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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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
出 版 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850000版次： 1页数： 636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0628712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英语世界及海外华人社会最畅销的中国近代史巨作。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五百周年社庆文告公布的数十名著之一。
★经典力作 本书自1970年面世，次年获得美国加州共和奖（Commonwealth Prize），此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
★全新视角 本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美籍华人徐中约教授长期研习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心得。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
★融汇中西 本书兼具中西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精神，全面运用多种文献资料，和吸收不同语文研究成果，以跨学科的方法撰写的近代中国历史，使当时流行英语世界的其他汉学史著不得不重新反思他们研究背后的文化观点。
★史观独特 作者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突破学术界传统的中国近代史时段划分。注重历史事件之间的承启连结，以独特的论述方式，缕述上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
★编排精心 本书内容博大，论述精当，语言生动活泼，详细的地图和丰富的插图相结合，并辅以详尽的索引，在方便读者对相关内容的搜索查阅的同时，也有助于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
（本书内容）扎实有价值……地图非常实用，图片珍贵，而每章后的参考书目对学生、助教及从事研究的学者都有相当的助益……是教授中国历史科老师的重要参考书。
——《历史学：新书评》（Histopy：Revew of New Book）
本书是目前讲述中国近代历史的最好的一本通史—一资料丰富且翔实，广泛吸收大量研究，写作清晰而深入。目前还没有一本能超越这本书的成就。
——《视角》（The Penspective）
能摆脱西方汉学的阴影，以英文作为媒介，向西方世界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的挣扎历程，以近代之崛起为主线，带出一段跨越文化偏见的历史，徐中约教授在1970年首版的The Rise of Modern China，成为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郭少棠，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I.C.Y.Hsu的这本书一直是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最受全国各大学欢迎的著作……我想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局限于地理、编年和各种各样的人名事件，而是试图对这段时期出现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的性格和动机进行刻画……这是一本研究精当、写作精良，读来令人愉悦的书。
——亚马逊网络书店读者评论
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他们力图更新并改造国家，使之从一个落后的儒家普世帝国，转变为一个在国际大家庭中拥有正当席位的近代民族国家。
历经的每一阶段都是艰难的拼搏，有成功，也有失败，但他们加到一起，对中国重现青春活力做出了贡献。
——徐中约
读者对象：
1、历史系学生；
2、选修历史的其他科系学生；
3、对历史感兴趣的普通社会读者。
内容简介
本书自1970年面世后五次修订，销售数十万册，为欧美及东南亚等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权威著作及最畅销的学术教科书，是一本极具深远影响的经典力作。
本书自清朝立国起，下迄21世纪，缕述四百年来中国近代社会之巨变。然作者明确指出，这段艰难的历程并非如大多西方汉学家所言，是一段西方因素不断输入而中国仅仅被动回应的历史。作者拈出“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以及“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三条线索，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三股最重要动力，并通过对近代中国内部社会动荡的描摹，向世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儒家帝国经无比艰难，蜕变为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
