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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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钱理群 著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2-1字数： 350000版次： 1页数： 378印刷时间： 2007/12/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63369171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老钱是一个北大精神象征，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标志性人物。现在北大第一神话和传奇，简直就是北大的圣人。除了老左派的政治批判之外，老钱在长江读书奖之前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敌人”。可以说，在北大内外，老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老钱是全国人民爱戴，北大师生膜拜，新左派簇拥，全国的知识分子敬仰的良师益友慈父兄长，简直就是一个神。
——萧夏林（文化名人）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孔庆东（文化名人、北大教师）
一个读书人而没有见识过钱理群讲课的魅力，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一位学生的生动描述也许可以多少补偿一点这种缺憾。
——摩罗（文化名人、大学教师）
内容简介
本书既是一部个性化非常鲜明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更是一部结合个人身心创痛和研究心得
来总结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和中国经验的得失，反省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所遭遇的大问题大困境，表达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追求的深度之作。思考透彻，激情飞扬，充满了敏锐的发现与深刻的思索。黄钟大吕之声，世所少见；沧海桑田之辨，令人回味。是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读者不能不读的当代启示录。
本书是钱理群先生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作品，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作品。钱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最后成书，已经耗费了五年时光，更是倾注了退休前后的主要心血”，“这本书，在我的学术著作中，确实占据了相当独特的地位：它既是我的自传，学术自传与精神自传，又是一部学术史、思想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 这本书又是一部关于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学术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研究著作”。阅读过该书手稿的北大学者贺桂梅认为该书更是一部20世纪中国的经验史。
作者简介
钱理群 男，l939年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195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5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60年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任教，1974年在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1981年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现已退休。著有《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与鲁迅相遇》、《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1948：天地玄黄》、《中国现代文学30年》（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合著），随笔集《拒绝遗忘》、《压在心上的坟》等。
目录
上篇 我的回顾与反思
引言 “以不切题为宗旨”
一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上）
二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中）
三 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下）
四、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
五、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
六、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
七、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
八、关于思想与行动的关系问题
九、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
十、最后的话题：关于大学教育与北大传统
下篇 我的精神自传
引言
一、历史的中间物
二、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
三、幸存者
四、学者、教师、精神界战士
五、真的知识阶级
六、思想者与实践者
七、漂泊者与困守者
后记
媒体评论
关于钱理群的评论与印象
1．萧夏林（著名编辑）
老钱是一个北大精神象征，中国批判知识分子标志性人物。现在北大第一神话和传奇，简直就是北大的圣人。除了老左派的政治批判之外，老钱在长江读书奖之前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敌人”。可以说，在北大内外，老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老钱是全国人民爱戴，北大师生膜拜，新左派簇拥，全国的知识分子敬仰的良师益友慈父兄长，简直就是一个神。
2．孔庆东（北大教师）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他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他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著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著。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著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他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书摘插图
我是给1981级的学生讲的。——顺便说一句：从1981级讲到你们2001级，也就是说有二十一届的北大学生听了我的有关鲁迅的课，我觉得挺高兴的，也觉得很有意思：向连续二十一届的学生讲“我之鲁迅观”，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劲头。
而且讲“鲁迅”这样的历史巨人，却要突出“我”，强调研究者、讲课者的主体性，这在今天恐怕都有些出格，1981级学生听起来自然觉得从未听过这样的讲法。但北大毕竟是一个眼界开阔的学校，学生虽然觉得奇怪，但基本上是接受的。一传到社会上，特别是鲁迅研究界，就引起了出乎我意外的反响。
当时在武汉召开了一个学术讨论会，讨论在高校如何开鲁迅研究课。本来我还只是个助教，尽管年纪也够大了，但还没有资格参加，我的导师王瑶下命令要让我去，我只好去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没想到引起强烈反响，当然有一部分人赞同，但更多的是愤怒与嘲笑：钱理群这人太狂妄了，什么“我之鲁迅观”？！他竟敢把自己跟鲁迅并提，居然宣称“既不能仰视鲁迅，也不能俯视鲁迅，要平视鲁迅”！——这个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常识，但是当时就被认为是对鲁迅研究的“仰视”的既定格局的一个严重挑战，这就难免被视为“狂妄”了。顺便提一句，我这个观点同时又受到一些年轻人的指责：钱理群平视鲁迅不对，就应该俯视鲁迅。这大概也很有象征性：我这个人一辈子就处在年长者与年轻人的质疑中，受到两方面的夹击，这也是我的命运吧。
