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全三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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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贾立政主编
出 版 社： 人民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7-1字数： 910000版次： 1页数： 全3册印刷时间： 2007/08/01开本：印次：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085565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100多位部级领导、权威专家，直面中国崛起中的30多个重大战略和热点焦点问题，通过焦点访谈、热点探讨、高端对话，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在思考中明确战略，在论剑中展示智慧，在对话中寻找思路。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大国之路与中国崛起；第二册：大国方略与改革动力；第三册：大国时代与幸福工程。
内容简介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和没落之后，中国人再次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面对中国的崛起，我们应有怎样的战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处于胶着状态的改革如何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百姓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增强，在普遍的矛盾、紧张和焦虑之中，如何求证幸福方程…… 100多位部级领导、权威专家，直面中国崛起中的30多个重大战略和热点焦点问题，通过焦点访谈、热点探讨、高端对话，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在思考中明确战略，在论剑中展示智慧，在对话中寻找思路。全书共分三册：论剑－新视野下的中国大战略；论剑－大国时代与幸福工程；论剑－大国方略与改革动力。
作者简介
郑功成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家。
郑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经济学家。
高尚全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经济学家。
范恒山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经济学家。
胡鞍钢 中国国情研究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
海 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
陆学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学家。
沙莲香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家。
吴忠民吴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社会学家。、二层次入选者，中国 马相武 文化评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邹广文 企业文化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目录
《大国时代与幸福工程》
解读幸福指数求证幸福方程
三问幸福指数
如何理解“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
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
保持健康心理——开启幸福大门的金钥匙
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指数
经济增长与幸福指数
哲学视野中的幸福理念
冷眼静观中国式“消费神话”
生态安全：幸福的生命线——奢侈消费畸变启示录
国家富了，为何民生问题更凸显
时代变化催生民生问题
从藏富于国到藏富于民
把解决民生问题纳入评价指标
解决民生问题．哈逢其时
过上好生活不是某一群体的特权
百姓的利益要首先考虑
解决民生问题五要
关键在干部 根本靠实干
破解住房难关键在哪
熟人社会：冲不破的关系网
潜规则下的熟人社会
不能让“关系”摆平了法律
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熟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科举制度下的朋党之争
潜规则崇拜：谁摆平了谁
“潜规则”崇拜：摆平呈现新趋势
摆平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摆平事件”剖析
“摆平”的实质是人治
“摆平文化”VS理性制度
变异“礼”文化狙击官场
薪酬的“政治”
学术腐败病根在哪
过头还是不足：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在哪
泛娱乐化解构中国
谁是“失意”精英
“压力时代”来临
《大国方略与改革动力》
《大国之路与中国崛起》
媒体评论
《论剑》：百位专家纵论
通向大国之路的中国策
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屈辱和没落之后，中国人再次走上了民族复兴之路，中国作为大国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背景下，面对中国的崛起，我们应有怎样的战略，选择怎样的发展道路？处于胶着状态的改革如何推进？改革的动力在哪里？百姓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增强？在普遍的矛盾、紧张和焦虑之中，如何建设幸福工程？……由胡鞍钢、林毅夫、金灿荣等一批享有盛誉的学者专家和资深官员撰写的《论剑》一书深刻分析、阐发和回答了这些问题。据悉，此书近日已由人民日报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包括38个专题，分为《大国之路与中国崛起》、《大国方略与改革动力》和《大国时代与幸福工程》三个分册。
《大国之路与中国崛起》直面中国崛起中的若干重大战略和热点焦点问题，围绕新视野下的中国崛起大战略这一主题，凝集了各领域权威学者专家对中国长远发展的深入思考，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与解读。既有对当前形势的客观剖析，也有对未来战略的冷静构建，如大国之路与中国选择、中国经济成功起飞的奥秘、新农村道路：韩日经验与中国选择、中国城市化道路等。
《大国方略与改革动力》反映了在改革走过了20多年历史征程之后，改革处于胶着状态时如何解决改革动力的问题。书中深刻剖析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问题，建设性地探讨中国未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体现了不同观点理论争鸣。各专题文章理性而不失风趣，如“政令不畅板子该打哪”、“别动不动把问题归咎于体制”、“县委书记：权力大小其运用”等。
《大国时代与幸福工程》探寻了一些突出的民生社会问题的根源、特点和解决出路，探究社会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出现的一些引人关注的新现象、新问题，如国家富裕了为什么民生问题更加凸显？百姓的幸福感为什么没有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增强？媒体泛娱乐化现象究竟反映了什么？如何克服看似无形却在一些场合大行其道的“潜规则”？在普遍的矛盾、紧张和焦虑之中，是否意味着“压力时代”的来临？
