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资本主义:破解市场经济悖论(著名企业家王石鼎力推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众多政经领袖为经济谋新未来)
分類: 图书,经济,经济学理论 ,其他经济学理论 ,
作者: (美)金斯利 著,孟凡玲 译
出 版 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1-1字数: 184000版次: 1页数: 222印刷时间: 2010-1-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8617718包装: 平装最佳拍档
高盛帝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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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企业能否从贪婪走向慈悲,从而启动金字塔底层的商机?
在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市场经济如何创造未来?
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众多政经领袖为经济谋新未来!
一个企业家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只有把看得见的企业技术、产品和管理,以及背后引导他们并受他们影响的理念、道德和责任,两者加在一起才能构成经济和企业的DNA。
——温家宝总理(纽约时间2008年9月23日答美国民众问)
内容简介
比尔盖茨在2008年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提出了“创造性资本主义”的的概念,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在这一新的体制下,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性组织可以携手共进,企业可以兼顾行善和盈利,让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使更多人从中获益。这一概念一经提出,社会各界反响热烈,广泛参与对这一概念的讨论。
曾在微软工作七年、《Slate》网络杂志创办人迈克尔金斯利创建了一个网站,集中一批有识之士来讨论“创造性资本主义”,并将众家的讨论内容集结成书。书中各家对盖茨提出的概念或有认同,或有反驳,或另辟蹊径,而本书就是这样一本汇聚经济学界、政界、商界等众多名家思想火花的著作,创作形式新颖独特,信息量大,可读性强。阅读此书,犹如置身一场名家观点荟萃的精神盛宴。
值得指出的是,这并非只是一本倡导企业家善举的著作,而是要挑战有关经济体制的传统智慧,为构建更合理的经济体制提供新思想。
作者简介
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 ),《时代》专栏作家,曾担任《新共和》和《哈珀斯》的编辑,《洛杉矶时报》评论员兼编辑,《经济学人》美国版编辑,《Slate》网络杂志创办人。他的文章经常发表于《纽约客》、《华盛顿邮报》等媒体上。
目录
引言
新型资本主义
创造性资本主义:备忘录
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讨论“创造性资本主义”
创造性资本主义:初始的批评
创造性资本主义的案例
请等一下!难道不能让穷人自己作决定吗?
让老式资本主义帮扶穷人
怎样才能使资本主义具有创新性?
让我们超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权威
为什么创造性资本主义使事情变得更糟
行善的企业有竞争力吗?
给理查德波斯纳的答复:改革是自下而上的
给格莱泽的答复:我们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企业?
创造性资本主义违法吗?
如果不是害怕卡尔伊坎,企业会自愿行善吗?
有关利润的十点看法
创新型和资本主义能并存吗?
为什么创造性资本主义阻碍了民主之路
不,创造性资本主义只会使民主更深入
老式资本主义的道德已经足够了
致盖茨的批评者:不要因噎废食
盖茨的问题:听我言,不要观我行
弗里德曼的问题:缺乏想象力
给布拉德福特德龙的快速回复:危害在哪里?
致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不要只是被动防守
给伊丽莎白斯图亚特的答复:
如果不是利润,那又是什么?
为何不尝试?
资本主义得以运作,是因为能进行自我调整
纯资本主义和创造性资本主义:一次错误的抉择
我们在讨论什么?
捍卫良好的声誉
我们在讨论什么?
创造性资本主义的首要工具
为什么常规资本主义不够好?
可以赚钱与穷人服务两不误
创造性资本主义不是慈善事业
只进行恰当的游说
我对“恰当游说”的观点
只向富人征税
资本家知道呼吁哪些人行动起来
国外援助“造就”了欠发达国家?
是的,但是欠发达国家能被诱导
援助产业如何变得有创造性
即使政府也可以具有创新性
扩展而不是试图改变资本主义
历史的教训
盖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
什么促使资本主义运行?
捍卫良好的声誉(2)
你希望构建创造性资本主义?那试试这个吧
给萨默斯的回复: 是的,这是一个中肯的忠告
最大化谁的利润?
来说点别的:关于有效市场
什么阻止了创造性资本主义的道路?
