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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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立宪 主编
出 版 社： 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版次： 1页数： 317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2254312包装： 平装内容简介
何伟（Peter Hessler）是美国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的专栏作者。他在《纽约客》上开辟的专栏名字就叫“中国通信”，尽管他现在已经隐居在美国的某座偏僻大山里。
导致他这次隐居的，是《读库0704》中《遍走长城》一文中提到的石彬伦（David Spindler），他们两人某次一起爬长城，他从一个台阶摔下去，膝盖骨骨折。因为其他意外，《读库0704》未能在预想时间内出版。而按照我的如意算盘，《遍走长城》是可以和《纽约客》上的英文原稿同时面世的。这篇文章备受《读库》读者称道。我将这些好评转达给何伟，以此为诱饵让他为《读库》持续供稿。
《中国的速成城市》一文是他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次成为《读库0706》的头条。我特别建议那些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好好读一下何伟的文章，看看他是如何采集事实、组织报道的。
2007年8月8日，中国隆重迎接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同日，英国主流媒体也极为少见地在头版头条报道有关中国的内容，主题却是“长江白鳍豚正式宣告绝种”，奥运倒计时活动被放在了一边。《卫报》宣称这是“五十年来第一种被人类活动推向灭绝的大型脊椎动物”。中科院水生所的专家立刻通过媒体反驳，白鳍豚只能说是功能性灭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物种灭绝标准，是指在过去五十年中未在野外找到的物种。
如果根据这个国际标准，英国人显然有点操之过急，但不管是灭绝还是功能性灭绝，白鳍豚“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悲剧并无争议。
于江先生土生土长在北方，本身的职业也与动物保护没有什么关系，却写起了长江里的白鳍豚。《白鳍豚挽歌》一文，是他经过长达五年多的准备和酝酿，写就的一条生活了二十二年的白鳍豚的生命传奇。
在中国，有许多事情，机构不去做，民间在做；专家不去做，百姓在做。
2007年是“冬皇”孟小冬诞辰一百周年，本期《读库》特别刊发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这篇文章蓄谋已久，事实上我们还有更复杂的计划，比如拍一部反映孟小冬生平的电视纪录片、组织一次余派老生的专场演出等等，但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只实现了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好在来日方长，孟小冬永远也不会过时，余派也永远不会过时，让我们慢慢来做。
记得几年前，一些戏迷在网上“雪地裸身横一字马跪求”孟小冬的照片。关于这位传奇女子，我们可以见到的图像和声音都很少。为了配发本期文章，我从章诒和先生处求来几张孟的照片。天津的马骞兄弟手里握有全套的天津《北洋画报》影印本，三十年代的《北洋画报》是报道梅孟之事最多的媒体，上面也有许多珍贵的照片，马骞兄弟用极大的耐心搜集了十几张照片发过来。尽管由于年代久远，兼是影印本的原因，这些照片的清晰度不够，但已弥足珍贵。特别是一组四张孟小冬的表情照：迎吻、送吻、斜睇、凝思，非常生动地浮现在纸上。这些照片的说明文字均为当年《北洋画报》所配发，我们也可以从中一睹七十年前中国八卦媒体的风貌。
高玉宝的自传体小说《我要读书》当年风靡全国；王绪阳、贲庆余两人创作的连环画《我要读书》也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本期《读库》中刊载的是王绪阳先生所回忆的《我要读书》的创作始末。尤为难得的是，他还提供了当年去高玉宝故乡体验生活时画的速写素描等原始材料，以及曾经被要求修改的画页的原稿。这些都呈现在《读库》中。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连环画《我要读书》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由适当的人员，用适当的方法完成的作品。