全书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采用焦点访谈、热点探讨、高端对话、专家评点等多种形式，深入探讨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面对的各类矛盾和问题，在思考中明确战略，在论剑中展示智慧，在对话中寻找思路，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读性。
书摘插图
寻找新时期改革的动力
改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主题之一，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层变革。当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之时，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弊病与社会矛盾凸现出来。要解决这些弊病和矛盾，唯一的出路是继续深化改革，将改革进行到底。
在改革走过了20多年的历史征程之后，我们又遇到了改革动力的问题。改革初期，来自民众的热情掀起了改革的浪潮，之后，政府主导了改革的进程，改革成为国家行为。而今，改革在事实上出现了一种胶着状态，人们不禁要问：改革的动力弱化了吗？新阶段改革的动力又在哪里？这不仅是对政府的提问，也是民众共同需要反思的问题。
以人为本、城乡统筹：“无税时代”农村改革新课题
韩 俊
农村的改革关系到我们改革的全局。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实现建立和谐社会。如果农村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不了，农村的改革不能到位，农民的问题解决不了，对于农村人口占多数的我国来说也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立。
相对过去历次改革而言，当前中国农村改革面临新经济环境下的新课题，那就是，随着税费改革进入新阶段，农村怎样实现在“无税时代”的各项改革。
一、“无税时代”的“三大核心”问题
一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过去是以乡镇教育为主，在税费改革的过程当中，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现在看来，中央和省已经在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改革方面承担的责任还不是很明确，所以下一阶段义务教育改革实质上是加大省级以上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出农村义务教育的公平性。
二是乡镇政府的改革。就是要建立一个精干、高效的农村基层政权的机构。过去税费改革以前乡镇政府都是收粮收款，现在免征农业税后很多地方乡镇政府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突出，通过改革，给农民减负也会给政府消肿。乡镇基层政府及其行政单位，特别是事业机构，确实非常庞大。现在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怎样推进乡镇基层政权改革。这几年国家一个大方向的改革就是撤并乡镇。据统计，从1998年开始，全国已有25个省份基本完成乡镇撤并工作，5年撤并7400多个乡镇，平均每天撤并4个。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湖北襄樊经过改革，全市乡镇内设机构由527个减为255个，减幅达51.6%。
三是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税费改革后，乡镇基层政府的功能会越来越弱，乡镇就没有必要来保留乡财政。因为对中西部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农业税是其主要税种，取消农业税后乡财政就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此外，中西部地区基层县乡财政现在都非常困难，怎样加大对县乡财政的转移力度，让它有能力提供公共服务，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在安徽调查时发现，取消农业税后，一些乡镇主要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持来维持日常工作，制约了乡镇政府作用的发挥，也影响基层干部工作积极性，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县乡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新阶段，其他方面的改革也需要协同推进，如：从体制和法律上建立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使农户真正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权统一的承包经营权。
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推行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
同时积极鼓励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在法律上应明确其财产关系和责任形式，明确其与政府的关系，明确政府对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政策。还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等方面的改革。
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
农村改革从更深层面上就是要解决农村面临的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目前的改革越来越涉及到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和制度问题，尤其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也是现阶段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
下一步整个农村改革要体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基本要求。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标志性地进入反哺农业这个新的发展阶段。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要求在发展上城乡互动，更好地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城乡要进行配套改革，现在的金融改革、征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就必须是城乡配套的，农村内部无法独立完成改革。要构建“以城带乡”的发展机制，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的问题现在非常突出，我国有1.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处在非常弱势的地位。进入城里后，我们在经济上是接纳他，在社会上是排斥他，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他们进得来还留不下。这种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分割体制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二是加快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当前局部地区出现用工紧张，主要原因是：工资低、劳动条件差，农民不愿干；技术要求高，农民干不了。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关键是提高农民就业技能。应将农村劳动力就业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大幅度增加投入，探索新的培训方式。