良好企业公民有那么重要吗?
基金会可以利用创造性资本主义的力量
给阿列克斯弗里德曼的回复: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证明它可行,它就能迅速传播
盖茨基金的救援!
给基金会同仁的回复:你们与现实脱节了
对基金会同仁的另一个回复:你们在讨论什么?
请允许我们为自己辩护
西尔斯式解决之道
给沃格尔的回复:对美德的需求正在升温
给克拉克的回复:我们不要全盘否定
当前资本家的真正盲点
被迫行善的副作用
利他主义者像施虐受虐狂
盖茨意欲何为?
亚当斯密会怎么做?
将创造力带回创造性资本主义
附录
媒体评论
资本主义是否具有自我完善的功能?这个话题再度兴起,但与一个多世纪前不同的是,挑起话题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资本家,他们提出“创造性资本主义”的理念。一个多世纪前,人们的分歧聚焦于“革命”还是“不革命”,今天,分歧聚焦于“慈善”还是“不慈善”。——王石
书摘插图
为什么常规资本主义不够好?
史蒂文兰兹伯格
使大量人口脱贫是我能想到的最崇高的事业,我很高兴比尔盖茨正在思考如何做到这一点。我也在思考这一点。我认为思考这一问题的一个好的起点是先回顾一下,在过去什么对减贫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我所知,只有一个答案:在每个历史案例中,减贫方面的巨大成就都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没有其他因素奏效过。这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而是事实。
反过来,促进资本主义的政策带来了经济增长。这些政策包括:低税收、明晰的产权、功能完善的市场以及自由贸易。贫困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本主义。
但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减贫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第三世界独裁者对资本主义根深蒂固的抵制;其次,资本主义奏效需要时间。我觉得有理由相信,未来15年对抗热带病的唯一最佳战略就是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变为自由贸易区。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刚刚染上了疟疾,你可能不想等15年。
因此,认真思考比尔盖茨呼吁的创造性资本主义并赞扬他对这一事业的承诺,完全正确和恰当。但是详细了解细节问题也很重要。
比如,比尔赞扬了最近的立法对那些在被忽视疾病方面有突破的制药公司的嘉奖,即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可以提前审批该公司的其他药物。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如何实施成为一个难题。提前审批的价值从零到几亿美元不等,这要看那家公司即将上市的是什么药品。但是为什么要采取将对抗疟疾的嘉奖与公司研发的其他药物挂钩这种奇怪的方式呢?
一个执行此想法远为更好的方式是,将提前审批权拍卖掉,将拍卖所得储存起来用于嘉奖那些研发被忽视疾病的疗法的企业。这样一来,每个企业都面临相同的上亿美元的激励。作为附带收益,提前审批的药物是最有可能获得巨大成功的,而且它应该成功。
这里的一个根本错误在于,在项目的资金和项目本身之间建立了不必要的联系。设置该项目的目的是为了表彰疟疾的治疗。资金可以来自各种渠道方面。我们可能会通过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手段筹集资金。事实上,这种筹集资金的方式如此有意义,不管资金是否专门用于疟疾的研究,都会采用这种筹集方式。
出于同样的原因,红色运动多少有些让我不舒服。如果我想买手表,同时希望捐助艾滋病研究,我为什么一定要买一只特殊的带有红色运动标识的手表,而不分开去做这两件事?如果制表商希望鼓励我参与慈善事业,为什么它不先卖一只普通的手表给我,然后再规劝我进行捐赠呢?为什么要将我的消费习惯和慈善习惯无谓地联系在一起?
是否有心理证据表明这种联系能够鼓励更多的捐赠呢?可能会,但我不得而知。我希望已经有人对此进行了研究,如果真有人研究的话,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研究的结果。
创造性资本主义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是,通过不必要联系(如与疟疾研究相关的提前审批或购买慈善手表)的形式强迫进行这种创新能否产生预想的效果令人怀疑。
我承认比尔盖茨在将其他人倾向于分开做的事情捆绑起来这方面做得相当好。但是,我还是希望在应用庐理论时能更明智一些。
国外援助“造就”了欠发达国家?
