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陈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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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志福著
出 版 社： 巴蜀书社
出版时间： 2009-10-1字数： 120000版次： 1页数： 170印刷时间： 2009-1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752445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作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的抗战文学，其相对的客观标准是：作品是否符合特定社会、民族与大众的精神需求，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共同的愿望；是否是国家民族、人民大众普遍的价值取向。
本着这样的观点，本书笔者试图通过考察陈铨的身世及其与“战国策派”的关系、其所持的文化哲学理念，进而考察他在抗战时期所写《野玫瑰》等一系列戏剧的旨意及《野玫瑰》风波的前因后事，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陈铨讨个稍微公正的说法。
内容简介
近年，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陈铨走进了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
陈铨何许人，有何业绩？年轻朋友面对这个陌生的名字，自然会发出不解的疑问。陈铨！不是“战国策派”骨干，那个反动作家吗？他那歌颂“汉奸”、“特务”，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剧本《野玫瑰》不是被批透、批臭，被钉在现代文学史的耻辱柱上了吗？难道被拨乱反正——平反了？而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人则更多的是惊叹：对啦！历史终归恢复了本来面目，既然承认国民党军队参加过抗日，且是正面战场的主力，那颂扬国民党军队特工锄奸抗日的话剧《野玫瑰》怎么会是汉奸、特务文学呢？
既然话闸打开，那就得从头说起。这对我们了解本书主人公抗战时竭力倡导民族主义文学、积极创作弘扬民族意识戏剧不无助力，或者说是人门的向导。
目录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陈铨概说：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二十年
一、从传统出发
二、清华才子
三、留学美德学贯中西
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构建民族主义文学
五、沉重的二十年
第二章 陈铨与“战国策派”的前因后事
一、“战国策派”出台前后及主张
二、“战国策派”遭遇大批判：“三套马车”被颠覆
三、民族主义文学：陈铨的政治抱负与文学理念
四、“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
第三章 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综述
一、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戏剧理论探微
二、牺牲儿女私情献身国家民族——陈铨抗战时期戏剧创作浅析
第四章 《野玫瑰》风波及历史伤痕
一、《野玫瑰》素材及创作动因
二、情节、人物、主旨
三、《野玫瑰》出台的时代背景
四、两军对垒、各执一端：奖励与批判
五、《野玫瑰》主演秦怡等“罢演”始末
六、阳翰笙与《野玫瑰》
七、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
第五章 新世纪的期许
陈铨生平创作年表
后记
书摘插图
二、清华才子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陈铨是读私塾时间较长的一位。他读到11岁才进县立高小。由于他聪颖过人，三年就读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进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两年，就考进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全省只考取5名)。到美国留学，两年获硕士学位，到德国不到三年就拿到博士文凭。这固然是天赋所赐，但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增强了他的理解力，而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打下的英文底子也是其速猛精进原因之一。在一中时，他认识了同班同学阳翰笙：一个热心社会活动、随着“五四”思潮前进的激进青年，终因闹学潮被开除，后成了职业革命家。而他呢？埋头奋读，留学进修，立志科学救国、振兴民族，最后成了拼力宣扬民族主义文学的教授作家。
1921年，18岁的陈铨进入清华学校，很快得到名教授吴宓的赏识，参加吴宓主持“学衡派”的一些活动，为其杂志撰稿，后任编辑。与川人贺麟和张荫麟常出入吴宓家，被称为“吴门三弟子”。除吴宓外，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对他影响特深。王国维早年运用叔本华哲学理念阐述《红楼梦》，把《红楼梦》归结为一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具有悲剧精神的小说。陈铨接受了这一观点。初步接触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与他多愁善感的少年情怀合拍，无意中进入一个悲观主义世界，在稍后写的长篇小说《恋爱之冲突》里有鲜明的表现。
清华就读期间，除吴宓、王国维外，其他国学大师陈寅恪、赵元任等对陈铨也有直接影响，他们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学术见地都潜移默化地溶人他的心中。由于他有厚实的旧学基础，进入国学氛围浓郁的清华园简直如鱼得水。他先后在《清华周刊》、《学衡》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在文论方面，与张荫麟、钱钟书、李长之并称为“四才子”。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补习性质学校，英语基础要求严格，有的课用英语教学。陈铨仗着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很快适应教学，还翻译了《无情女》等多篇译作。清华七年，初步使他形成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三、留学美德 学贯中西
1928年，陈铨进入美国欧柏林大学学习英语、德语和文学，只两年时间就完成五年学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由于对尼采、叔本华的痴迷，德国成了他向往的地方。几经申请，获官方批准，于1930年进入德国基尔大学，主修德国文学，辅修英文、哲学，师从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尔。1933年夏天，转柏林大学深造，在大量搜集素材的基础上撰成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后更名《中德文学研究》)，顺利获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全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对于德国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方面的影响，是中德文学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在进行中德文学研究的同时，陈铨花大工夫钻研黑格尔，并加入德国“青年黑格尔学会”，对叔本华、尼采的研究也逐步引向深入，并开始考虑用尼采的思想来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问题”。在德国留学时写的长篇小说《死灰》(1935年出版)就是彼时的思想缩影：中国留学生萧华亭在与德国女郎冷荇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流韵事上表现出“儿女气”的同时，又接受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性格中注入了“大丈夫”气概。其意图是治愈孱弱的国民性需要尼采哲学，这是一剂健全民族性格的药方，想以此使中国“死灰复燃”。我们对尼采并不陌生，新文化的先驱们，如鲁迅、郭沫若等都高扬个人主义旗帜，以其“偶像破坏论”做武器向封建统治的礼教宣战。这里，陈铨是对尼采思想的另一种接受，即以民族主义思潮对尼采建设性思想的借鉴。可以说，在德国的三年零四个月，陈铨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和观念深入到了他的血脉中。从早期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民族主义；从对王国维、叔本华的热情转向对尼采学说的信仰，成为他20世纪40年代以后主要的思想武器。1940年9月，他在《战国策》第12期上发表的《尼采的道德观念》明确指出，尼采“不但破坏，而且建设”，“尼采认为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支配人生一切的，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权力意志”，那么“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指抗战时期)，我们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显然，陈铨的答案是后者：尼采的道德观是强者的道德观，即提倡勇敢、创造、强力的道德观。此说虽有偏激之嫌，但就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振兴民族精神。P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