三是对农民要“多予、少取、放活”。农村改革一定要体现城乡统筹的思路。“多予”，比如在教育方面；“少取”，比如现在不向农民收取农业税，还有在土地征用上给予农民更多的补偿；“放活”，在劳动力、在农村金融方面要有更多的体现。
心理体验与幸福指数
邢占军
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认为：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幸福感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
近年来，对于幸福感的研究出现了以生活质量为基础对不同研究取向加以整合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心理学研究者将幸福感理解为“好的生活”。幸福感被视为反映人们对生活质量主观体验的一项重要指标。
一、心理学视野中的幸福
二战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曾梦寐以求的“丰裕社会”似乎正成为现实。然而，与此同时，人们的心理体验问题却凸显出来。为此，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强调无形的精神生活水平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向传统经济学仅仅以收入水平等客观要素作为衡量社会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指标的做法发起了挑战。从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始同社会指标运动结合在一起，一些心理学研究者提出了采用幸福感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由此而发展了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其研究者一般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幸福感研究的另一重要取向，是与积极心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被称之为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它的研究假定是：一个人是否幸福首先在于其是否拥有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是能否获得情感上的平衡。因此，如果一个人在特定的时期内，所体验的正向情绪（例如快乐）比负向情绪（例如痛苦）越多，他就会越感到幸福。不难看出，非理性的情绪体验对于心理健康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起了相当的作用。在这里，幸福遵从的是快乐的原则，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特定条件下所体验到的快乐感。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灵魂的一种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他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开启了西方哲学史上完善论幸福观的先河。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心理学研究者在反思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从西方哲学中完善论幸福观的传统出发，对幸福的含义进行了新的阐释，开启了心理发展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在心理发展意义的幸福感研究者看来，幸福不仅仅意味着因物质条件的满足而获得快乐，而且还包含了通过充分发挥自身潜能而达到完美的体验。幸福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价值感，它从深层次上体现的是人们对人生的目的与价值的追问。在对以往幸福感实证研究和幸福体验形而上学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体验论幸福感的观点。根据这一观点，幸福是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主观反映，它既同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人们的需求和价值取向。幸福感正是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的心理体验。体验论幸福感的内涵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从形式方面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并不是某种转瞬即逝的情绪状态，而是基于主体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正向心理感受。作为一种体验，幸福感既包含了认知的成分，也包含了情感的成分。从内容上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或非常满意的）存在状态。这种体验到的存在状态，反映的是人们是否作为一个正常的人而存在，以及这个正常存在着的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所达到的合乎价值的程度与水平。
二、幸福体验如何测量
早在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曾经用一种独特的方法计算出，王者的生活比独裁者的生活快乐729倍。然而，在漫长的人类思想史上，对幸福的度量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与幸福有关的问题一直被视为形而上学的专利。近代科学给了那些致力于幸福度量的人们以新的希望。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鼻祖边沁，成为试图将幸福度量纳入近代科学轨道的第一人。但由于受近代科学机械论倾向的局限，边沁在幸福度量的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在其身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幸福能否被度量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如果今天人们对“幸福能否被测量”这一问题仍然存有不同程度质疑的话，那么对“幸福感能否被测量”这一问题，在心理学相关研究领域中则几乎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幸福感可以被测量，是幸福感实证研究的逻辑前提。事实上，不同取向的幸福感研究者们都是从幸福感测量研究开始的。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研究者们，选取的幸福感测量维度主要包括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领域满意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主要采用的是单项目自陈幸福感量表。就总体满意感而言，研究者们往往要求人们在“总体而言，我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这样一个等级量表上做出选择。而具体领域满意感则要求人们就生活中若干重要领域的满意程度做出选择。80年代以后，这种思路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构建多项目总体满意感量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