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历史,历史知识读物,中国古代史,
作者： 马立诚 著
出 版 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250000版次： 1页数： 267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21303677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著名政论家马立诚2008年又一大手笔 指点中国改革史，历数千年变法梦，总结成败得失，寻找历史真相。
精彩看点：激进商鞅：全盘出击，彻底改变，“民选”皇帝王莽：800年前的“社会主义”
光绪：中国的“希望之星”，“立宪新政”：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中国传统历史上有个谜团：十几次改朝换代获得成功，而十几次大的改革却大都失败了。以至于有人说：国人可以向暴力屈从，却拙于制度创新。真的是这样吗？《交锋》《呼喊》《大突破》作者马立诚在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又一振聋发聩巨制。
内容简介
本书的13个精彩故事，扇面般展开了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3次改革进程，形象地描画出中国改革史的轮廓，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和西方同一时期的改革对照起来加以比较。动感现代的文笔、别出心裁的结构、突破陈规的解读和枝繁叶茂的细节，更增加了阅读的魅力。
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当代中国改革大业，与历史中国的诸多改革息息相关，不论是发动时机、战略选择、机会把握还是难点所在，乃至改革哲学等各方面，都能从历史的观照中找出相应的影子。先行者的成功经验，应当汲取；而那些失败的节点，更值得深思。
改革就是拐点，成功和失败都是拐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大多失败，我们已经丧失了太多机遇。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方兴未艾，潮流涌涌。为了进一步摆脱羁绊，攻坚拔城，争取更大辉煌，比对以往的改革，举一反三，实为不可或缺的明智之举。
作者简介
马立诚，曾任中国青年报社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编辑，凤凰卫视评论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与社会改革研究，撰写多种评论及文化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1999年，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位人物之一。
至今已出版14本著作。1998年出版的《交锋》（与凌志军合著）在激烈的争议中发行200万本，成为当年中国第一畅销书。
目录
代序雷颐、马立诚对话录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英雄出少年
铸刑鼎
郑国换了天地
子产不毁乡校颂
商鞅大变魔术记
把绸子抖开
董事长秦孝公
改革研讨会
要大炮还是要黄油
镇压反对派
威猛新秦
改革付出生命代价
商鞅的法西斯行径
赵武灵王改穿“西服”
四面楚歌
“西服”的优势
李鸿章怎样看服装改革
改革预热
服装激辩
改穿“西服”是历史转折点
乌托邦改革家王莽
贵族里的孤寒
王门新秀
仕途重挫
儿子为奴隶偿命
王莽的“社会主义”
民选皇帝
两项重大改革
混乱导致败亡
旋风改革家元宏
虎父犬子
迁都恶斗
改穿汉服
改说汉话
改用汉姓
唐代中叶的双星陨落
历史这只大手
神童与帅哥
唐代宗：“我们父子有饭吃了！”
闪着金光的自由盐粒
市场之神
唐代中叶的格林斯潘
专案组组长得罪人
杨炎初试锋芒
两税法横空出世
刘晏屈死，天下喊冤
杨炎重蹈覆辙
“二王八司马”的146天
毛泽东关注“二王八司马”
余秋雨做了一个梦
中唐两个奇人
新锐干将——刘禹锡和柳宗元
顺宗登基
改革出手
攻坚白刃
最后摊牌
宦官的清算
韩愈的刻薄和白居易的厚道
“八司马”的归宿
教训何在
