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3、9/5 兰州—敦煌
兰西高速的青海段路面非常好，车辆也很稀少，弯弯的湟水多次从公路下往返穿过。而进入甘肃段，明显山体都是光秃秃的，路面状况也不如青海段的平整了，这可能和两省的道路框架有关吧。
兰州市是个沿黄河而建的城市，东西狭长，南北很窄，但是城市的繁华程度远远超过了西宁，到兰州后游览了黄河母亲像、中山铁桥、水车，坐羊皮筏子漂了黄河、时间关系没有去白塔山。
羊皮筏子俗称“排子”，是一种古老的水运工具。它由十几个气鼓鼓的山羊皮“浑脱”（囫囵脱下的羊皮经浸水、暴晒、去皮、扎口、灌入食盐和香油等一系列的炮制工序制成），并排捆扎在细木架上制成。羊皮筏子有大有小，最大的皮筏用600多个羊皮袋扎成，长12米，宽7米，6把浆，载重量在20至30吨之间，黄河边供游客乘坐的羊皮筏子都是用13只皮胎采取前后4只中间5只的排列方式绑扎成的小筏子，重20多斤，能坐5个人。
现在，羊皮筏子已经成为黄河特色旅游项目，划羊皮筏子的水手被称为“筏子客”，他们都是有多年经验、深谙水性的老“把式”。我们买完了票，“筏子客”扛着筏子走到河边小码头，将羊皮胎朝下放进水中，在木架子上铺几块垫子，等我们盘腿坐好了，他也坐下来开始划桨，筏子便离开码头，顺水漂流。据说过去做“筏子客”非常危险，是在刀口浪尖上讨营生，因此有很多讲究，比如不能说“破”、“沉”、“碰”、“没”、“断”等不吉利的字，首次出行还要挂红、放炮、焚香、祭奠河神。现在会划羊皮筏子的人越来越少了。
现在黄河的水情不像从前那样险恶，为了游客安全，羊皮筏子也只在比较浅的水域行驶，因此坐筏子的感觉也少了些惊心动魄。坐在筏子上，低头就能看见黄河水从羊皮胎的空当中悠悠穿过，向下一伸手穿过木架子就能撩到凉凉的河水，更奇妙的是筏子随着水波荡漾晃晃悠悠，乘客却不会被水打湿，有点“我自端坐，任他风浪”的味道。河面上凉风习习，浑黄的河水打着漩涡缓缓东流，河心小岛上芦苇摇曳，河对岸的山上白塔峭然屹立，看“筏子客”使出“压”、“抓”、“提”等招式划桨，听他高亢地扯着嗓子唱几句颤悠悠的“花儿”……这一切都使人感受到黄河的独特韵味。
因为在兰州时间太短，除了羊皮筏子让人记忆深刻之外，其他的感觉都不深刻。当天下午乘K9667（1755/0814）软卧赴敦煌，在火车站正好遇到大批的民工赴新疆采棉花，那场面真是相当壮观了。
晚餐在火车的餐车上解决，东西一般，价格感觉还行。
D4、9/6（上）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列车在大约行驶了14半小时之后，在早晨8点15分抵达敦煌火车站站，敦煌火车站落成于2008年7 月4日，离开敦煌市区只有4.5公里，以前到敦煌坐火车要在柳园火车站下车，然后再坐385公里的汽车才能到敦煌，旅途劳顿非常的辛苦，现在火车直接可以到敦煌，免除了这些舟车劳顿。
早餐后行李寄放在车上，直接去鸣沙山和月牙泉。鸣沙山位于距城南五公里处，因沙动成响而得名。山为流沙积成，沙分红、黄、绿、白、黑五色。汉代称沙角山，又名神沙山，晋代始称鸣沙山。其山东西绵亘40余公里，南北宽约20余公里，主峰海拔1715米，沙垄相衔，盘桓回环。沙随足落，经宿复初，此种景观实属世界所罕见。
在鸣沙山群峰环绕的一块绿色盆地中，有一泓碧水形如弯月，这就是月牙泉。历来水火不能相容，沙漠清泉难以共存。但是月牙泉就像一弯新月落在黄沙之中。泉水清凉澄明，味美甘甜，在沙山的怀抱中娴静地躺了几千年，虽常常受到狂风凶沙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声潺潺！
月牙形的清泉，泉水碧绿，如翡翠般镶嵌在金子似的沙丘上。泉边芦苇茂密，微风起处，碧波荡漾，水映沙山，蔚为奇观。对于月牙泉百年遇烈风而不为沙掩盖的不解之谜，有许多说法。有人认为，这一带可能是原党河河湾，是敦煌绿洲的一部分，由于沙丘移动，水道变化，遂成为单独的水体。因为地势低，渗流在地下的水不断向泉中补充，使之涓流不息，天旱不涸。这种解释似可看作是月牙泉没有消失的一个原因，但却无法说明因何飞沙不落月牙泉。
月牙泉，古有“沙井”之称，在城南７公里鸣沙山北麓。东西长218米，南北宽54米，平均水深５米左右。泉形逼肖月牙，涟漪萦回。泉内生长有眼子草和轮藻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芦苇，四周被流沙环抱，虽遇强风而泉不为沙所掩盖。因“泉映月而无尘”、“亘古沙不填泉，泉不涸竭”而成为奇观。相传泉内生长有铁背鱼、七星草，专医疑难杂症，食之可长生不老，故又有“药泉”之称。
据说，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游览胜地。唐代这里有船舸，泉边庙宇。泉南岸原有一组古朴雅肃、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计有娘娘殿、龙王宫、菩萨殿、药王洞、雷神台等百余间。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数百幅。重要殿堂均悬置匾额、碑刻，如“第一泉”、“别有天地”、“半规泉”、“势接昆仑”、“掌握乾坤”等，书法雅俊，堪称上品。当时这里亭台楼阁，庙貌辉煌，宫厅柱廊，临水而设。林木蓊郁，泉光与山色相映，古刹神庙，绕以常年香火。历代骚客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史载，汉元鼎四年（前１１３年），汉武帝得天马于渥洼池中，后人疑月牙泉即汉渥洼池，遂立一石碑曰“汉渥洼池”、“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由是，奇特的月牙泉更增添了传奇色彩。
