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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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瑞琳 主编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157印刷时间：开本： 16开印次：纸张：I S B N ： 978756337098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本书看点：
名家说：
沈昌文（著名出版人） 我们现在学习外国，还是要回头看看，而不能一味地往前看。现在来温故，会有特别的意义。
雷颐（学者） 如果对历史失去了记忆，对很多事情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秦风（图片收藏家） 无论如何，历史有一种呈现自我的自然力量，它不会完全被遗忘。
谢泳（学者）：《温故》要把那些过去说错了的事情，或者说是主流话语过去比较强烈地想让人接受的那些东西，尽可能给予校正。
刘方炜（作家）：《温故》对于中国的大的历史也是一种很好的补充。
阿班：《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回忆；张昌华：毛彦文其人其事；潘静超：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蔡登山：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遣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陶恒生：空战英雄刘粹刚的生死恋；高增德：叩门访师记；周有光：从小学到大学；汪成法：胡适与北大旁听生——兼及胡适为人的一宗疑案；刘陶：顾颉刚致刘敦愿书简四封；徐宗懋：西洋版画与北京城。
目录
特稿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回忆
人物
毛彦文其人其事
宁折不弯一老人——追忆钱孙卿先生
郑孝胥与严复交往始末
口述
叩门访师记
从小学到大学
回眸
温雅中有“铁”——从集外遗文看周作人骂陈西滢
记忆
1937：寄寓北平
故事
空战英雄刘粹刚的生死恋
聚焦
“三十年代”问题——从《顾准自述》看“两个口号”的论争
片语
胡适与北大旁听生——兼及胡适为人的一宗疑案
文本
一份延安时期的“特嫌”档案
顾颉刚致刘敦愿书信四封
影像
西洋版画与北京城
来函选登
杨向群来函
王岩来函
王任来函
书摘插图
《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回忆
哈雷特阿班1926年来中国，从事新闻采访与报纸编辑，1929年起任《纽约时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后调往上海，任中国首席记者，凡十二年，于1941年离任回国。1944年出版《民国采访战》一书，回忆了自己在中国历时十五年的记者生涯。该书的中译本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里刊出的是该书的节选，文中的标题为编者所加。——编者
接掌《英文导报》
8月（1926年——译者）底，我终于迎来了转机。我收到北京《英文导报》东主葛洛甫克拉克的信，问我是否有兴趣去北京，替他担任报纸的总编。他提出的薪水是每月六百大洋。
我到处打听北京《英文导报》的情况，大家却避而不谈，甚为奇怪。有人说，报纸“还可以”——但又说，克拉克曾经是个教授，不是个专业的新闻人。他这家公司的大部分股东应该都是传教组织，有些还是中国人。克拉克本人常被称为“空头激进派”。
我们之间有了书信往返后，克拉克先生写道，他要找的人，要在北京《英文导报》“至少呆到1927年中”。我最后回信谨慎地说，我会在9月中旬自费北上，先开始工作。六周之内，给他个明确说法，看能不能呆到1927年中。我指出，这么做的话，即使我决定不在北京呆那么久，他也有足够时间在年底前另觅人替代。
大家白纸黑字同意这些条件后，我终于在四十二岁生曰那天，乘船从上海赴天津。几个月后，我离开的地方成了全球的新闻中心，也成了紧张态势的发源地。但是，我跑到北京来，看似避重就轻，却在后来几年，多方证明我的这一选择有无上价值。
我与北京《英文导报》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27年6月。在我的整个新闻从业史上，这段工作是最不寻常的。期间，我对远东政治生活的认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我至今仍在庆幸，与该报分手，居然没闹到严重损害我的职业声誉和人品的地步，实在难得。
该报的主持人葛洛甫。克拉克是个友善的人。他体格肥壮，一只眼略有斜视，态度有时客气得过了头。但不知怎的，他总让人觉得不自在，好像别人欠了他什么。
我抵达那天，他请我去他家共进晚餐，我也有幸认识了克拉克太太和两个孩子。席间，克拉克侃侃而谈，讲到外国人在北京要找到理想住所殊属不易，接着，便提出要把他的房子分出一部分租给我。给我的部分包括客厅、餐厅、浴室、储藏室和一间大卧室，自带一进院子，与克拉克的那部分住所是隔开的。他还提议，可以让他的几个仆人专门过来替我做饭和料理其他家务。他要求的租金相当便宜，我就当场答应了下来。我说，我现在只答应先住六个星期，然后才决定是否替报社干下去。
克拉克的寓所在城墙内，位于京城的最东边，胡同的名字大概是“翰林”的意思。北京《英文导报》的印刷厂则靠近市中心，在煤渣胡同的一个小小四合院里，房间和院子都用青石板铺地。排版是靠中国排字工手工完成的，而除了工头外，工人们对英文都是一字不识，令我称奇。