范仲淹：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贫困生范仲淹
宋仁宗决心改革
跑官买官的太多
一家哭还是万家哭
激进的欧阳修
王安石在哪里摔了跟头
宋神宗头疼
变法，变法
千古三怪王安石
争论最大的三个法
全面出击
强兵和科举新政
恶斗与撕裂
恐怖的内讧
悲剧所在
今天又回到了南宋吗？
王安石时代的西欧
张居正的清凉界
张居正的美学
铜墙铁壁：北部边防的黄金时光
金三角铸就一代权相
问责风暴和驿递改革
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
改革者的专制
入大火如入清凉界
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内外交困
“汉奸”魏源
马桶VS.洋炮
1861：洋务引擎开转
洋务派和顽固派
军事工业四大骄子
民用工业五大亮点
首派留学生
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昭雪
建设近代海军
国有还是民营
菜市口喋血：光绪的“罪与罚”
“腥气凝新鬼”
转石效应
“大事还是我办”
光绪和拉斯科尔尼科夫
剃刀边缘103天
惊心动魄白刃战
慈禧迫害名单
慈禧为何没有废掉光绪
光绪自学政治学博士？
“希望之星陨落”
中国首次宪政始末记
艰难起步
康有为、梁启超和英敛之
潮流高涨
立宪派与革命派激辩
慈禧政治生涯的高峰
开天辟地的地方议会
四次大请愿
资政院：首次制约中央政府
自杀式爆炸：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
《十九信条》何不早出
书摘插图
子产支持舆论监督
英雄出少年
《诗经》用了极恐怖的8个字形容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翻天覆地的变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原先高高在上的忽然跌落到谷底，原先在谷底的忽然升到峰巅。形势反复无常，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哪一天完蛋。
这个时期大体说来，是齐、晋、楚、秦、吴、越六个大国互相争锋，攻城略地，此消彼长。最难过的就是夹在大国之间的一百多个二三等小国了，又怕得罪这个大国，又怕得罪那个大国，成天惴惴不安。小国之间也是攻伐不断，彼此侵夺，活活是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疯狂图景。
不幸的是，我们的主人公子产就出生在一个小国——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郑国。郑国一直是晋国和楚国拉锯争夺的对象。
公元前565年，郑国的司马(军队统帅)子国率领军队进犯楚国的附庸小国蔡国，获得大胜，把蔡国军队的主帅也俘虏了。
郑国人非常高兴，张灯结彩，大肆庆祝。子国更是居功自傲，忘乎一切。这时，有一个人提醒子国：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这个提醒者，就是子国的儿子，年仅十七八岁的子产(名公孙侨，字子产。约公元前583—前522)。
子产对他爸爸说：“我们郑国是个小国，国家的内政一团乱麻，没有搞好，却热衷于讨伐别的国家，抢立战功，恐怕要带来灾祸。如果楚国人为蔡国报仇打我们，我们能够不顺从楚国吗？假如我们顺从了楚国，晋国肯定不高兴，也会发兵来打我们。楚国、晋国交替发兵来打我们，我们还有好日子过吗？”
一席话，把热昏了头的子国噎在那里。可是，堂堂军队统帅哪能在孩子面前丢了面子？子国说不出理，只得摆架子训斥：“国家大事，有正卿(最高爵位，执政长官)子驷先生做主，哪能听你这小孩子的？小孩子胡说，要砍头的！”
子驷当然和子国是一头的，但他们的好梦不长。
第二年，即公元前564年，楚国晋国及其他诸侯小国都找理由攻打郑国。郑国只得分别向两大国讨饶求和，吃了不少亏。
更糟糕的还在后头。由于子驷在分配土地、战车等国家资源时有偏有向，得罪了国内五个大族，国内政治力量分裂了。结果五大族的头头在公元前563年铤而走险，纠集起来发动叛乱，冲入朝廷，杀死了子驷和子国等大臣，只有担任司寇(司法部长)的子孔事先听到风声逃走。郑国出现巨大的政治危机。
郑国的大事都被年幼的子产言中了。