历史上的月牙泉不仅“千古不涸”，而且水面、水深皆极大。有文献记载，清朝时这里还能跑大船。20世纪初有人来此垂钓，其游记称：“池水极深，其底为沙，深陷不可测。”月牙泉在有限的史料记载和诗词歌赋中，一直是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水草丰茂，与鸣沙山相映成趣。直到1960年前，泉水没有大的变化，最大水深9米，湖水面积22.5亩。
70年代中期当地垦荒造田抽水灌溉及近年来周边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导致敦煌地下水位急剧下降。从而月牙泉水位急剧下降。月牙泉存水最少的时间是在1985年，那时月牙泉平均水深仅为0．7至0．8米。由于水少，当时泉中干涸见底竟可走人，而月牙泉也形成两个小泉不再成月牙形。这使得“月牙泉明日是否会消失？”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此后，敦煌市采取了多种方式给月牙泉补水。
从2000年开始，敦煌市采取应急措施，在月牙泉周边回灌河水补充月牙泉水位，使月牙泉暂时免于枯竭。
2004年的水位下降至1.3米，泉水面积减小到7.8亩。目前，月牙泉水位在1米左右回旋，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治理，月牙泉这一世界级遗产将面临干涸枯竭的危险。
随着国家开发银行2000万元贷款落实到位，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程也将于2006年年底开工。 将通过“节水”、“补水”、“引水”等多种方式来解救月牙泉。
1994年1月10日，甘肃省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名单。
由于周边地区生态恶化，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水位总下降幅度达6至7米，水域面积大幅缩减。为拯救鸣沙山月牙泉这一神奇的大漠景观，总投资4100万元的月牙泉水位下降应急治理工程，于2007年初正式启动运行。应急治理工程在月牙泉周围修建四个渗水场向地下渗水，通过提高月牙泉周围的地下水位，保持并提高月牙泉的水位。这一工程已于2008年5月完工，月牙泉水位得到稳定并逐步提升。
关于月牙泉、鸣沙山的形成还有一个故事：从前，这里没有鸣沙山也没有月牙泉，而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四月初八，寺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烧香敬佛，顶礼膜拜。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时，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前。忽听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地而来，把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内填沙，但任凭妖术多大，碗内始终不进一颗沙粒。直至碗周围形成一座沙山，圣水碗还是安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了几步，忽听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一弯清泉，术士变成一滩黑色顽石。原来这碗圣水本是佛祖释迦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世代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的，故称“圣水”。由于外道术士作孽残害生灵，便显灵惩罚，使碗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
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故鸣，水以神而益秀”。游人无论从山顶鸟瞰，还是泉边畅游，都会骋怀神往，颇有“鸣沙山怡性，月牙泉洗心”之感。
整个景点一圈下来，需要3个多小时，10元一双的鞋套还是应该租的，同时80元/人的来回骑骆驼也是非常值得的，我们在骆驼队的终点站尝试了爬一座小沙山，往上爬3步，就要往下滑2步的情况，让我们在登上几十米高的小山丘时，个个都气喘吁吁，庆幸没有选择徒步上山。
返回敦煌市区的路上，解决了午餐，因为大家都消耗得不少，所以这顿饭是几天来吃的最香的，一顿风卷残云之后，驱车去宾馆，顺利入住五星级阳光沙洲酒店。
D4、9/6（下） 敦煌—莫高窟在酒店洗了个热水澡，去掉粘在头发上的细沙，小憩一会便又重新出发，下午是我最神往的敦煌莫高窟了！
敦煌莫高窟是甘肃省敦煌市境内的莫高窟、西千佛洞的总称，是我国著名的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莫高窟谷称千佛洞，这里并不是指有一个千个佛或一千个洞窟，佛语泛指有许许多多的佛和洞窟。