徐中约虽身处欧美学界，想通过本书表达的却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对近代中国发展进程的看法”，但这种表达不囿于任何一家学说、一种主义，开出一种折衷调和的历史观。作者以超越意识形态、阶级、党派、种族和文化的眼光，怀抱对各色历史人物的宽容、同情、善意之心，能够公平公正、客观冷静地看待历史事件的发生。并且参考了巨量不同语种的档案文献及研究著述，以跨学科的方法写就这部描述近四百年中华民族之挣扎历程的史学巨著。
作者简介
徐中约（Immanuel C.Y.Hsü，1923—2005），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研究权威学者。194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历史系主任、荣休教授。学问严谨，著有《中国进入国际社会的外交，1858—1888年》（哈佛，1960）《伊犁危机：中俄外交研究，1871-1881年》（牛津，1965）等，翻译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哈佛，1959)。1971年，由圣巴巴拉分校几百位教授组成的学术评议会遴选徐教授任“研究讲座”（Faculty Research Lecturer），此乃该校最高的学术荣誉。
目录
出版前言
目录
地图目录
原著者中文版序
繁体版序
第六版序（英文版）
第一版序（英文版）
历代纪元表
货币及度量衡折算表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
1.1“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1.2“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1.3新的综合思考
参考书目
第一编传统制度的延续，1600—1800年
第二章清帝国的兴盛
2.1清朝的建立
努尔哈赤的崛起；满洲和清的含义；占领北京
2.2南明抗清运动
2.3王朝的巩固与辉煌
顺治朝，1644—1661年；康熙朝，1662—1722年
雍正朝，1723—1735年；乾隆朝，1736—1795年
参考书目
第三章政治和经济体制
3.1政治结构
皇帝和贵族；中央政府机构；地方行政；农村基层控制
3.2经济制度
土地和税收制度；国家收支；人口参考书目
第四章社会和思想状况
4.1中国社会
家庭；宗族；社会分层；士绅；科举
4.2思想潮流
清初对明朝心学的反击；清代中期的考证学
参考书目
第五章对外关系
5.1西欧人的来临
探险家和商人；传教活动；耶稣会影响的衰落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
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
5.2俄罗斯的推进
穿越西伯利亚；早期派往中国的外交使团；
《尼布楚条约》，1689年；图理琛出使留居俄国的
土尔扈特部，1714年；《恰克图条约》，1727年；
托时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年；
俄国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参考书目
第六章国运逆转：由盛到衰
6.1满清力量的衰落
行政无能；腐败普遍；满人和旗人堕落；
财政窘迫；人口压力；士人失责
6.2会党起义
6.3西方的推进与封贡体系
参考书目
第二编外患内乱，1800—1864年
第七章广州贸易体系
7.1单口贸易的缘起
7.2广州贸易
行商；交易程序；征税与交费；交易项目
7.3外国人在广州的生活
行为规则；司法权问题
7.4英国改变广州体系的企图
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阿美士德使团，1816年
参考书目
第八章鸦片战争
8.1鸦片贸易
8.21834年的律劳卑使命
8.3风暴前夕的平静
8.4林则徐在广州
8.5鸦片战争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参考书目
第九章第二次条约安排
9.1耆英的新外交
与璞鼎查的交情；1844年奏折；“广州入城问题”
9.2广州方面的强硬政策，1848—1856年
9.3亚罗战争
天津谈判；1858年《天津条约》；上海税则商议
9.4第二次协定
大沽的击退；北京协定；俄国的推进
参考书目
第十章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及回民叛乱
10.1社会动荡的根源
社会经济因素；鸦片战争的影响；政治腐败；
武备松弛；自然灾害；客家人和基督教
10.2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10.3太平天国的制度
土地制度；军政合一；文化和宗教的合一；新历法；
社会政策
10.4外国的中立立场
10.5曾国藩和湘军
10.6天国内讧
10.7战争的转折点
10.8太平天国的崩溃
10.9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战略错误；意识形态冲突；领导集团的失误；
太平天国生活的自相矛盾；蹩脚的外交
10.10太平天国革命的遗产
10.11捻军叛乱和回民起义
参考书目
第三编外国帝国主义加剧时期的自强运动，1861—1895年
第十一章清朝中兴与自强运动
11.1新领导人及辛酉政变
11.2合作政策和外交现代化
总理衙门；通商大臣；同文馆；海关；国际法的引进
11.3军事现代化和早期工业化
先驱者；恭亲王与李泰国——阿思本舰队；
各省自强运动的开始；守旧派的反对
11.4自强运动的各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11.5自强运动的局限与影响
缺乏协调；眼界狭窄；资本匮乏；外国帝国主义；
技术落后和士风日下；社会和心理惰性
参考书目
第十二章对外关系与宫廷政治，1861—1880年
12.1对外事务
斌椿使团，1866年；蒲安臣使团与修约，1868—1870年；
天津教案，1870年；觐见问题，1873年；
马嘉理案，1875年