傅惟慈先生是翻译界的“四大名旦”之一，译著无数。生活中的傅先生也是个老顽童式的人物。自幼便渴望过一种流浪汉的生活，“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中国这样的文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千里负笈记》记录的便是他流浪生活的起点，“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他从沦陷中的北平，只身南下，几经辗转，来到后方的大学，继续求学。
全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流落到洛阳临近前线时，那里有国民政府设立的战地失学失业接待站，收容从沦陷区来的青年人，分配入学或就业。抗战期间，从沦陷区到内地的学生可以领取政府每月发放的助学金维持生活。这是我原来所不知道的细节。
国破尚如此，留待今人羞。
《四海无人对夕阳》一文是梁由之先生写作的“百年五牛图”系列之一，所谓“百年五牛”是他心目中近百年中国史上最杰出的五个人物：蔡锷、张季鸾、陈寅恪、鲁迅和林彪。该文写的是陈寅恪先生，近日从梁先生那里得到消息，说是“百年五牛图”将由中信出版社在2008年推出，遗憾的是林彪一文只能存目。
苗炜是《三联生活周刊》的执行主编，但在我看来，他最大的成就就是每期《三联生活周刊》上所辑录的“声音”专栏。各媒体基本都有同样性质的专栏，但我相信苗叔叔的是最好的。这世界上声音太多了，选择什么、记录什么、保留什么乃至发现什么，其中大有学问。在《读库0606》中，我把苗师傅2006年全年辑录的声音一网打尽，本期《读库》搜罗的则是2007年的喧哗与骚动。
目录
中国的速成城市
白鳍豚挽歌
为“水中国宝”立传
缱绻戏梦间
《我要读书》创作始末
有一种玫瑰名叫辛德贝格
千里负笈记
青年会：城市改革者的命运
科柯施卡的世界碎片
四海无人对夕阳
满是心跳的热血江湖
匹格
科学界动物志
金庸识小录（下）
声音
书摘插图
中国的速成城市
一个有超级能量的省份如何造成灯泡、纽扣、胸衣环及工人居住的速成城市？
下午两点半，老板们开始设计工厂。他们租的三层建筑空无一物：白墙、空地、无锁的前门。来去随意，浙江丽水经济开发区的一切共享着这种公开感。旁边的楼房也只是空壳，旁侧是条土路，通往未完工的高速公路。银色的空白广告板反射向天空，宣传着十月末的阳光。
王爱国和高肖孟从温州开车一百三十公里来此——温州是中国西南沿海的一个城市。他们是本家——舅舅和外甥，来丽水创业。“这地方刚开放。”在厂门口见面时，高老板说，“温州以前就这样，可现在那儿什么都贵，小公司活不下去。这样的地方更好点儿。”
在房子的一层，我们见到一个包工头和他的帮手。没有建筑师，没有绘图员，也没人带着标尺或铅垂线。高老板开始发“三五”牌香烟。他三十三岁，平头，有些紧张，舅舅在旁边时尤为明显。大家都点上烟，年轻人从手提包掏出一支笔和一片纸。
他先粗略画了房间的外墙，然后开始设计；画的每条线代表一面要被建起的墙，工厂在我们眼前慢慢成形。他在西南角画了两条线：未来放机器的房间，旁边是化学实验室，接着是库房和第二个机房。王老板，这位
舅舅，仔细看看这页纸，说：“我们不需要这间。”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把那问房子划掉了。只用了二十七分钟，他们设计完第一层。我们上楼。发更多香烟。高老板翻过这张纸。
“这间办公室太小了。”
“把墙放这儿，够大了。”
“能在这儿再垒堵墙吗？”
二十三分钟后，他们设计出一间办公室，一条走廊，以及给工厂管理者们的三间起居室。在顶层，设计工人宿舍又花了十四分钟。总共算来，从上到下，两千平方米的工厂空间，他们用了一小时零四分钟便分配完毕。高老板将这片纸给了包工头。后者问他们什么时候需要报价。
“今天下午怎么样？”
包工头看看表。下午三点四十八分。
“不可能那么快搞完啊！”
“好吧，明天一大早告诉我。”
他们讨论了建筑材料问题：油漆、水泥、空心砖。“一扇门要收我们八十块钱，”王老板告诉包工头，后者是丽水本地人，“别买便宜材料蒙钱啊，现在好好干，以后我们还雇你。我们在温州就是这么赚钱的，明白吗？”
日用品的海洋