莫高窟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南北长约1600多米, 上下排列五层、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形如蜂房鸽舍，壮观异常。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中心。1987年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据莫高窟的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位叫乐尊的僧人云游到鸣沙山东麓脚下，此时，太阳西下，夕阳照射在对面的三危山上，他举目观看，忽然间他看见山顶上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闪烁，又好像香音神在金光中飘舞，一心修行的乐尊被这奇妙的佛光影景象感动了，他认为这就是佛光显现，此地是佛祖的圣地。于是乐尊顶礼膜拜，决心在这里拜佛修行，便请来工匠，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
从前秦建元二年后，佛门弟子、达宫贵人、商贾百姓，善男信女都来这里捐资开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由此衍生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在近代，莫高窟受到骗取、盗窃，文物大量流失，其宝藏遭到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
莫高窟是古建筑、雕塑、壁画三者相结合的艺术宫殿，尤以丰富多彩的壁画著称于世。敦煌壁画容量和内容之丰富，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石窟、寺院或宫殿都不能媲美的。环顾洞窟的四周和窟顶，到处都画着佛像、飞天、伎乐、仙女等。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也有神怪画和供养人画像，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图案等。莫高窟的雕塑久享盛名。这里有高达33米的坐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菩萨，绝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数量众多，堪称是一座大型雕塑馆。
莫高窟的导游一般都是研究院的研究生来担任，考虑到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对壁画会产生破坏和腐蚀作用，所以每次参观只能随机参观10个洞窟，但是藏经洞和洞窟编号第九十六号的洞窟是一定能参观的，九十六号窟始建时仅有四层楼，后五层是后来修建的，内有一尊大佛，是世界“室内第一大佛”。
对于艺术鉴赏，自感没有慧根，但是当你站在敦煌的壁画前，你还是会发出由衷的感叹，但是她的残缺和破坏，也让人触目惊心！艺术的分析早有专家写书来进行介绍了，在回上海后，专门摘录了一些敦煌的破坏情况，看了之后，令人扼腕叹息！详见附注1。
我是余秋雨先生的粉丝，去敦煌前又专门看了一遍《道士塔》，在莫高窟售票处前面，果然看到了一座淡黄色的塔伫立在莫高窟陈列馆前，在我停留的数分钟内，没有看到还有其他人在注意到它。细细看了一下塔上的文字，原来是王的徒子徒孙们用来纪念王圆箓的，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他们建造了莫高窟众多塔中最大最高的一座，将一个道士以及他的所有功过归还给了大地。关于王圆箓的情况详见附注2。
真是：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D5、9/7 敦煌—嘉峪关—上海早晨7点半准时从敦煌出发，踏上去嘉峪关的380公里行程，约5个小时左右，抵达嘉峪关市。
嘉峪关是明代万里长城西端起点，始建于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先后经过168年时间的修建，成为万里长城沿线最为壮观的关城。嘉峪关关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1965年以关名建市。
嘉峪关长城主要分为嘉峪关西长城、东长城和北长城三部分。其中西长城指讨赖河墩到关城达悬壁长城的一段，全长约15公里。东长城从石关峡起经野麻湾向东北延伸至新城堡，全长约25公里。北长城从嘉峪关新城堡往东，到酒泉下古城与通往山海关的长城相接，全长2000米。
嘉峪关关城是明代长城的一座重要关隘，素有“河西第一隘口”之称。关城雄伟壮观，由内城、外城、罗城、瓮城、城壕组成。内城是关城的心脏，设军事指挥部门。
外城修筑于明嘉靖年间，外城墙长1263米，门在城东北，称东闸门。
内城墙高9米，加垛墙1.7米，总高10.7米。6米以下为黄土夯筑，6米以上用土坯加筑。历经六百多年，墙体虽有剥落，但大部份仍然完整牢固。相传，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认真筛选和加工制作的，首先将选好的黄土放在青石板上，让烈日烤晒，将草籽晒死。嘉峪北段长城下出土的“长城工牌”，上面详细记载了当时修长城的分工情况。“长城工牌”现陈列在嘉峪关长城博物馆内，“工牌”为石质，正面刻：“弟（第）一工起”，背面刻有“蔡止梅起”，下面刻有修长城各工程队队长的名字。修筑工程结束后，要进行严格的验收：在距城墙一定距离内，用箭射墙，如果箭头射不进去，证明城墙坚固合格；如若箭头射入墙体，则证明工程不合格，要进行返工重建。如此严格的长城工程管理制度，保证了长城工程的质量。