12.2慈禧太后及其政治
惩戒恭亲王；控制王位继承
参考书目
第十三章外国侵占台湾、新疆与安南
13.1日本侵略台湾，1871—1874年
13.2俄国侵占伊犁，1871—1881年
清代在新疆的统治与回民叛乱；海防与塞防之争；
崇厚出使和《里瓦几亚条约》，1879年；
曾侯和《圣彼得堡条约》，1881年
13.3争夺安南的中法战争，1884—1885年
法国的入侵；清流党的兴起；战争爆发；和平解决
参考书目
第十四章帝国主义加紧扩张：
14.1日本侵略朝鲜与“中国的瓜分危机”
14.2朝鲜的开放
国内暴乱与国际政治
1882年兵变；1884年暴动；东学党叛乱，1894年
14.3战争爆发
14.4和平协定
14.5清朝失败的原因
14.6战争的反响
帝国主义加紧扩张；民族工业受到压制；日本的崛起；
中国的新政治运动
14.7战后的对外关系
三国干涉；中俄秘约；割地狂潮；门户开放政策
参考书目
第四编改革与革命，1898—1912
第十五章1898年的维新运动
15.1早期维新派和传教士的影响
15.2保守的改革者：翁同和张之洞
15.3激进的改革者：康有为和梁启超
今文经学运动；康有为努力争取认同；康有为的崛起
15.4百日维新
15.5皇太后与政变
15.6变法失败的原因和影响
维新派缺乏经验；慈禧的权势；保守派的反对
参考书目
第十六章义和团事件，1900年
16.1义和团事件的背景
对基督教的憎恶；民众对帝国主义的怒火；
外国经济支配下的艰难生计；自然灾害
16.2拳民的缘起
16.3朝廷庇护拳民
16.4东南互保
16.5媾和
16.6俄国占领满洲
16.7义和团事件的影响
参考书目
第十七章清末新政和立宪派
17.1清末新政，1901—1905年
17.3立宪运动，1905—1911年
参考书目
第十八章晚清的思想、社会和经济变化，重点讨论1895—1911年
18.1思想的再定位
传统思想的变质；新学；日文译著
18.2社会的变化
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的瓦解；新兴阶层；城市的成长
18.3经济困境
预算赤字；贸易失衡；外国投资及其控制作用；帝国主义的两面性
参考书目
第十九章历史透视野下的清王朝
软弱的领导与不完善的体制；满人对汉人的猜疑；
对西方挑战本质的无知；内忧外乱与资本不足外国的作用
参考书目
第二十章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20.1革命的背景与特征
清朝的衰败；人民起义的传统；外国的影响；
政治变革的必要；毕三次革命之功于一役
20.2孙中山与革命
檀香山与香港的影响；兴中会，1895年；伦敦蒙难；
艰难时期，1896—1900年；同盟会成立，1905年
20.3共和国的兴起
铁路国有化；武昌起义；清帝退位；历史意义
20.4袁世凯背叛共和
二次革命；袁的帝制之梦
20.5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7年
清帝复辟，1917年；军阀混战
参考书目
第五编 觉醒与排外，1917—1945年
第二十一章 思想革命，1917—1923年
21.1背景
21.2新文化运动的展开
陈独秀与《新青年》；蔡元培和北大；胡适及其贡献
21.3五四运动，1919年
21.4新文化运动的扩展
外来访客；问题和“主义”；到东方去！到西方去！
21.5结论
参考书目
第二十二章 思潮澎湃和反帝运动中的国家统一
22.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
22.2国民党的改组，1923—1924年
22.3北伐与国共分裂
22.4民族主义外交
华盛顿会议；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22.5南京国民政府
参考书目
第二十三章 国民政府：挑战重重的十年，1928—1937年
23.1“新军阀”和派系政客
23.2日本对东北的侵略
23.3共产党的挑战
共产国际的政策；毛泽东的自行其是；国民党的围剿；
长征和遵议会议
23.4西安事变和统一战线
23.5成败得失：十年回顾
金融改革：关税自主；收回外国租界；交通；工业发展；
教育；新生活运动；文学界；对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忽视；
财政上的不负责任
参考书目
第二十四章 中日战争，1937—1945年
24.1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兴起
1932年的“五•一五政变”；1936年的“二•二六政变”；
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24.2不宣而战，1937年
24.3汪精卫的“和平运动”
24.4国民党的抗战建国计划
24.5国共合作及其摩擦
24.6延安经验与外国的观察
生产自给运动；外国观察家；迪克西使团
24.7战时外交与美国卷入中国事务
1943年的开罗会议；史迪威危机；赫尔利的调停，
1944—1945年；1945年的雅尔达会议；
24.8战争的后果
东亚的国际新秩序；国民党的衰竭；经济灾难；心理的疲惫
参考书目
第六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
第二十五章 内战，1945—1949年
25.1毛泽东在重庆
25.2苏联在东北的行动
25.3马歇尔使华
25.4内战
25.5美国的作用
25.6对美国政策的重新评价
25.7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虚有其表的军事力量；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
失却民心和政府威信；美国调停和援助的失败；
社会和经济改革的迟滞
参考书目
第二十六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十年
26.1政治组织
政府结构；政党；中国共产主义的特殊性
26.2经济发展
土地革命和农业集体化；工业发展；“大跃进”和公社
