种族灭绝，日寇的南京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消灭富农和迫害少数民族，以及红色高棉的屠戮等，都是举世皆知的暴虐行径。我想中国是否也是一个“国家罪错”频繁发生的国家？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政府冤枉错杀错判错关多少人？从没较真统计过，就是有也不会公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对“批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十年文革浩劫”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虽然承认是错误，并为大多数受迫害的人平反了冤假错案。但一个犯重大过错的法人实体（政党）应该承担责任，而得到教训的是全体党员和同时代的国民。文革最大的受害者，并不是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这些人在平反后基本上都得到了国家的补偿和官复原职。而是那些从49年开始就受到迫害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的最底层人民，这些人没有犯罪事实，却背负着意识形态强加在身上的历史罪名，他们所受的苦难程度与二战时的犹太人是同等的，但是在对文革罪行进行追索时，这类人的声音和为他们代言的声音几乎听不到。我不明白中国领导人为什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剥夺上千万人民珍贵的自由，夺取上百万人宝贵的生命。为什么犯下如此严重“国家罪错”，他却从来没有内疚忏悔过，相反他的“伟大”幽灵仍笼罩在中国上空。
中国有不少“国家罪错”，但我们的政府和领导没有德国政府的勇气和智慧。明明伟大领袖犯下谎言诬陷罪，把新中国上百万知识精英一网打尽，我们却一直死要面子定性为“反右扩大化”，还保留毛泽东钦定的六位所谓“真正的右派”，至今不给予平反，令其后人含怨郁愤。同样，我们明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却不作具体深入的清算、否定的原则是“文革易粗不易细”。一句话就是，伟人犯错误，林彪、四人帮承担罪责。最新解密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部通报：定为右派分子三百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人，列为中右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人。第一类右派逮捕法办；第二类押送农场改造；第三类开除党籍、保留公职，留单位控制使用；第四类不戴帽子、内部监督使用。这场政治大诬陷中，究竟多少人自杀？多少人死于劳改？多少人在文革被害？政府是有确切数字的。但是像其它政治运动一样属最高机密不愿公开，最多一句“非正常死亡”。文革是“浩劫”，更是人权灾难。我们领导不愿建立文革博物馆警示后人，认为反思过去会威胁到自己，清算了伟大领袖等于清算了党，还要人民忘记过去、一切向前（钱）看。我们的领导们没有胆量学习德国领导人，没有勇气在中小学教课书中重点来反思这些国家罪错、让子孙后代永远记牢类似“文革”这样血的惨痛教训。现在看来他们仍旧不敢也不愿意这么做。在中国，“政府道歉”这个词是不存在的。
二战中有句最著名的话：“可宽恕，但不忘记”，其实，像中国文革这样的悲惨历史同样应该“可宽恕，但不忘记”。二战结束六十年，德国勇于反省历史罪责，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这是经过战后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达到的。可惜中国人既忘记，又不愿反思。当年造反的红卫兵，有些还成了今天的领导人，他们完全不像德国人，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的心理，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姿态，甚至在中国精英阶层中还有一帮所谓的“新左派”理论，今天还扬言希望再来次“文化大革命”——在他们心中文化大革命冤枉迫害死掉的上千万人不是中国人，只有南京大屠杀死掉的三十万人才是中国人。中国应该向德国学习，对“文革”这样的国家罪错认真反思，对所有新中国曾发生过的历史罪错道歉，并给予受害者特别是这些承受了最大苦难的最底层的受害者以补偿，停止灌输掩盖与轻描淡写的“文革”历史，让中华民族的后人认清历史真相。
寂寞的马克思故居
这次德国行我们有一项活动——去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市。这小城四周被苍翠的树木环抱，马克思老家坐落在布吕肯大街10号，这是一座三层的巴洛克式建筑，大门右侧有一座铜制的马克思头像，其下注文：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诞生于此。故居门票3欧元，入门口有用中文写着提示：禁止吸烟，禁止吃零食。亲爱的游客，请您注意外面的交通！进入室内，原有的物品已经荡然无存，可以看到正堂后壁两侧有通向后楼的走廊，前后楼之间是个小天井，后面是个小花园，一楼左侧是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历史图片展，墙上悬挂着全家照片；二楼五间均为展览室，陈列着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工作和生活时的图片；三楼展室的玻璃柜里陈列着《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德文原版。听工作人员讲，现在除了中国旅游团来探望他老人家，其它国家客人很少来光顾。