内城戏台是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嘉峪关游击将军袋什衣主持修建，系当时守城官兵、城内居民及过往商旅的娱乐场所。其形制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古典戏台。由木制屏风把前后台分隔开，屏风正中央绘制八幅人物图，是人们熟知的“八仙”内容。顶部为中国传统图案“八卦图”，“八卦图”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科学的综合反映。两侧是一组风情壁画，内容是寺庙的和尚及尼姑庵的尼姑及尼姑豢养的尤物。这些绘画内容在其它戏台上是非常少见的。戏台两侧书写有对联：“离合悲欢演往事，愚贤忠佞认当场”。对联高度概括了古往今来人间世事的演义变化及戏曲演出场所的功能作用。
文昌阁，始建于明代，重建于清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楼阁为两层两檐歇山顶式建筑， 底层两边为单间铺房，四周立红漆明柱18根，形成回廊。内为面宽三间、进深二间的官厅。四面装有花格门窗，上部绘制山水人物彩画80余幅。此阁在明清时为文人墨客会友、吟诗作画、读书的场所。到了清代末年成为文官办公的地方。
嘉峪关游击将军府，也称游击衙门，初建于明隆庆年间，后来成为明清两代镇守嘉峪关的游击将军处理军机政务的场所。现在的建筑是1987年在原建筑的基础上恢复修建的，为两院三厅四合院式，占地面积为1755平方米，建筑面积808平方米。
在嘉峪关古代军事史上，游击将军府不但是嘉峪关长城防御体系的指挥中心，而且是朝廷统治地方、检查商旅使者往来、联系西域和中亚及各少数民族的枢纽机关。
游击将军府复原陈列以历史史料为依据，以现有建筑为框架，以超级写实主义雕塑（高分子仿真雕塑）为主要形式，深入细致地展现了嘉峪关游击将军的生活史迹。
嘉峪关游击将军府陈列分为两个部分。前院以议事厅为中心，着重展示古代游击将军及文武官员指挥御敌、签发关文等情景。后院是游击将军及家眷生活的场所，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游击将军及其家眷的生活场面。陈列从人物生活入手，内容严谨、科学、准确，高分子仿真人物栩栩如生，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在嘉峪关还流传一个歌颂古代工匠的传说。说是明朝修嘉峪关时，主管官员给工程主持人出难题，要求他预算用材必须准确无误。在工匠们的帮助下，工程主管人进行了精确的计算。结果工程竣工时，所备的砖瓦木石恰恰用完，只剩下一块城砖，称为“定城砖”。现在这块砖仍放在会极门(西瓮城门)门楼檐台上，我们未能免俗，也慕名去看一看这“定城砖”，聊发对古代工匠的聪明才智的敬佩之情。
现在的嘉峪关景区内，还有新建的长城博物馆，值得一看。
嘉峪关机场很小，候机厅感觉像是长途汽车站， 乘坐的FM9214晚点了半个小时18点左右才起飞，经停西安后，晚上十点半抵达上海浦东机场，这次的旅行结束，期待国庆的西藏之行。
附注1：莫高窟的破坏情况
莫高窟在元代以后已很少为人所知，几百年里基本保存了原貌。但自藏经洞被发现后，旋即吸引来许多西方的考古学家和探险者，他们以极低廉的价格从王圆箓处获得了大量珍贵典籍和壁画，运出中国或散落民间，严重破坏了莫高窟和敦煌艺术的完整性。
1907年，英国考古学家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古旅行时，沿着罗布泊南的古丝绸之路，来到了敦煌。当听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后，他找到王圆箓，表示愿意帮助兴修道观，取得了王的信任。于是斯坦因就被允许进入藏经洞拣选文书，他最终只用了200两银两，便换取了24箱写本和5箱其他艺术品带走。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又以500两银两向王圆箓购得了570段敦煌文献。这些藏品大都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的一些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现拥有与敦煌相关的藏品约1.37万件，是世界上收藏敦煌文物最多的地方，但近年来由于该馆对中国文物的保护不力甚至遭致失窃，因而受到不少指责。
1908年，精通汉学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和在得知莫高窟发现古代写本后，立即从迪化赶到敦煌。他在洞中拣选了三星期，最终以600两银两为代价，获取了1万多件堪称菁华的敦煌文书，后来大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
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一些学者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立即引起学界的注意。他们向清朝学部上书，要求甘肃和敦煌地方政府马上清点藏经洞文献，并运送进京。清廷指定由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但在清点前，王圆箓便已将一部分文物藏了起来，押运沿途也散失了不少，到了北京后，何彦升和他的亲友们又自己攫取了一些。于是，1900年发现的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献，最终只剩下了8757件入藏京师图书馆，现均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对于流失在中国民间的敦煌文献，有一部分后来被收藏者转卖给了日本藏家，也有部分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但更多的已难以查找。王圆箓藏匿起来的写本，除了卖给斯坦因一部分以外，其他的也都在1911年和1912年卖给了日本的探险家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1914年，俄罗斯佛学家奥尔登堡对已经搬空的藏经洞进行了挖掘，又获得了一万多件文物碎片，目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