迈克尔克雷默
这次讨论中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问题。看起来理查德波斯纳对创造性资本主义的怀疑是出于对援助的怀疑。这种怀疑站得住脚吗?
根据标准经济理论,如果每年固定将我们GDP中的5%用于援助发展中国家,那么将使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提高大约5%。这当然不会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消费达到韩国的水平,但这对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人们来说,消费能力提高5个百分点也许就意味着受到教育与无知愚昧、身体健康与营养不良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在近几十年中,包括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识字率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而有关援助的讨论经常忽略这个事实。
有时候援助造成的影响与标准经济理论有很大出入,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杰弗里萨克斯提出了贫困陷阱理论:在初始阶段接受一个小规模的国际援助,将能启动国内投资,从而进入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而理查德波斯纳等人则通过复杂的阐述,指出援助会导致受援国经济形势恶化,阻碍经济增长。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道理,也都有特定的实例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但仍没有足够的论据表明他们的理论具有普遍性。
在本书的讨论中,没有人站在萨克斯的立场,认为援助能够对受援国自身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强化作用,因此在这里我不打算阐述这个问题。但是理查德波斯纳认为国际援助会使政府质量更差,我认为这个结论有失偏颇。更可能的情况是,如果不考虑带有地缘政治因素的援助(如对埃及或巴基斯坦的援助),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实际上能改善该国政府的质量。
首先,除非出于对地理上重要战略意义的考虑,援助者一般不会给质量极差的政府提供援助。但津巴布韦是个例外。
其次,左右翼都有对援助的批评观点,但他们对援助为什么有害存有很大的歧异。左翼对世界银行和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典型批评,主要针对这些组织在提供援助时所附加的条件,即要求受援国降低关税,私有化国有工业,采取保守的货币政策,等等。这的确是事实,许多国际援助都会视受援国的政策变化而定。近几十年中,这些受援国的平均关税水平大幅降低,对外汇进口进行限制的国家数量大幅减少(这种限制是产生腐败和政治庇护的重要原因),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完全消失。但津巴布韦是一个典型的例外。
国际援助在这些变化趋势中起到了助推作用。从小的方面说,这与左翼有关援助的理论以及对援助的批评相悖,因为左翼人士武断地认为国际援助不仅会使受援国更加远离自由市场政策,反而会导致臃肿的政府过分干涉经济;从大的方面说,这似乎表明,饱受左翼非议的“华盛顿共识”恰恰可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对印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改革提供一笔规模适中的贷款的话,也许就会使改革持续更长的时间。
援助者们已经促进了受援国的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发展,而这对最近已经席卷非洲的民主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援助机构也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寻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激励。这些援助机构的存在意味着,一个诚实正直的本地公务员除了能在本国政府供职之外,还多了一个可替代的选择。正如爱德华格莱泽指出的那样,这种摆在眼前的可供参考的权力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都是很有益的。世界银行已经帮助“培养”出了许多财长、总统和首相,他们在利比里亚、土耳其等国家引领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但总的来说,很难弄清楚国际援助对政治的影响。这其中有一些振奋人心的成功案例,如绿色革命和根除天花,当然也有失败的例子。国际援助究竟是摆脱贫困的关键良方,还是滋生独裁的毒瘤,似乎最好的评判方法是就事论事地逐例讨论,而不是用一个笼统的理论来说明。
即使你认为来自国外政府的援助对本国的政治制度有破坏性的影响,创造性资本主义也不会有更多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如果有一家企业研发出一种对抗热带病的新型药物或疫苗,或是手机银行服务,将会有数百万人直接从中受益。仅仅因为援助行为可能会导致独裁就对援助企业进行批评,似乎有点过于苛刻了。
盖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
南希克恩
