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房子
点此进入淘宝搜索页搜索分類: 图书,小说,社会,
作者： （阿根延）胡利奥科塔萨尔著，孙家孟译
出 版 社： 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510000版次： 1页数： 587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32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6689824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拉美“文学爆炸”主将，科塔萨尔代表作，西班牙语的《尤利西斯》。
内容简介
《跳房子》是当代拉美文学的经典之作，被誉为“拉丁美洲的《尤利西斯》”、“二战后关于情感和观点的最为强劲的百科全书”。
小说叙述的是一位任性不羁的拉美知识分子——奥利维拉，为了追求人生的真谛来到西方文明的“天堂”——巴黎，却发现自己与其格格不入，与周围的人和整个社会无法沟通。失望之余，他不得不舍弃爱情与友谊，回到“人间”——布谊诺斯艾利斯。然而，在这时他同样找不到自己形而上的追求。他执著地寻找理想中的精神天堂，但无论巴黎，还是阿根廷，苦苦的求索，只是使他一次次跌入失望的绝境。
《跳房子》是一部充满阅读挑战的巨著，它甚至包含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一切写作技法。它为读者安排了两种以上的读法：传统的、现代的、以及科塔萨尔向读者发出的“合谋者”阅读方法，即读者自己挖掘出的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无穷的讲法。作者为此把不要问题只等答案、喜欢不劳心智地被动阅读的享乐主义读者叫做“雌性读者”（这种刀大男子主义之嫌，后来作者曾为此向全世界的女性公开道歉）。
作者简介
胡利奥•科塔萨尔（1914—1984），二战后阿根廷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也是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大先锋之一。《跳房子》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他的小说《放大》被著名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改编成了电影《春光乍泄》。
媒体评论
我们大家在写同一本拉丁美洲小说，我写哥伦比亚的一章，富恩特斯写墨西哥的一章，胡利奥科塔萨尔写阿根廷的一章，何塞多诺索写智利的一章，阿列霍卡彭铁尔写古巴的一章……
——加加西亚马尔克斯
科塔萨尔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跳房子》则有如“潘多拉的魔盒。”
——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
书摘插图
1
我能找到玛伽吗？以前许多回，我只要沿着塞纳路走过来，在面对孔蒂码头的拱门下一出现，在塞纳河面荡漾着的灰漾漾的微光刚一使我能看清周围事物的时候，她那纤细的身影就会镶嵌在艺术桥上，她有时在桥上来回漫步，有时则停在铁栏上俯望河水。于是我穿过马路，走上桥阶，进入那细细的桥身，向玛伽走去，这一切显得那么自然。玛伽微笑着，并不觉得奇怪。同我一样，她也认为，一次偶然的相遇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不具有偶然性，她也认为，准时按地赴约就跟写字非要用带格子的纸张或是挤牙膏非从底部挤起不可一样。
但此时她不会待在桥上，她那皮肤透明、清秀的面庞也许会出现在马雷区，也许正在同卖炸土豆片的妇人闲谈，或许正在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吃着热腾腾的香肠。不管怎样，我还是上了桥；玛伽果然不在，也没有向我走来。以前，我们都熟悉对方的住所，对我们那两间冒牌留学生宿舍中每个墙洞，包括镶在廉价镜框或是花里胡哨的纸片上的那些明信片上印的普拉克、吉兰达约或马克斯•恩斯特的作品都了如指掌。尽管如此，我们是不会互相找到对方家里去的，而宁可在桥上，在咖啡馆的街座上，在电影俱乐部里相会，或是在拉丁区某个庭院里弯腰跟小猫亲热时相遇。啊，玛伽，此时每当一个与你相像的女人走过，我就感到愕然，心如刀绞，好一会儿才能恢复过来，就像收起来的湿伞。对，正是那把伞。玛伽，你大概还记得，在三月一个寒冷的黄昏，我们在蒙特苏里公园里牺牲在山坡下的那把旧伞吧。