近代，除了藏经洞文物受到瓜分，敦煌壁画和塑像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目前所有唐宋时期的壁画均已不在敦煌。伯希和与1923年到来的哈佛大学兰登·华尔纳先后利用胶布粘取了大批有价值壁画，有时甚至只揭取壁画中的一小块图像，严重损害了壁画的完整性。王圆箓为打通部分洞窟也毁坏了不少壁画。1922年，莫高窟曾一度关押了数百名俄罗斯沙皇军队士兵，他们在洞窟中烟熏火燎，破坏不小。1940年代，张大千在此描摹壁画时，发现部分壁画有内外两层，他便揭去外层以观赏内层，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争议，直到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附注2：敦煌道士王圆箓（转载）
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奉献了他的后半生。
众所周知，王圆箓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而莫高窟又是佛教圣地，历来都是佛教徒活动的地方。然而，世事就是这样捉弄人，偏偏把一个道士安排在佛窟里，让太上老君的弟子为释迦牟尼效犬马之劳，这阴差阳错的安排委实古怪离奇。更令人不解的是，不知是王圆箓道士的行为感动了佛祖，还是无意的安排，佛窟里的秘密却让一个道士来发现，奇人遇奇事，出现了戏剧性的结果。
王道士走进莫高窟的时间大约在1892年左右。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神圣宝窟无人管护，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自觉自愿担当起了“守护神”的重任。他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王圆箓揭开了藏经洞这个秘密。王道士的墓志上是这样写的：“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试想，假若在“十年浩劫”中发现世藏经洞，其后果又怎样呢？
事实证明，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才引起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因此在40年代就成立起专门的保护机构。否则，对莫高窟的保护不知要推迟多少年，造成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他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王道士只好碰壁而返。
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可叹的是这位汪知县仅仅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从此再无下文。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称得上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倒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但他既未估量这些文物究竟有多么大的价值，也没有考虑如何保护藏经洞，只不过是从书法的欣赏角度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王道士一次次苦口婆心的求助，完全是在对牛弹琴。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但目的是为了充实他正在撰写的《语石》一书。叶在《语石》一书中说：“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可以看出，叶昌炽对藏经洞古物的鉴定是非常正确的。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但因第一次来到莫高窟之时，王道士已伴随藏经洞又度过了7个春秋。在这7年中，除官员拿走部分经卷外，王道士对藏经洞看守得很紧，散失的卷子很少。斯但因为了看到日夜盼望的藏经洞，想了很多办法接近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弄得斯但因束手无策。