温州机场的书店堆满了这本书：《其实你不懂温州人》。同架的还有：《可怕的温州人》、《温州人赚钱秘诀大全》、《东方犹太人：五十位温州商人的经商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浙江省的温州地区成为有吸引力之地，地方媒体也为这个传奇推波助澜。最近，温州的《财富周刊》对当地的百万富翁们做个了问卷调查，一个问题为：如果被迫在事业和家庭中选一，你会选哪个？六成的受访者选了事业，两成选了家庭，其余两成举棋不定。
从一开始，是“绝望一拼”的因素帮助创造了温州的商业传统。此处耕地贫瘠，崎岖多山，内陆交通不畅。别无选择，温州人将目光转向海岸。至十七世纪的明代末期，已发展了强大的商贸文化。但1949年后，共产党掌权并切断海外贸易纽带，多数私营企业被公有化，温州失去这一支柱。即使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当邓小平推行市场经济改革时，温州也处于明显劣势。温州人缺乏北京人的高等教育，也吸引不来上海可轻易获得的外资。当政府试图设立第一个有经贸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发展的经济特区时，他们选择了香港旁边的深圳。
但温州人有无价的资本——与生俱来的做生意本领。家庭开手工作坊，通常只有十来个工人，生产简单物品。日积月累，手工作坊壮大为工厂，温州逐渐独占一些低端工业。今日，中国的鞋有四分之一为温州所产。这座城市生产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打火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温州企业为私有。
这众所周知的“温州模式”，在浙江省南部很是风行。尽管上个世纪百分之八十的浙江企业家只有八年或更少的正规教育，这个省却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位居中国各省份之首（直辖市如上海和北京除外）。浙江成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缩影：一个贫困的农业国家，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加工制造中心。
一年间，我屡次造访浙江。每次都在温州租辆车，在省内穿行。我就像一个在西班牙长途跋涉的朝圣者，经过很多产品的诞生地，会在那些模糊不明的圣殿驻足。自机场驱车，沿海岸线向东北方，或朝西北的内陆地区而去，我开始看见铰链、折页，一路都是大广告牌，宣传开、关门所需的每种金属零件。一英里后，广告转向电源插头和变压器。然后，我到了专产电源开关的地区；接下来是荧光灯泡，再往下是水龙头。
渐行渐远，圣殿们愈发复杂精美。在桥头镇，我驻足欣赏一个足有六米高、形状为纽扣展翅的银色雕塑——雕塑为镇中长者所立。桥头镇只有六万四千人口，但当地的三百八十家工厂为中国成衣生产百分之七十多的纽扣。在武义，我问几个路人，他们的特产是什么。一人从口袋里掏出三张扑克牌，都是Q。这座城市一年制造十亿多副纸牌。大唐镇生产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袜子；崧厦一年产三点五亿把雨伞；乒乓球拍来自上官镇；分水镇制造各种各样的笔；下斜村生产儿童攀援游戏立体构架；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领带产自嵊州。
所有产品都在义乌售卖。对于浙江朝圣者来说，那是一片乐土，义乌的广告语是“日用品的海洋，购物者的天堂”。义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离海岸一百六十公里，但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来这里批发货品。那儿有围巾区、塑料袋市场，还有一条街专卖各类弹性织物。如果你看腻了纽扣，可沿宾王拉链一条街信步闲走。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一个当地商业区，有三万多摊位。如果你在每家小店花上一分钟，一天花八小时，也要两个月才能看完。义乌吸引了无数中东商人，以至于某个社区有二十三家规模可观的阿拉伯餐馆，还有家黎巴嫩面包房。我与一个来自伊拉克北部的商人在库尔德饭馆Arbeer吃晚饭。他是来采购牛仔裤和台灯的。
过去，丽水是浙江省唯一不在朝圣路线的城市。它在山巅，瓯江又太浅，无法过船，一位当地人称它为“浙江的西藏”。这种矛盾修饰法——如新泽西的阿拉斯加——言之有理：在一片工业地貌中，丽水成为最后的边缘地带。它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中最贫困的城市，但新的高速公路即将完工，投资者们纷至沓来。