盖茨赢得了我们的关注(或者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赢得了我们的尊重),主要是因为他将出现在19世纪晚期并在20世纪逐渐扩大影响的市场资本主义游戏玩转自如。在很多行业,该游戏或体系被大型跨国公司所主导——通常它们鲜有对手——激烈角逐市场支配力(事实上,我在哈佛商学院给上千名学生上商业历史课时,那些学生经常拿美孚石油公司早期的发展与100年后微软公司的发展相比较。他们同样比较约翰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而且他们认为这两位企业家都能先同行一步认识到竞争的关键所在,因此他们可以快速采取行动,创造和控制市场,成为竞争对手学习的典范)。这一体系的经济利益已经从不同的角度得到证实和体现——就业模式、市场份额、企业投资,最为突出的还是股市的表现。
盖茨在商业上的成功毋庸置疑,但有意思的是,他向全球资本主义发出了挑战,他认为资本主义应该像它对财富领域的贡献那样对社会作出贡献。这同样很重要。透过历史的镜头,我们看到目前有五种力量正促使全球资本主义按照盖茨在达沃斯论坛提出的路线运行。
最关键的问题是资源来自何处?谁作为主体,又要用什么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仅从资源(人口、创新、运输、资金和执行力)的角度来看,企业确实是现阶段全球舞台上最强有力的变革力量。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其业务的广度和对实地的深入调查,都是其他机构,无论宗教组织、国家政府还是单个非政府组织,所不能企及的,因而在应对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上,企业具有特有的优势。没错,这些其他组织也很重要,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说相当重要。但是,它们的作用还是不如企业那么大,无论是大型跨国企业还是小型创业型企业。这不是慈善或政治,而是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现实。
第二种影响全球资本主义进展和方向的因素来自需求方。全球有数百万——不久就会有数十亿——消费者、选民和其他角色,最为突出的是“千禧世代”,他们想要一些新的、不同于企业的东西,他们希望自己这一代的企业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飞轮”与前辈大有不同(事实上与当前的形式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的角色在未来20年里将产生巨大的力量。
与此同时,公司的形式在飞速变化。新的公司网络和组织正在出现,新的竞争和合作方式也越来越重要。那种旧的分界线将日趋弱化。传统的制造企业要在全国范围内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在不久的将来逐渐融入更加广泛、错综复杂的全球关系网中。
第四个催化剂是透明度。领导者以及各种组织都处在透明的环境之中。全球性媒体、通讯技术的飞跃以及新一代公民要求企业作出新的承诺,从而导致了新的产品标准,即使那些最不愿意改变的人也不得不接受,这些因素导致了透明度的大爆炸。
最后,世界各地的人都渴望出人头地,这种渴望既不是为了将来的组织而活,对个人和组织来说,也不是完全由交易节奏或白热化的市场速度来决定的。(我教的MBA毕业生在谈论这个问题时,经常会讨论他们的工作选择,勾勒他们的职业规划)。我们可以看看企业领导界的常青树,如沃伦巴菲特和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如此成功,部分是因为他们一贯奉行的并不仅仅是市场导向的成就。
所有这些力量正逐渐增强,为全球资本主义铺平了道路。这在下列大公司中均有体现:好又多(Costco)、Jordans Furniture、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谷歌以及星巴克,这些企业更多的是满足更广泛的相关者的需要而不是股东的需要(最近拉金德拉西索迪亚、戴维沃尔夫和贾格迪什谢斯对30家类似的企业进行了研究,沃顿商学院出版了该书。该书表明,在截至2006年6月20日的整10年内,这些上市公司给投资者赚取的回报率为1 026%,而同期标准普尔500的回报率只有122%)。
这五种力量在那些开始发挥自己影响的年轻企业同样有所体现。企业家和他们的创造力一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像由博诺和博比施赖弗(Bobby Shriver)发起的“红色运动”,或由两位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马特(Matt)和杰西卡杰基弗兰纳里(Jessica Jackley Flannery)设立的在线小额信贷机构Kiva等这些重要的例子,来看看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走向。“红色运动”通过全球基金以及对抗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的方式,将大企业的力量、新消费者的优先需求以及相互关联的社会变革力量整合在一起。“红色运动”的崇高目标是利用当前两股最强的力量,即企业和消费者,来消灭非洲那些致命的疾病。Kiva旨在为那些小额贷款提供者——他们能出借的资源非常有限,很多都不超过150美元——及发展中国家有前途的企业家搭建融资平台。自成立三年来,Kiva帮助来自萨摩亚群岛和厄瓜多尔等地超过18 000名企业家筹措到资金。这就是创新;这就是资本主义;这就是未来,就在我们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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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