我们把那把伞扔掉，是因为你在协和广场捡到它时已经有些破了，可你又使用了很久。尤其是在地铁和公共汽车上，当你头脑里想着彩色的小鸟，或是出神地凝视着车顶上两只苍蝇在飞旋着画出的图案的时候，你就笨拙地，心不在焉地用伞戳人家的肋骨。一天下午下了一场大雨，在我们走进公园的时候，你想骄傲地把伞撑开，结果在你手中出现了一场灾难。犹如闪电、乌云，伞布撕得一条条地从闪光的破架上落了下来。我们俩浑身淋得精湿，发疯似的大笑着。我们想，一把在广场上捡来的伞应该体面地在公园里寿终正寝，不应该被扔进垃圾桶，或抛在路边，而形成一种卑贱的恶性循环。我尽量把伞卷紧，走到公园中架在铁道上方的小桥附近的高地上，使尽全力把伞扔到草地中那已经湿透了的谷地深处。你发出了一声大叫，在你的叫喊声中我觉得隐约听出了瓦尔吉莉娅的诅咒。那破伞仿佛在风暴中沉入了谷地，犹如一艘船沉人绿色的海水之中，沉入汹涌澎湃的绿色海水之中，沉入在夏天比在冬天更加汹涌的海水之中，沉人凶恶的浪涛之中。与此同时，玛伽，我俩像是两棵淋湿了的树木，也像是某部蹩脚的匈牙利影片中的演员那样拥抱着。我俩仿佛迷恋着茹万维尔的作品和迷恋着公园的情侣那样，一面拥抱着，一面缓缓地谈着话，看着雨伞落在草地上，变成了一个被踩扁了的小小的黑色昆虫。它一动不动，任何弹簧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伸展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啊，玛伽，可我们并不高兴。
但我到这艺术桥上来干什么？今天好像是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四，我本来想过河到右岸去，到隆巴尔路那家咖啡馆去喝酒，雷奥尼厄太太经常在那里给我看手相，她告诉我何时宜外出，会发生什么令人惊奇之事。我从来没带你去让雷奥尼厄太太给你也看看手相，也许是我怕她会在你的手上看出我的某些真实情况，因为你是一面可怕的镜子，一台可怕的复制机器。我们所谓的相爱，也许仅仅是我手拿一朵黄花，站在你的面前，而你，则手中拿着两支绿色的蜡烛，时间从我们的面孔上慢慢流逝，我们相对无言，接着就是告别，各自去购买地铁车票。我从来没带你去过雷奥尼厄太太那儿，玛伽，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因为你对我说过，那就是你已不喜欢让我看到你经常去位于韦纳伊路的那家小书店，那里一位疲惫不堪的老人在做卡片，他精通历史编纂学。你到那里去是为了同一只小猫玩耍。老人同意你进去，不向你提任何问题，有时你从最高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递给他，他就心满意足了，你就可以在他那装有黑色烟筒的火炉旁取暖了。可你并不愿意让我看见你在炉旁取暖。这一切我早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说出来，只是确定干一件事的时间是很困难的。就是在现在，我俯身桥上，望着一艘褐色的机动船在驶过，船身擦得干干净净，美丽得就像一只闪光的蟑螂；一个扎着白色围裙的女人正在船头的铁丝上晾衣服；舱窗漆成绿色，上面挂着两分式的窗帘，玛伽，就是在现在，我都怀疑我的这种舍近求远的绕路是否有意义。到隆巴尔路去，本来最好是穿过圣•米歇尔桥和交易桥。如果你像以前许多次那样，今晚也在桥上，我就会明白这种绕远是有意义的了。而现在我就只得把这种失败称为可悲的绕远了。我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沿着码头朝前走，进入满布大商店、尽头是夏洛特河的那带城区，穿过圣•雅克塔那紫色的阴影，来到我居住的街上，对未能找到你一直放心不下，同时也想着雷奥尼厄太太。
我记得，我是于某日来到巴黎的。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靠借债过日子的，千千别人干的事，看看别人看的事物。我也记得，你正从谢尔歇一米迪路上的咖啡馆走出来，于是我们就交谈起来。那天下午一切都糟糕透了，因为我这阿根廷人的习惯不允许我在大街上穿来穿去，在一些我记不起名字来的大街上张望那照明极坏的橱窗里陈设的微不足道的商品。我极不情愿地跟在你的身后，发现你既夸夸其谈，又无教养。直到你对身体不累而感到厌烦时，我们才走进布尔米希路上的一家咖啡馆。吃完一个面包，在吃第二个之前，你突然对我讲述了你生活中的一大段经历。
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却是千真万确的，我怎么能加以怀疑呢？画了黄昏中的紫罗兰的费加里怎么能面色青紫，受着饥饿与肾病的折磨呢？后来我相信了你，你是有道理的，再后来，雷奥尼厄太太也看着我那抚摩过你乳房的手说出了同你一样的话： “她在某地吃过苦，她备受折磨，但她性格活泼，她喜欢的颜色是黄色，她喜欢的鸟儿是乌鸦，她喜欢的时光是黑夜，她喜欢的桥是艺术桥。” （一艘褐色的机动船，玛伽，为什么我们不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乘船回国呢。）