报纸的发行量只有一千两百份。印厂的工资开销可以靠接外活来负担。报纸的内页主要是重印美国报纸的内容，而这些美国报纸运到中国时，已经晚了一个月。头版一般是合众社的电讯，要不就是其他带有半宣传性质的通讯社的免费电讯。这些通讯社往往是由中国或日本或俄国的各种组织资助的。我查看了档案，发现除了从美国出版物上剪来的内容，几乎没有社论。本地新闻也极少，因为报纸没有自己的记者。
见这种经营方式实在有违常规，我便萌生了退意，决定六个星期一到，就知会克拉克，不准备住满半年，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直到他找到我的继任人。后来，我又发现，克拉克的薪水是每月一千大洋，但欠薪已有半年了。这一发现，更坚定了我离去的决心。
我履新三个星期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英文导报》的广告经理斯坦立佛雷耳一头冲进我的办公室，样子极度的惊惶。佛雷耳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
“克拉克下星期三要回美国了，你知道吗？”
我愣住了。
“那谁来坐我的位置？”我问。
“你不知道这事？”
“一点儿风声都没听到。你是怎么知道的？”
“出去拉广告时发现的，”佛雷耳道，“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发现他给自己、太太还有两个孩子买了去芝加哥的船票。在一家裁缝店，我又发现他下了紧急订单，要做五套西装和一件大衣。在我们报纸登广告的鞋匠也说，克拉克在他那儿定做了六双新鞋，最晚必须在星期二交货。从公司账簿上可以查到，克拉克已经把欠他的薪水全领了。”
报社大概突然发了笔什么横财，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我思忖，克拉克既然对我封锁消息，显然是瞒着我另请了高明，趁自己不在北京期间，来接替我的位置。
由于星期一不出报，谈话后的翌日，即星期天，我便在客厅里与人打桥牌作乐。打到一半时，突见克拉克随随便便地走了进来，大声对我说，有要事与我商讨，让我请客人离开。我的朋友们听了，都很识相，各自告辞走了。我则做好了准备，等着平生第一次被人炒鱿鱼，只是在好奇，不知克拉克会找个什么借口。
他开门见山道：“告诉你件意外的事，星期三我要回美国去了。”
我没好气地回道：“一点都不意外，早就听说了，知道你买了船票、西装，还做了新鞋。”
“怎么会……”他刚要接口，我举手阻止了他。
“我哪里听来的还有什么相干？我想知道，你打算让谁来替你经营报纸？”
“怎么啦，当然是你了。”
“不是我，”我强调。“你全都搞错了。”
接下那半小时，我回想起来便打寒颤，因为我被他弄得极不舒服，心里满是厌恶。克拉克先是说，他对我们白纸黑字写下的协议“没有搞懂”，继而又大声抽泣开了，说他太太病得很严重，必须即刻就启程。见我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才说，他太太快要瞎了，得立即开刀，才能保住她的视力。而唯一能做这项手术的医生在芝加哥。
最后，经不起他的软缠硬磨，我只得违背自己的心愿，同意呆到1927年春。作为交换，克拉克同意付我每月一千元，但如果需要另外雇人协助我采访的话，工资必须从这一千元里出。他自己房子的租金还由他负责，我则支付他的所有仆人的开销，伙食也自理。
出乎意料的是，他轻易就同意以北京《英文导报》公司总裁的名义给我一封信，授权我在他缺席期间，全权制定报纸的新闻及社论方针。由于我跟报社的诸多董事都碰过面，知道无法与他们在公司方针上达成共识，便坚持克拉克在信中另加一段说，在他缺席期间，若有任何董事干涉我的管理，我便不必等到他归来，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就可辞职。
星期一，正式协议便送达我的手里，看上去一切正常。但后面发生的事，给了我一个教训，知道从此以后，对于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都要一再推敲，大意不得。
克拉克一家定于星期三下午乘1点半的火车前往天津。12点半时，克拉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办公室道别，祝我一切好运，又为自己匆忙离去道歉，说太太和孩子们已经等在外面的出租车上了。
五分钟后，一个中国职员送来一封克拉克的信，上面直截了当地指出，他与我的书面协议授予我的权利“只包含新闻部分”，并通知我说，所有社论一概须由董事之一的德怀特’爱德华兹撰写。爱德华兹的正职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书记。
阅毕，我一下变得怒不可遏，冲出门去，跑过院子，闯进了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他正费力地往身上套那件新大衣。我对他说，我一收拾完东西，马上就走。他一听，再次向我求起了情，而且哭开了。于是我一错再错，又傻乎乎地作了让步，同意留下。但是，我在让步前，与他重签了份协议，双方在证人面前签了字。协议说，我对报纸的新闻方针与内容有绝对控制权，我不得受到干涉；并规定，德怀特爱德华兹必须与我就社论的方针及措辞取得一致，否则任何社论不得见报。
初识顾维钧
由于采取了这种联合检查制度，在克拉克缺席的近八个月里，报纸只发表了三篇社论。这段时间里，中国要事频仍，件件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具重大意义。但爱德华兹禁绝了我的声音，我也如法炮制，禁止他在报上出声，因为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
1926年秋的北京，是个奇怪的政治真空。各国的公使馆和大使馆运行如旧，而北京的政权，却已实在谈不上是整个中国的政府了。各国外交官上任时，备案的地方虽然都是在所谓的外交部里，却都坦承，“北京政府”的实际权力出不了古都城墙外三十英里。外交部的功能，只是用来存放各国给中国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也只是例行的法律及外交公文而已。