马克思故居接待室里有一本题词纪念册，上面有许多来自中国参观者的签名及留言。我翻了一下，许多留言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包括一些中国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与马克思主义的怀疑。中文留言很多：“马克思你周围的东欧共产主义国家都解体了，你别难过，这是历史潮流，我们也快了。”“马克思，这个世界上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社会主义越来越少，你的理论越来越被人怀疑？怎么办？你快醒来拯救拯救我们吧！领导我们再来次世界大革命好吗？”“马克思，中国怎么搞啊！过去按你嘱咐，搞阶级斗争死了几千万人；今天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好像跟你书上又不一样，公产变私产，党员变老板，私企大发展，老板变党员，横看竖看像资本主义，我们还算你的信徒吗？”我还看到这样一段话：“老马我不知道你是伟人还是狂人？但我知道世界自从有了你的暴力革命理论，第一没有太平过；第二死去的人无法统计、也无法终止；第三学习你老人家理论建设的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封闭、最穷苦的国家。这算是你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吗？”
出了马克思故居，我被留言搞得心绪难平，心想二十世纪的世界确实被马克思主义搞得天翻地覆，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样板国家到底算是已解体或被推翻的苏联、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红色高棉，还是现存在的北朝鲜、古巴、越南，或者是走“特色之路”的中国？或许只有马克思知道。马克思没有想到，在他去世后，会出现那么多的崇拜者，更没想到他会成为一面旗帜，在他的旗帜下，真理和谎言都找到了栖身之处。
最近，我读到周恩来总理最后病危时刻留给夫人的一些话。
1975年5月10日：“小超，我百思不解的是，斗争没完没了地搞下去，马克思哲学是一部斗争哲学吗？斗谁，和谁斗？怎么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1975年10月3日：“小超，我常在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奋斗理想的目标，建国二十六年了，政治斗争一个接一个，这样下去，把国家带到灾难境地，这还叫社会主义，还叫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吗？我的一生还留著书生气，失望走向归宿。”
1976年1月2日：“小超，我快走了，快了。记着不留骨灰，不建墓碑，你远离中南海，不要过问政治。”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最早来马克思家乡留学的中共领导人，这样一位中国当家人、一生陪伴毛泽东，帮他违心做了许多事的大政治家，临死前还遭到毛泽东支持下的四人帮毁谤他一生的“批周公”运动。医疗组签发了近十次病危通知，中央政治局成员多次请求毛泽东去医院探望但都遭拒绝，并且连追悼会都不参加，让人看了心寒，真是悲哀！总算周总理还有胆，在弥留之际给亲人留下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心里话。
马克思出生在德国，为什么这里产生不出共产主义社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没有在德国被实践？照理说德国人比我们更了解马克思，就像俄国人比我们更了解列宁一样，但为什么他们会先后扬弃马列主义，而我们却当作神物供奉？一些当年在德国学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的人士回忆：原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本来在德国被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发表，而翻译后的《共产党宣言》其实与马克思的原意是有较大出入的。后来演变成一些政治家们所需要的“极左”纲领。再说马克思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处于血腥的初级阶段，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北欧各国其实更像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段，他们前辈的革命早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不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这也是马克思意想不到的结果。相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只有被世界上最落后、最穷困、最封建的国家所利用，那些极左政治家自己产生不出理论，于是借用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画一幅“天堂”的蓝图，加上封建帝王的思想，调和粉饰一下，创造出无产阶级专政与阶段斗争的理论，结果折腾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纷纷破产解体，留下的也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式。哪个理论家敢说：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今天“世界上最穷困最封闭的北朝鲜”就是“正统的共产主义”？