你瞧，我俩刚刚认识，生活就策划了一切必要的条件让我们一点一点地分开了。你不会装模作样（我立即就发觉了这一点），但为了看到我意愿中的你，我必须从闭上眼睛开始。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些犹如黄色星辰的东西（在天鹅绒般的果冻中动来动去），接着是脾性与时光的红色跳动，然后我才能慢慢进入那笨拙与混乱的玛伽世界，其中还混杂着带有克勒那蛛网般签字的羊齿草，米罗的马戏团，维拉•达•西尔瓦那灰烬般的镜子。在这个世界里，你就像象棋中的马在棋盘上驰骋，但却按照车的走法走，而车又按照象的走法在走。那些日子里，我俩还经常去电影俱乐部看无声影片，因为我有这种文化修养，不是吗？而你，可怜的人儿，对这种在你出生之前就出现了的充满刺耳的音响和黄色斑点的影片，动作僵挺的人在有凹纹的乳剂中奔跑的影片，却一点也看不懂。突然，哈罗德•劳埃德出现了，于是你从梦中醒了过来，最后你信服了，影片很好，接着就大谈帕布斯特和弗里茨•朗。你愿意一切都十全十美，这成了你的怪癖，但你又穿着破鞋，拒绝接受可以接受的事物，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有点厌烦。我俩经常到奥德翁剧院附近去吃汉堡包，骑自行车去蒙特帕尔纳斯玩，随便投宿于某个旅店，随便睡什么样的枕头，但有时候我们也去奥尔良门，对于这个土地贫瘠的地方我们愈来愈熟悉了，它比儒尔当林荫大道还要远一点。有时我们“蛇社”的成员午夜在那里集合，去跟一个盲人占卜者（瞎子能看到未来，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矛盾）交谈。我们把自行车放在街上，缓步进去，这中间我们不时地停下来仰望天空，因为这里是巴黎很少几个天空比土地值钱的地方之一。有时我们坐在垃圾桶上吸一会儿烟。玛伽_一面抚摩着我的头发，一面哼唱着连瞎编都编不出来的旋律和荒谬的小曲，中间还夹杂着几声叹息和回忆。我则利用这个时机思索一些琐事，这是几年前我在一所医院开始实践并且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有必要的一种办法。我以巨大的努力集中了一些辅助性的形象，想着某些人的气味和面孔，最后终于从无到有地记起了一双我从1940年在奥拉瓦利亚@就开始穿的褐色鞋子，鞋后跟是橡胶的，鞋底却很薄，一下雨就进水，渗满了水。有了这双鞋子在记忆这只手里，其他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想起来了。譬如玛努埃拉夫人的面孔，譬如诗人埃内斯托•莫罗尼。但我马上就把这两个人排除掉了，因为我的这个游戏在于仅仅回忆那些微不足道、不显眼和已经死去了的事物。我记忆力上的障碍使我显得很迟钝，我一面担心无力进行回忆，一面傻乎乎地亲吻时间，最后终于在那双鞋子的旁边看到了一听太阳牌茶叶的罐头，那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妈妈给我买的。还有那把茶匙，上面画有老鼠的图案，黑色的小老鼠在水杯中仿佛被活活烫死，冒出啵啵作响的泡沫。我相信记忆这东西能保存一切，不光只能保存阿尔贝蒂娜和心灵与肾脏中的大事记。于是我顽固地想重新记起我在弗洛列斯塔时课桌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名叫赫克列普顿的姑娘那难以记起的面庞是什么样的，以及我那五年级学生的铅笔盒里有多少支小型钢笔。结果我失望了，失望得浑身发抖（因为我一直想不起那些小型钢笔是多少支，我知道它们是放在铅笔盒里的一个专用格子里，但怎么也想不起有几支了，更确定不下来何时应该是两支，何时应该是六支）。直到玛咖吻我，把香烟喷到我脸上时，我才醒过劲来。我俩笑了，开始在一个个垃圾桶中间漫步，去寻找蛇社成员。
在此之前我早就知道寻求是代表我本人的符号，寻求就是那些夜间外出、毫无目标的漫游人的标记，寻求就是毁掉指南针的人的理由。我同玛伽谈论着例外论，直到二人都感到厌倦为止，因为她也经历过不断跌落到各种例外中的事情（我们的相遇就是这样的事，许多事情都像火柴一样一闪即灭），经历过钻入并非属于常人的格子中的事。