1926年初，北京周边战事连连，最终导致所谓“基督将军”冯玉祥败走西北方向的张家口。冯玉祥是被吴佩孚和张作霖联手打败的。吴佩孚原先的地盘在汉口，我9月抵京时，吴正好惨败于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汉口也被北伐军攻克。张作霖则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张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在汉口一带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而遭到败绩的吴佩孚，则向西退人了四川省。
北京的外交圈和社交圈则继续在北京饭店的屋顶宴饮作乐，歌舞升平。年初，这些身份显赫的外国狂欢者刚在此听过鏖战时的隆隆炮声。对于中国的内斗，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漠不关心。
顾维钧博士是那时的外交部部长，也是徒具虚名的执政内阁中的一员。克拉克离去后一个月，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立即去外交部。那是幢美轮美奂的大楼，有围墙环绕，广场敞阔。我到时，见怒气冲冲的部长已经在等我。
“你发表这么篇东西是什么意思？”他尖声问，把早晨出版的《英文导报》塞到我鼻子下，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一边用力抖动着报纸。那是一篇关于中国拖欠一笔外国贷款的报道。
“你是什么意思，竟想对我怎么处理新闻指手画脚？”我反问，怒火绝不稍逊十他。
顾博士继续尖声道：“克拉克答应过我不报道这件事的。我花了一万五千美元，从他那儿买了一堆一钱不值的股票，他拿这钱给自己发了拖欠的薪水，还回夫国去，现在却又出了这种事。”
我终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那笔意外横财是怎么来的。
于是，我告诉顾，我的合同授予我处理《英文导报》新闻方针的绝对权力，向且有权否决我不喜欢的社论。他听了，才稍微平静，随即又将怒气转向了不在场的克拉克。但我们交谈良久后，反而变得友好了。部长也和蔼可亲起来。他在当时及以后，向我透露了中国内政外交的诸多宝贵情况。我在《英文导报》任职的余下时间里，顾博士再未请求我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或命令我将某件新闻压不不发，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要知道，他可是那个与司徒雷登们的分歧
是年冬天，北京平静无事。但在长江流域，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由于那时的国民党人强烈亲共，鼓动排外，对外国人，尤其是教会及传教士屡施暴行，终于剌痛了美国、英国和其他缔约国。各国开始仓促部署保护行动。开进上海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军队已超过了两万人，路上还有后续部队源源不断涌来。
隆冬时，国民党人攻克了南京，一些不法分子趁机在城里大肆劫掠，导致外国人被杀，外国妇女被强奸，外国人的物业被抢掠和焚毁。最后，一群美国和欧洲难民逃到美孚石油公司的驻地美孚山。在此，他们又遭到攻击。长江上的美英两国军舰于是赶来救援，舰炮齐射，形成一个半圆的火力保护圈，难民趁机从高大的城墙上顺绳而下，逃往江边，由登陆部队接应，用小汽艇送到军舰上。
那时，上游五十英里左右泊有两艘日本军舰，听到交火的声音后，火速赶来，迫不及待地要参与对中方的战斗，但抵达现场时，炮击已告结束。两名目本舰长因为来迟而懊悔不迭，居然为此哭开了。
这是名副其实的大新闻，因此，我自然要浓墨重彩处理这个故事，遂在北京《英文导报》头版使用了八栏的大标题，导语则用了双栏粗体字。
第二天，好戏上场了。我被召到克拉克的私人办公室，见里面赫然坐着北京《英文导报》的三位董事：教会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基督教青年会书记德怀特爱德华兹及半教会性质的北京语言学院校长W.B.彼得斯博士。
三个人由司徒雷登博士为发言人，所以他先开腔道：“我们来的目的，是抗议你把《英文导报》搞成一份不可饶恕的耸人听闻的报纸。你把南京事件的新闻放在了头版，还用了危言耸听的大标题，你难辞其咎。如果这件事非报道不可，那也应该把它放在内页里，只用单栏的标题就够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他们又把抗议内容重复一遍后，我才耐心同三人理论，就好比试着与童子说理。我告诉他们，这条新闻是头等重要的。自二十六年前义和团叛乱以来，这是美国军舰第一次向中国人开火，对此事的报道，当然要占据头版位置。我指出，美国及欧洲的所有报纸，肯定会把轰炸南京的新闻置于当天最显著的位置。
他们的依据则是，本次事件必将损害中国人对美欧人士的亲善之情，从而损害他们各自的事业，因为他们都在中国传教、办学校、办医院。因此，这类新闻必须封杀，或小而化之。
最后，双方搞得剑拔弩张，于是我拿出与克拉克的书面协议，上面言之凿凿，授权我全面掌控办报方针及新闻版面。我对访客们直言，如果不收回抗议，二十四小时一过，我就拂袖而去。而如果他们再敢以董事身份正式抗议，那我就当场辞职。
事后，我与这三位先生便再未谋面。直到来年开春，我才因为一件急事，又找了他们三人一次。由于此事可能危及报纸的生存及克拉克的清白，所以必须找他们面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