我的发言既然引起轩然大波，就要导师来收场。王先生处理得非常高明。他先声色俱厉地把我批评一通，老师要找学生的碴儿太容易了。譬如我当时强调上课要跟学生交流，要重视学生的作用；他说：这哪儿行啊，教师讲课当然要以教师为主，不可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王先生这一说，那些人高兴了：你看，他的老师批评他了。但最后王先生又轻轻说一句：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在北大上过鲁迅课，钱理群讲课比我好。我当时还没领会老师的意思，觉得挺别扭的，后来有朋友告诉我：王先生说你上课比他好，这是极高的评价，就是对你的课的充分肯定，最大支持。我这才恍然大悟，并且非常感动。
当时我已经四十五六岁了，但在学术界还是初出茅庐，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刚刚闯了祸，过几天我又发表一个言论惹来了新的麻烦。我也搞不清是在一篇文章还是在一个公开场合，发表了这样一个观点：学术研究应该有想象力，掌握了一定材料后，就必须产生一个飞跃，提出一个假设性命题。你不可能掌握全部材料，因为历史已经过去，你不可能重现历史，你总是在有限材料基础上，或者通过理论推理，或者通过想象，提出假设——不仅科学研究，文学研究也需要假设。有了假设，再去发掘材料，新的材料可能否定或者修正你的假设，如果新材料证明你的假设，那么假设就可能成立。如果我的话只说到这里，大概不会捅太大的漏子，但我又多说了一句，批评有些研究者是“爬行现实主义者”，他永远在材料上爬来爬去，不能产生飞跃。这就惹了大祸了。有些人就对号入座，说钱理群太狂妄了，竟然说我们都是爬行现实主义者！
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但是经过历史淘洗，他的这个概括今天看起来就特别有道理，非常有启发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在掌握材料基础上提出一些飞跃性的概括，这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影响。当然你也不难挑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这样的研究会打开新思路，启发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问题，可能忽略某些细节。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浪漫主义研究”。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研究方法。我当时提出有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义的研究，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不过是想寻求研究的多种途径，打破既定的、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这在一个初入学界又不想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又闯了祸，惹恼了当时的一群人，又惊动了老师。王瑶先生私下里找我谈话，他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他说，钱理群你是对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有假设，我理解你的意思——后来我在看王先生著作时发现他也有类似意思，不过我当时没看到，所以算是我自己的心得，不是从先生那里偷来的。但紧接着王先生又劝我说：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后来在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对他的教诲有这样概括：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做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握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在一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引用朱先生《论气节》一文中所说：“‘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先生自己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鲁迅是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战略、策略、方法这类问题，王瑶师不过是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他一贯主张的“打太极拳”、“擦边球”以及“外圆内方”之类，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我保全的手段。对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这样的考虑是不得不然的；如果能够不，最好不。但是在中国条件下，你就不得不然，并且伴随巨大痛苦。而且“外圆内方”、“务实与求真”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内方”、“求真”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出卖原则的策略家仍然是鲁迅和先生嗤之以鼻的做戏的虚无党，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才是先生的本色。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今天回顾我自己的道路，大体上是遵照王先生的教诲，但不完全，我这人性格太烈，常常就不是外圆内方，而是外也很方，就要出很多麻烦。当然根据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就是最好的。但有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就得认真地考虑“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而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为人为学的基本原则。
在以上的聊天中讲了自己学术起点的情况，这大体上就决定着我的研究的特色、道路和命运。我在《六十劫语》有一篇文章有这样概括：钱理群在学术上有许多自己独立的追求，但是在坚持以上方面的追求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对他的研究的得和失，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他的学术著作很少得奖，这本身就构成了钱理群学术风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确实的，我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从来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爱憎分明：喜欢就非常喜欢，讨厌就非常讨厌。我自己很满意于这样一个命运。因为一个学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他好，有争议就说明有特色，有特色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偏至论》，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偏至的学者”，而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到我的研究是一个“野路子”，这是我和一个朋友王乾坤在通信中讨论到的一个问题。我是这样说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鲁迅绝非书斋里的学者，他往往直接影响人的灵魂，进而影响整个民族发展进程。因此他永远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存在，我读鲁迅的书从出发点上就不是把它当作古董，或者作纯学术的考究，而是带着人生种种困惑、苦恼、渴求，到他那里去寻求心灵的启示，学习如何做人，在学习中慢慢知道其人其事，积累的多了，因为种种机缘，就倾诉而为书。我研究他，不是在学院中把他当作研究对象，而是把他当作引导者，首先学会怎样做人，然后有体会，写成书就是《心灵的探寻》。至于人们承认与否是无所谓的。”所以乾坤说：“学院里的正宗理论家怎样看待我的作品，远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如果引不起人们心灵的对话，这却是我所害怕的。就是说我的书是否得到理论家重视，在我看来不重要；即使成了废纸，得不到感应，我也并不遗憾。因为我没有阉割自己，而是抒写了自己的思考，这也是人生一大乐事，一种基于生命的精神享受，这才是我的最高目的。”这也许被认为大逆不道，但书既然出来了，就成为一种社会存在，再也抹煞不了。于是就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动，也会引起一部分人不舒服，甚至骂娘、跳脚，不管怎么样，一些人心目中的一统天下就这样被打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