26.3社会主义新人
26.4对外关系
参考书目
第二十七章 中国重入国际社会
27.1中美缓和
美国政策的变迁；新均势；中国的动机；尼克孙在北京；
《上海公报》；和解的成就
27.2中日恢复邦交
田中角荣的对华新政策；田中角荣在北京
参考书目
第二十八章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8.1邓小平的构想
28.2农业改革
28.3工业改革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28.4对外开放政策
中日贸易；中美贸易
28.5未来发展前景
参考书目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崛起
29.1香港回归
英国的殖民统治；政权交接仪式；回归后的香港
29.2中美关系
“中国威胁”论？；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遏制论与磋商论；
《美日安全条约》；佩里的作用；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
克林顿的友好示意
29.3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
参考书目
索引
审校后记
媒体评论
1.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并不大，顺治康熙朝的天主教传教士显然也对高层政治未能发生特别大的影响，之后清朝的全盛时期，西方传教士在清王朝基本没有任何影响力。仅就徐中约对近代史上限的确定来说，很难让人完全信服。当然，断代，仅仅是论述展开的一个前提，无论我们认同与否，都很值得商榷。徐中约的结论，即中国的近代仍旧是未完成的“近代”，显见作者醉心于长时段历史写作的雄心，事实上作者也创造了一个中国近代史写作的全新范式。——《新京报》
2.作者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在英文版序言中说：“在步入21世纪之际，中国犹如一只在涅槃中翱翔而起的凤凰，处在一种自乾隆朝（1735-1795年）末期以来最良好的国际地位。”挣脱过去落后、挨打的境地，变身为世界强国，几百年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就蕴含其中。——《中国青年报》
3.这部著作在国内发行简体字版本，将有助于学术界了解海外华人的史学思想，扩大知识面，增强思辨能力。这部著作并不是没有不足之处的，对若干具体问题的论述，读者也可能不赞同。我个人认为，这需要从作者从事这项学术工作的时代背景和工作条件给予历史的理解。——《青年时讯》
书摘插图
第一章“近代中国”的概念
拥有近四千年文献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基本上是土生土长地自行发展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的独立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中国孤立于其他一些重大的文明之外。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形出现了。在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家和使节开始经新航路抵达中国的华南地区，商人和传教士也接踵而至。此后不久，俄罗斯人也在17世纪中叶跨越西伯利亚到达满洲边境。这些事件对中国来说不啻是划时代性的，因为它们打开了中国悠久的孤立局面，开启了东西方之间的直接接触。这种交往虽然在一开始时并不显著，而且步履维艰，但在19世纪却发展成为一股引发中国与西方之间直接碰撞的力量。此外，从中国内部发展的角度来看，欧洲人的来临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因它与满族的崛起和满清王朝的建立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这些重大的内外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随后的历史具有与以往时期迥然相异的特征。
首先，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结束了中国的闭关自守，使它越来越多地介入世界事务，乃至于到今天，在中国或西方发生的事情都会即时产生相互的影响。其次，外来因素与中国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中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大变化。因此，“变化”便成为这段时期的一个主要特征，使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第三，异己因素，即来自外部的西方人和来自内部的满洲人强行介入汉族人的生活，激发起一种强烈的民族或种族意识（nationa1istic—racia1 consciousness），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历史进程。由于这段时期与以往各个时期的区别非常巨大，因此，人们完全有理由把它当作一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加以考察。
1.1 “近代中国”始于何时？