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把自己装扮成唐玄奘的信奉者，并欺骗王圆箓说他是沿着唐玄奘西天取经的路来的，这一招很灵，是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圆箓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但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斯坦因曾这样叙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那天早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的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地一层一层乱堆在上，高达十尺左右。”“道士自被我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一捆抱了出来。”这次斯但因用200两白银就换去了24箱子遗书和遗画及其它文物5大箱。斯但因历经1年多时间，才晃晃悠悠将这些宝物运到了伦敦大英博物馆。但是中国的国门是大开的，没有任何人过问。
据分析，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按理说，斯坦因走后就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尤其应该引起官方的注意。然而，中国的官方毫不在意。官方的态度使王道士更加放心地可以随意出售藏经洞的文物。1908年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卖走6000余件写本。由于希伯和精通汉文，所以他挑选的卷子更有价值。希伯和将这些遗物运往法国时，在北京将其部分卷子装裱，并且在六国饭店展览了这些文物。1914年斯但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卖走经卷600多件，装满了5大箱。在此期间，日本的桔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当时一批又一批的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莫高窟探宝，可不知中国的学者都到哪里去了。
敦煌卷子流散于国外，自然是伤害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去看，这是一个损失。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流散于国外的敦煌卷子都是由国家级的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并得到妥善的保护，无一损坏现象。而中国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在1907年斯坦因到来之前，无论王道士怎么呐喊都无人重视，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有人拿着求官，有人拿着卖钱，有人纳入私囊。可以说，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即便“十年浩劫”中敦煌本地也曾有一捆捆经卷在抄家时被抄了出来，其下落可想而知。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但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但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在王圆箓看来，他宁肯把全部卷子卖给斯坦因完整地保存起来，或是由他自己保管，也不愿让卷子受此劫难。究竟是谁保护了敦煌卷子，又是谁损害了敦煌卷子，王圆箓自有他的看法。
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了。王道士苦守莫高窟30多年，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本不属于他的圣地，辞世也已67年了。如今，莫高窟一片兴旺，敦煌学遍及全世界。按道家的戒律，道士死后不该建塔，舍利塔只是佛家的专利。然而，王道士走进佛窟，入乡随俗，他的徒子徒孙为他修建了这座莫高窟最高最大的塔，墓志上记录了他的功德。当我们看到佛家之地高高矗立的这座道土塔时，心里有难以言状的感慨。但愿我们正视那段历史，对王道土有公正的评价，以慰他在天之灵。王圆箓是一位平平常常的道土，但他的人生经历并不平凡。他是个文盲，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与普通百姓经常接触，而且与不同阶层的官员也打交道。不同寻常的是，他与斯坦因、伯希和这样著名的学者周旋时，不卑不亢，处事有序，实在不容易。作为一个人错误是难免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以好与坏这样极端的词语评价一个人，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过是非应该明确。王圆箓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们不能以一个完人的标准去审视他。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历史问题，或许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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