子驷的儿子子西听到噩耗，带着少数人冒冒失失地闯出家门，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追赶叛军。叛军已然夹持着郑国国君跑到北宫死守。子西见状，又折回家中调兵。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家中的臣属、武士和奴婢见势不妙，已经逃走大半，兵也调不成了，子西无奈，只得叹息。
子产却临危不乱。他在家中，先派人把守好大门，再聚齐了家臣属吏和武士，指挥他们封闭府库，布置防守，然后率领17辆战车列队出发，收敛了父亲尸体，就去攻打叛军。别的贵族这时也闻风出动支援，很快就把叛军全部消灭。
从此之后，郑国官员对子产都另眼相看了。
这之后，子产又历经几番大难，终于在公元前543年上台执政。这时他40岁左右。
“铸刑鼎”
子产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公元前536年的“铸刑鼎”——把惩治犯罪的刑律铸在金属鼎上，向全国老百姓公布。这是中国政治史、法制史的一件大事。
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举措。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说，春秋时期，上层贵族社会认为刑律越秘密越好，决不能让国人知道。这样，有利于贵族随意处置老百姓，增加专制的恐怖和神秘。这当然是一种古老专制时代的遗迹。
子产决心打破这种蒙昧，他根据已有的刑法，加以修改，主持编订了三种刑法，并把刑法公诸于世，让老百姓明白法与非法的界限，知道犯了法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这无疑是进步的法制理念，当然也打击了贵族特权。子产这个做法，遭到很多贵族反对。
晋国大臣叔向专门为此给子产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信中说，本来民众怀着恐惧之心，不敢随便乱来。你把法律公布了，民众就会钻法律的空子，争相琢磨怎么做坏事而不至于被制裁，这样就不怕长官了，反而会导致犯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腐败贿赂到处泛滥，郑国也会因此而完蛋！
子产给叔向回了一封信，顶着晋国压力说：“我为的是救世啊！”表示要坚定不移公布法律。结果呢？效果不错，社会治理透明度增加，大众欢迎，犯罪案件减少了。再说，郑国注重商业，过去贵族利用刑罚的随意裁量权压榨商人和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对郑国很不利。子产公布法律，限制了贵族的特权，促进了郑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子产此举，开启了中国古代公布成文法的先例。春秋时期，宗法贵族减弱了气势而新的地主阶层兴起。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以及经济条件都在发生变化，“铸刑鼎”这一重大改革措施符合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在潮流推动之下，晋国在子产“铸刑鼎”之后二十多年，也把刑法铸在鼎上，向社会公布了。
可是孔子认为这样做不对。在晋国公布了法律之后，孔子说，晋国大概因此要灭亡了。人民知道了法律，只看鼎上的条文，不看贵族脸色，还怎么显出贵族的尊贵？
孔子一向最重视礼，不看重法律，他甚至认为法律是有害处的。所以他对“铸刑鼎”如此猛贬，并不奇怪。孔子认为，如果用法律治理国家，那么人们就专注于法律，只求免于犯罪，而失去内心的廉耻，这样的社会未免太不理想。应该做到的是天下为公，人人讲仁爱，家家睡觉不关门，根本就没有小偷盗贼才对。
因此，孔子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有事要闹到诉诸法律的地步，就不正常了，最理想的就是全社会没有一件诉讼发生。
从这两次波折可以看出，在当时公布法律，实在要面对巨大压力。
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一书不赞成叔向和孔子。他评论此事说：“反对自反对，批评自批评，而时代的迫切需要，终于把礼治演变而为法治。”虽然周谷城乐观了一点，但他高度肯定了子产“铸刑鼎”。
在现代社会，大众见惯了公布的法令，以为从来如此，那就错了。这是子产冒了极大风险，带头开创的新制度。
改革使国家安康发展
子产知道，因循守旧的郑国，如果不经一番革新，万难应付危局。