但是，在这里我还想提自己对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些浅薄的认识：其实，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是非常复杂的。像前苏联、中国这种模式的，在西方被称为“共产主义”，而现在的北欧等高福利国家才被称为“社会主义”。最早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尝试是从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的理念中脱胎而来的。像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家大多采取改良、阶级调和等思想来寻找、开拓人类平等、民主和自由的新方向，并为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如欧文最早提出要对工人提供职业教育，现在近乎成为常识，并纳入到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中。以后，又出现不少“暴力革命的思想家”，如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无政府主义的巴枯宁等。但实践的证明是，暴力革命并不能给予人们以一个新的、更民主的社会结构，事实恰恰是又回到了专制的老路子。而随后的被批判的所谓“修正主义”，特别是演化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却终于为全人类找到了一条坚实的道路——社会的全面民主。它摒弃了暴力，强调改良；摒弃斗争，强调合作、交流与妥协。终于实现了社会主义的本意——社会各阶级共同得到自由、平等、民主、富裕。我相信，社会民主主义才是全人类共同前进的方向。至于共产主义（马克思）的做法，我在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中，看到的多是没有人道主义的制约、对个体的漠视、片面强调“向上”和“夺取”，我真不知道这是传说的“英雄文化”、“博爱”还是真正的“群氓文化”？
历史上，德意志一直是个战火不断四分五裂的国家，它曾有314个大小联邦，各自为政，中央权力如同虚设，连一个名义上的国家都找不到，诗人席勒曾经为他的祖国焦急地呼喊 “德意志，它在哪里？我找不到它！”拿破仑在扫荡普鲁士时顺手扫清了几百个大大小小封建堡主，也为德意志统一铺设了道路。但拿破仑战败后，所有欧洲列强并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出现，于是德国又分裂成38个联邦国。各自为政的联邦设立重重繁杂的关税、过境的税收甚至超过货物的价格，整个联邦有近六千种货币，这些严重阻挡德意志的经济发展。“铁血宰相”俾斯麦掌权后通过军队和独裁完成了德国的统一，1871年，大德国刚亮相就让世界吃惊，当时它的科技发明项目是英法的总和，它的综合国力很快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现在的德国，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旅游之国，它为旅游者提供了罕有的丰富多彩的城市和风光。这个历史上曾有过众多小城邦的国家，使德国的许多大都市都仍各自具有鲜明的历史和地域特色，不同的传统和人文特色塑造了各富魅力的文化与都市生活，及至其餐饮文化和商业传统。德国的城市文化生活是全包容和多元多彩的，不论现代与古典相互交融的魅力动感大都市，还是悠然古朴的小城里，你总会有新奇美好的发现。
德国日耳曼民族产生了许多伟大而优秀的人，康德、歌德、贝多芬、爱因斯坦、黑格尔、海涅、席勒、巴赫、门德尔松、瓦格纳、马丁路德、马克思、俾斯麦、阿登纳，这个国家为世界培养了那么多杰出的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和诗人。但德国的历史却并非都是光明的，德国人两次挑起世界大战，并最终以战败而结束，给全世界带来了不安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停滞，人民陷入饥饿与流离失所，无数的生命受到摧残和死亡。党魁希特勒更是遗臭万年。难怪有人说“德意志用思想拷问世界是伟大的，而用战争拷打世界是罪恶的”。然而，世人并没有因为希特勒而对这个民族有所贬低，二战后德国人认真惩治战争凶手、真诚向犹太人道歉和赔款的实际行动，已获得全世界人的认可和尊重。“一跪泯千仇”的德国总理勃兰特，更是以他的创世之举抚慰了波兰人与犹太人，为德国人重塑了世界形象。后来，勃兰特在回忆文章中说，“常常有人问，这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举动？我告诉他们：不是。事先没有这样的计划。我面对德国人的历史灾难，面对千百万受害的生灵，只是做了当时语言已经苍白无力时人们所能做的事。……二十年过后，我仍然难于找到比这更好的表述。”难道还有比这更值得钦佩的感情么？
勃兰特跪下去了，而德国人站起来了。
一个勇于认罪的民族，无论它曾犯过多大的过错，都是可以宽恕的，都是值得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