尽管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的会合在16世纪就已经开始，但其作用一直到19世纪中叶才显现出来，其时西方的强烈活动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因此，学者对于把16世纪还是19世纪看作是近代中国的开端这个问题颇有分歧。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了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第二个学派，主要由一些较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的意见有些已开始为西方学者所认同）。他们对以鸦片战争是一个新时代开端此一观点提出挑战。他们认为：以明（1368-1643年）清（1644-1911年）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近代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人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百多年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四千年历史的近代时期。此外，界定近代中国起自于1600年前后的做法，可以使近代中国的开端与近代欧洲的开端趋于一致。
上述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但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从影响方面来看，19世纪西方的冲击在促使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型上所起的作用，肯定比16、17世纪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到来所起的作用更为巨大。诚然，耶稣会士传人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制图学和建筑学等西方科学，但他们的影响只局限于中国统治集团内部的少数士大夫。他们几乎没有给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带来任何影响，在这些方面仍然是传教士到来之前的那种模样。从这个角度来说，前一个学派的理由似乎很充足。
但是，如果我们对前期的机构制度不甚了了的话，那么我们将无法全面评判19世纪和20世纪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对西方冲击的研究，必须首先对这种冲击的承受者有所了解。而且，鉴于西方和俄罗斯在影响近代中国命运时，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们就更不应忽视中国与它们的早期交往所具有的意义，也不应忽略它们所采取的推进方式——西方海权国家从南面向上推进，而陆上大国俄罗斯则从北面向下挺进，它们形成了一种钳形势态，目标直指中国的心脏北京。确实，从历史回顾的角度来看，16、17世纪欧洲人和俄罗斯人的来临，为19世纪西方的强烈活动铺平了道路。基于这些理由，后一种学派似乎也有可信的论据。
然而，我认为这两个学派可以通过折衷的方法得到调和。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在这段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室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以士绅阶层为核心；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19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衷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
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会合为什么到16世纪才开始，而西方的影响又为什么到19世纪才得以加强？解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记住，在19世纪之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主流是朝着相互分离的方向发展的。西方文明起源于希腊，向西发展到罗马，随后又散布到整个西欧并传人美洲；而中华文明则孕育于黄河流域，向南扩展到长江流域，并随后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地区。因此，这两个文明的主流不是彼此接近，而是越来越远。只有当其中的一个文明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技术，并为着自身的利益扩张到另一个文明地区时，这两个文明才得以会合。
固然，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两个文明之间曾有过一些时断时续的交往。汉朝（公元前202－公元220年）与其同时代欧洲的罗马帝国都已相互有所闻。中国人尊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公元73年到公元102年间，活跃于中亚地区的中国名将班超甚至派遣了一位使节去寻找罗马帝国，此人到达了波斯湾。其他一些交往包括：中国的丝绸输入了罗马，而在公元120年和公元166年罗马的杂耍艺人和商人则到达了中国。在唐代（618－907年），景教和伊斯兰教传人了中国；而且，在唐、宋（960－1279年）时期，阿拉伯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十分活跃。在元代（1280－1367年），威尼斯商人马菲奥•波罗（Maffio Po1o）和尼科罗•波罗（Nicco1o Po1o）以及后者著名的儿子马可•波罗（Marco Po1o），还有许多方济各会（Franciscan）传教士，都曾到过中国。在明代（1368－1643年），由郑和率领的远洋航海壮举，到达非洲东岸；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也在15世纪中传到了欧洲。可见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以前的许多世纪中，中国和西方之间已存在了一些零星的交往。但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还有待于其中的一个能够作出到达彼方的持续推进。