在改革中，子产不回避争议，不压制争议，也不怕争议。他认为改革就是要迎着争议往前走。比如他改革军赋制度，增加税收，充实军饷，以增强郑国自卫能力，就遭到一些人咒骂。有人说：“子产的老爹就死在路上，他又要做蝎子尾巴了！”子产还主持全国农业普查，整顿三农。他采取的具体措施，一是厘清混乱的土地所有权状况，重新划分全国田地和沟渠。那些非法侵占的土地，或者充公，或者归还所有者。在这个过程中，子产承认了新起的土地所有者即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并向他们征收赋税，以增加国防开支。二是把农民组织起来，若干家为一个互助单位合作生产，并共用一口井等等。这些措施也触犯了很多人的利益，造成麻烦。
一时间，全国广为流传一个凶险的段子：
取了我的田地重新划界，取了我的衣冠给藏起来，谁能够杀了子产？我一定跟他在一起！
到这个地步，子产怎么办？他的回答是：不要紧，只要从长远来看对国家有利，我死也得做。实行改革不能中途退缩，坚持下去才能成功，我下决心不改变了！
子产说得出做得到，如果行不通，他宁肯撒手，也不迷恋高位。有一回，郑国大夫丰卷为了祭祀要求进行狩猎，未得子产批准。丰卷大怒，立刻征调忠于他的势力有所动作。子产得知，为了避免国家陷入分裂，马上辞职，并声明要离开郑国，以此表示他并非要通过排挤别人来为自己谋利。幸亏当时郑国最有实力的罕氏子皮经过考虑，表态支持子产，把丰卷驱逐，子产才复职。复职之后，子产却下令保存丰卷的田产，过了三年召丰卷回国，又把田产还给丰卷，连这三年的田地收入也交给丰卷。子产并没有因为丰卷企图造反而没收他的田产。这是子产的宽容，也是他得到郑国人心的关键因素之一。
经过综合改革，过了三年，郑国人又唱道：
我有子弟，子产给他们以教诲。我有田地，子产想办法让地里丰收。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德政呢？
郑国处于晋楚两大霸之间，不得不讲究外交。在这方面，子产不拘一格，大胆启用了一批才华之士。公孙挥熟悉外国情况，善于措辞；裨谌最富谋略，但要在野外才能思考；冯简子思维周密果断，最善决策；游吉是个大帅哥，举止温文善于交际。子产每逢遇到国际大事，先向公孙挥咨询情况，并请他起草文件和讲话，充分准备在各种场合的措辞；然后和裨谌一起找个郊区安静的地方住下来，仔细筹划；筹划所得的方案请冯简子做个决断；最后委托游吉执行。
子产代表郑国参加国际会议，言辞慎重得体，既维护了郑国利益，又不轻易开罪别的国家，并且总能给自己留有余地。孔子曾称赞子产的外交，说子产的言论传播远近，无人不晓，这是因为子产经过充分的准备。
子产在郑国执政并推行改革二十多年(公元前543—前522)，内政和外交都取得了很大成就。郑国在复杂艰难的情况下，保持了安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子产也是命蹇时乖的中国改革家中少有的幸运者，他虽然也经历几番磨难，但直到公元前522年他去世之际，还手握大权，并在临终之际将改革大任委托给他的继任者，隆重有如国家遗训。子产去世的消息传到鲁国，孔子含泪叹道：“子产啊，你是古之遗爱也！”
子产不毁乡校颂
如果说，以上强国富民的改革措施在历朝历代并不鲜见的话，那么，作为改革家的子产对中国历史独特的贡献，是他以罕见的魄力和胸怀，支持社会舆论监督，不干涉社会舆论对朝廷的批评。在野蛮残暴的春秋时期，仅此一例，千古流芳。
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这就好像北京“的哥”开车时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这些郑国父老议论什么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以论执政”，就是议论国家大事。当然，有赞扬有批评。
在春秋时期的国情条件下，子产此举引来的争议可想而知。《左传》记载，有个叫然明的官员听到乡校里的批评意见，很是恼怒，就向子产提出建议说：把乡校封闭或是毁了吧，怎么样？
为什么然明向子产提出这样的建议呢？然明知道，子产曾说过，只有德高望重的圣人执政，才能靠宽容服人，其次的角色则应实行猛政。因为火性猛烈，人见了害怕，所以很少有烧死的；而水性懦弱，人喜欢玩水，好多人因此淹死。然明觉得子产既然要实行猛政，对于反对自己的人，当然不会客气。
子产的回答却大出然明意外。子产说：“为什么？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的长短，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作药来吃吧。”