关于刘宏伟的记忆
工厂设计完三个月后，高、王两位老板开始测试设备。我初次造访之后，他们已从中国南部另一工厂挖来几位熟练工人，生产线也安置就绪。十五米长的机器阴郁地隐伏在角落的房间，六吨重的铁家伙被漆成海绿色。
当负责的技师启动开关，这庞然大物发出隆隆巨响。煤气喷嘴在蓝色火焰下发出低沉的嗡嗡声，不锈钢传送带蹒跚着前去。数字控制台检测着温度：二百、三百、四百，温度达到四百七十四摄氏度，然后开始下降。他们需要五百摄氏度才可投入生产。
“可能是因为这儿的气温比广东低”，技师说。他叫罗受云，大家都叫他罗技师。他戴上一副隔热手套，试图打开机器的一扇炉门。但把手在他手中融化了，他一松手，那东西掉在地上。他骂了两句。那块火红的铁躺在地上，如被激怒的蛇，嘶嘶直叫。
“没事儿。”王老板说。
罗技师摆弄着操纵台。他总结可能是因为天然气罐不够热。人们调节了阀门，开始摇这些巨大的金属管。温度并未升高。他们摇得更用力，仍无成效。有人拿来活梯和开水。
高老板看起来比以往更为不安。他从未安装过如此巨大的生产线。十多年前，他在温州郊区开了第一个手工作坊，与父母和两个姐妹，织造廉价长裤腰部衬里布。最初的利润为百分之五十，工厂稳步扩张。但附近很快有二十多家公司生产长裤衬里，利润持续下滑，高老板最后退出此行。“以前你想找到一种别人还没生产的东西，”他解释，“可现在，在中国每样东西都有人在生产了。”
这是“温州模式”的一个弱点。人们生产投资少和技术含量低的产品，邻居们很容易群起效仿。王老板，这位舅舅，也吃过相似的亏。他以前为女性胸衣生产铁托环，但利润直线下跌。两人联合，决定继续生产铁环，但他们的目标是寻找一种更有利可图的产品。
幸好一个普通的胸衣由十二部分组成。打个比方说，他们开始从下到上，在胸罩上寻找商机。他们想过线；看过蕾丝花边；考虑过挂钩。当他们寻到顶端时，那几个小小的“0”和“8”形状的、可调整胸罩带长短的小环，正中他们下怀。
这种胸衣环由表面有抛光尼龙涂层的铁构成，需要专门的加工工艺。关键设备是电脑控制的生产线，分为三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要将物体加热到五百摄氏度。原本欧洲人生产这些铁环，但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台湾地区垄断了市场。到九十年代中期，一家名为“大铭”的大陆公司进口了一套生产线。
生产线来到大陆，因为生产成本很低，这机器成了摇钱树。老板一夜暴富，一个名叫刘宏伟的工人心生一计。尽管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但他是个经验丰富的技术员，对这车床也颇为熟悉。他非常细心地记住生产线的细节，偷偷画出图纸。这个计划完成后，他联系了汕头汕港科技公司的老板。
1998年，第二个老板雇用了刘，将图纸拿到广州的轻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定做生产线。最初，新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毕竟，人的记忆不可能完美无缺——但两个月的调试解决了问题。汕港科技公司开始生产胸衣环，但刘在一家名为“金德”的公司，迅速找到第三位老板。刘每次跳槽，都要求对方为他的图纸和指导付钱，有人认为他可能因此赚了两万美元。
这位刘先生不知不觉追随了一条其他经历过突然制造热潮的社会也走过的路。1810年，一位富有的美国人弗朗西斯卡波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游历英国，他用自己的关系参观当时世界上最早的纺织厂。英国法律禁止出口机器或图纸，但洛厄尔记忆力极佳。他回到美国，用他的合伙人的话说，重新发明了卡特赖特织布机。洛厄尔成为美国英雄，一个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小镇以他的名字命名。
约两个世纪后，当刘宏伟试图转向第四位老板时，他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刘的一位前同事说，第三位老板给了他一万两千美元报酬，刘便携款潜逃了。“我知道金德的人在找他，他们真急了，”顾洪，轻穗机械公司一个曾帮助定做机器的管理人员说，“他就消失了。”
这行业已然改变。刘改造利用机器的五年内，胸衣环价格跌了六成。今日，二十多家中国公司在生产这玩意儿，任何人花六万五千美元就可以买套机器。从前，主要生产商集中在南方，现在高、王两位希望成为浙江第一个制造胸衣环的老板。