但我们并不蔑视任何人，不自认为是廉价处理的马尔多罗，也不是拥有流浪特权的梅尔莫斯。我不认为萤火虫能以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奇迹之一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感到自负，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一种有意识的动物的话，我们就会理解，每当肚皮发光的时候，这一发光的昆虫就可能有一种类似拥有特权的愿望那样的感觉。同样，玛伽也很喜欢某种不可信的事物，她本人就总是由于生活规律失败而卷入这种不可信的事物中去。她就是那种只要一过桥，桥就散架的人，就是那种又哭又叫地回忆曾看到展览在橱窗中的那张赢得五百万元的彩票的人。从我这方面讲，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大不小的例外事件。有时在我摸索着走进房间，伸手去拿唱片集的时候，却感到一个活生生的物体在我手掌上蠕动，原来那是一只钻到唱片集脊背上睡觉的大蜈蚣，然而对此我并不觉得非常可怕。还有，我也曾发现过一包香烟中长满了灰绿色的长毛。也有时当我专心欣赏着路德维希•范的一首交响曲的时候，突然一声机车汽笛响了起来，刚好同那一乐段的调性和速度相吻合。有一次我走进梅迪奇斯路上的一个公厕，看见一个人正在专心地撒尿。在离开他那个隔间的时候，他向我亮出了他那硕大无比、颜色难以确定的阴茎，还用手托着，仿佛是件使之顶礼膜拜的珍物。正在此时，我发现这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简直是一模一样（虽说不是同一个人），那另外一个人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还在地理会堂中大讲图腾和禁忌呢。当时他手里小心翼翼地托着象牙权杖、琴鸟羽毛、典礼用的钱币、神奇的化石、海星、干鱼、皇家嫔妃的照片、猎人的供品，还有那使得那些每场必到的太太们喜得陶醉、吓得发抖、涂有防腐剂的大甲虫，向众人展示。
总之，谈论玛伽是不容易的。此刻，她大概正行走在贝尔维尔或庞丹一带，专注地盯着地面，想找到一块红布。如果找不到，她可能就会这样漫步一整夜，会目光呆滞地到垃圾桶里去翻找。她确信，如果找不到赎罪的红布这一取得宽恕、推迟受惩的象征，就会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也相信这种预兆，有几次我也捡到过这种破红布。小时候，无论什么东西掉在地上，我总是要拾起来，因为要是不拾起来，就会发生不幸的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我亲爱的某人身上，这个某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必然是落地之物名称的头一个字母。糟糕的是，只要有东西掉在地上，什么也不能阻止我去拾它，连别人去拾都不行，否则坏事仍会发生。为此，好几次我都被人看成了疯子。实际上也是如此。每当我捡东西，把落在地上的铅笔或纸片捡起来的时候，我都像发了疯一样。那天晚上在斯克利布路上的餐馆里捡糖块的情形就是如此。那是一家很考究的餐馆，是许多老板、经理、穿银狐皮大衣的妓女、体面人家的夫妇经常光顾的地方。我当时正同罗纳德和艾蒂安在一起，一块方糖从我手中滑落，滚到了离我们很远的一张桌子底下。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块方糖竟会滚得这么远，一般说来，由于明显的原因，平行六面体的糖块一落地就会立即停止不动，可这块糖却像樟脑球似的滚了开去。这就更增加了我的疑惧感，我甚至认为是真的有人从我手中夺走的。罗纳德很了解我。他朝那糖块滚去的方向看了一眼就笑了起来，他这一笑使得我又怕又怒。一位侍者以为我掉了某种珍贵的物品，譬如一支派克笔或是假牙什么的，于是他走了过来。实际上他这样一来只能使我感到讨厌。于是我也没有请求允许就趴到地上，开始在人们的鞋子中间寻找糖块。这些人很好奇（这也不无道理），也以为我掉了什么贵重的东西。那张桌旁坐着一位红发胖女人，还有一位，不那么胖，但同样一副婊子相，还有两位像是经理的人。我首先发现那块方糖不见了，可我刚刚还看到它滚进了人们那像母鸡一样不停地摆动着的鞋子中间。尽管地毯已经踩得破损，但那糖块还是藏到了地毯毛里，果真如此，那当然就很难找到了。那位侍者也趴到了桌子另一边的地上。我们两个仿佛四脚动物在母鸡般的鞋子中闯爬来爬去。母鸡上面的人仿佛发了疯，呱呱地叫了起来。那位一直以为我掉的是支派克笔或一枚金路易的侍者在同我一起钻到桌子底下那亲切的暗影中的时候，问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作了回答。顿时，他的面孔板了起来，仿佛被喷了一层定型发胶一样。但我没有心思去笑，恐惧感好像在我的胃门上上了两道锁，最后我绝望了（此时侍者已经气恼地站了起来），于是就抓起两个女人的鞋子，想看看糖块是否躲在鞋底弓弯处。母鸡在咕咕地叫，公鸡经理们就用鞋尖踢我的背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