然明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现在才认识到您是能做大事的人，像我这样的小人实在没出息。要是照您的办法搞下去，郑国就有了依靠了！”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个方面，在子产那里统一起来了。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这件事，孔子倒非常赞成。比子产小三十岁左右的孔子在鲁国听说子产不毁乡校，极力称赞说：“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是不会相信的！”孔子这样称赞子产，说明儒家有赞成舆论监督的一面。孔子虽然轻视法律，可他是主张仁爱百姓的，因此赞成让老百姓说话。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上，面对诸多君主闭目塞听的弊政，子产不毁乡校成了人们往复谈论的政治文明的著名案例。唐代韩愈狂妄自大，很少说人家好话。比如他的朋友刘禹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韩愈就口出恶言，咒骂刘、柳是“小人”，刻薄之极。可韩愈在《左传》中读了子产的事迹，心向往之，特地写了一篇名文《子产不毁乡校颂》。
大概韩愈被感动得可以，这位以卫道著名的老古板，下笔竟如梁启超一般情溢笔端：
我好思念子产啊！要知道，舆论是很难用势力彻底禁止的。堵住人的嘴，听不到批评，就很难检点自己的过失，这不就好像变聋了一样吗？执政地位也就危险了。子产不毁乡校，郑国的政治就理顺了。想当初，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咒骂他，他就派手下人把说话的人杀掉，结果怎么样呢？民众起来反抗，把他放逐出去了。可惜呀子产，生不逢时，只能把他的良政在郑国这样一个小国里推行。假如把子产的施政理念推广到全天下，那该多好！像子产这样贤明的大臣真是太少太少了。如今，谁能够继承并且光大子产的理念呢？我真是好思念古人哪！
2006年末，笔者参加一个舆论监督座谈会。会上，一位大学教授发言说，他的苦恼是，舆论监督这个东西是舶来品，缺乏本土资源。面对我们的传统，提倡舆论监督，似乎不怎么理直气壮，缺乏说服力。
谁说舆论监督只是西方的产物呢？子产的政绩，孔子的支持，韩愈的赞颂，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有着悠久的本土资源，这也是我们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
这是非凡的改革家子产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的彪炳千秋的辉煌政绩。仅此一端，就值得写一篇大文章。
在子产大刀阔斧改革之际，古希腊雅典的著名改革家梭伦稍后也登上改革舞台，展开了一场东西改革的竞赛。
贵族出身的梭伦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随即着手改革。
当时雅典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债务奴隶。农民破产，要把土地拿去给贵族做抵押。如果过一段时间仍旧还不了债，不但会彻底失去土地，而且自身和子女也都会沦为奴隶，被送到市场上卖给外国，这就是债务奴隶。这一弊端，造成雅典社会关系极其紧张。梭伦上台，颁布“解负令”，下令禁止一切“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并下令赦免穷人的所有“公私债务”。被卖到外国的奴隶，由国家负责赎回。梭伦还下令废除贵族的世袭当官特权，担任官员的资格改为以现有的财产数目为据，并根据现有财产状况把公民划为四个等级，承担不同义务。这样，就使非贵族出身的商人和平民有了仕途机会。恩格斯曾评价说，这就在制度中引入了一个全新因素——私有财产。梭伦还规定雅典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创设四百人会议。四个等级之中，除最低一等之外，其他三个等级的公民都有当选资格。梭伦的改革意义极为深远，可以说是奠定了雅典式民主政体的基础。
在这场竞赛中，子产改革和梭伦改革，堪称双璧。可惜的是，子产的改革方向，后来没有承继开拓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