他们测试机器那天，温度持续不变，人们轮流站在活梯上，往天然气罐上一桶桶浇热水。半小时后，室内水汽弥漫，他们发现了一个新道理：往罐上倒热水对胸衣环的生产毫无用处。
四个小时的测试后，他们放弃了。最后，罗技师拆了机器，替换了部分零件，将燃烧炉移近生产线。这活计花了将近两星期。一些机器部件是由胶合板和线丝临时配备的，他们没有重新安上融化的把手。“图纸仍不够好。”罗技师解释说。几年前，他曾与刘宏伟一起工作。关于这位“技术贼”，他所说的和我从别处听来的差不多。刘来自四川，身材高大，性格狡诈。人们猜刘不是他的真姓，也从未见过他的妻子或孩子。没人知道这人在哪儿。
移山
丽水经济开发区政府的标语是：“一人顶两人，一天顶两天。”这口号似乎太谦虚了。自2000年到2005年，丽水人口由十六万增长到二十五万，当地政府投资八点八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五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过去半个世纪总和的五倍。从投资的角度讲，他们一天完成了五十天的工作。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产值平均年增长百分之十。这种增长也由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移民潮促成：约一点四亿中国农民背井离乡，另有四千五百万正要在未来五年加入城市劳动人口。他们多数去了沿海工厂，但近年来，民工们日益被吸引到内陆城市，因为工作竞争不那么激烈。
这些城市必须靠自己扩张和吸引工业，因为中央政府已不再提供计划经济时代的资金和指导。一个通常的策略是设立工业区：清出土地，廉价售卖，给投资者税收优惠。2002年，丽水开始在城南一片方圆十四点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修建工厂区。到2006年，近二百家企业开始投入生产，吸引来三千名外地工人。
指导其发展的，是王黎煚，四十八岁的经济开发区主任。他年轻时曾在一家炸药厂工作，然后在部队开了五年坦克。复员后，他去了一家国有银行，在政府机构不断升迁。他友好而开明——中国官员中少见的品质。他告诉我，自己仍被从军的经历鼓舞着。“在坦克里，你直奔目标，”他说，“需要坚持不懈。”
丽水工业区从前是高低不平的农田。王主任告诉我，约有一千名农民被迁走了，被铲平的还有一百零八座大大小小的山头。他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把高处铲平了，低处垫高了。”在我早些时候的某次丽水之旅中，曾目睹“愚公移山”的过程：出动三十辆自动倾斜卡车和十一辆挖土机，工人们在山头堆了九吨炸药。最终，此处将被建成几家化工厂。
一个工人看到我，走过来。他每只手拎了个廉价塑料袋，里面装满炸药。他将袋子放在地上，说：“你能带我弟弟去纽约吗？”
作为在中国生活十年的外国人，我已习惯了这种毫无铺垫的对话，但这次的开场让我一时无言以对。不过，我的目光无法从那些袋子上移开。工人笑了笑，说：“我开玩笑的。他倒真挺想去美国的。”
他介绍我认识主管爆破的穆士友。穆与我走过将被炸平的山脚下，团团缠绕的线连接着压缩炸药。他将这些线接在另一条单线上，然后在我们走开时缓缓放松绳索。所有机动车辆和工人们都已疏散，四周如此寂静，我可以听见空中的鸟鸣。
引爆器有两个开关，分别注明“charge”（装炸药）和“爆破”。我们站在一辆推土机的大轮子后，穆士友的步话机传来命令：“Charge！”
他按动按钮，说：“到那儿你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倒计时，另一道令下：“爆破！”他迅速按下第二个开关。瞬间，一切无声，一网电流闪烁着穿过山坡，如闪电降临人间。
愿意吃苦
2月6日，测试机器半月后，王老板放了两盒鞭炮，宣告工厂开业。这天是农历正月初八，一位风水先生建议老板们好好利用“八”，中国的吉祥数字。
如多数温州商人一样，王老板非常迷信。他调门很高，略微口吃，说话时不断眨眼。他年约四十，过去一直在制造物品的零部件：管道零件、自行车铃部件、胸衣的部件。以后见之明，他希望自己年轻时最好是去做鞋。“我有些后悔。”他告诉我，因为他少年时代的朋友不少都成了鞋厂百万富翁。甚至在新的丽水工业区，当一切都在建设之中时，隔壁的草似乎都绿些。王老板的邻居是各雷电器公司，其老板本是在桥头做纽扣起家的，后来才转向规模更大和更好的行业。现在各雷雇了数百工人，新工厂生产三美元一个的塑料电源插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