到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已充分具备了前往东方的地理知识和造船技术。葡萄牙人的航海远征，把一些探险家和殖民帝国的创建者带到了亚洲，商人和传教士也尾随而至，带来了西方世界的科学知识。东西方之间一种超出偶尔接触的经常性交往开始了，但这种交往仍然没有盛行到足以使这两个文明面对面地接触。欧洲还得等到工业革命以后才获得足够的力量作有力而持续地到达中国的努力。英国作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在这场推进中遥遥领先，这并非偶然。很明显，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交会不可能发生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而这两个文明的直接碰撞也不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
1.2 “近代中国”形成的动力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形态的主要动力。在近代中国，我们看到了几种发挥作用的强大动力，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有些则是潜藏的。首先，自然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在清代，朝廷最为关注的，是如何维持其自身的权力。为了赢得汉人的善意和承认，清廷决意与中国传统秩序打成一片，保留了明朝的政体和社会制度，采纳理学为官方哲学，并吸纳汉人加入官僚机构，以一种二元首长体制（dyarchy）的形式与满人共事。另一方面，清廷大兴文字狱，惩罚讥讽异族统治的人；设立宗人府，监督满族显贵的出身、受业和婚姻；禁止满汉通婚，并严禁汉人迁居满洲，通过这些措施，努力维护满族的种族特性。为适应某些特殊的需要，清廷也设立了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如在1638年建立理藩院来管辖有关西藏、蒙古和西域（新疆）的事务；1729年设立军机处，使决策过程集中化；1861年更设立总理衙门来掌管与西方列强的外交关系。为镇压叛乱并扩展疆土，清廷向遥远的边疆发动了多次军事征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疆域第二大的王朝。在19世纪中叶以后，有许多洋人受聘担任政府官职，从而使满一汉二元体制扩展为一种“满一汉一夷”的混合体制（synarchy）。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政策措施，都旨在确保大清江山的长治久安，它们强烈地影响并引导1644－1911年间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流。在满清王朝覆灭后，民国政府最关注的是对内统一国家、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到了1949年以后的共产党执政时期，我们则看到了一种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迅速实行工业化和争取大国地位的强烈动力。政府的这些重要政策，在引导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方面，显然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因而应当受到历史学家们的持续关注。
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那些更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它们也是一种决定中国形态的动力。确实，在清朝这样一种不允许有任何合法反对派政治团体存在的专制制度中，秘密活动不时地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有许多汉人加入了满清政府或默认了清廷的统治，但有很多人却仍然保持着沉默的抵制。清廷乃是一个异族王朝的铁定事实，持续地激发了汉人以秘密会社活动、民族或种族起义，以及革命等方式进行反抗。最初，反清情绪伴随着一种恢复前明王朝的渴望——如各南明小朝廷的抗清运动、郑成功及其子在台湾的抵抗和三藩之乱都表明了这一点。当这些运动相继失败后，“反清复明”的思想暗暗地在诸如天地会和白莲教等秘密会社中间得到流传滋长，并伺机而动。当乾隆朝（1736－1795年）末期中央政府的警惕松懈之际，1796年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并持续到1804年，这绝非偶然的巧合。在白莲教起义平息后，民族或种族反抗再次归于沉寂，一直到1850－1864年太平天国时期才又一次复兴。不过太平军只保存了上述口号中的“反清”部分，却抛弃了恢复明朝的思想，因为他们要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民族或种族革命再度转为秘密会社的活动，并激发了孙中山等一批后来革命家的斗志。到孙中山一辈投身革命之时，革命抱负已大大扩展，包括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复仇意识。随着1912年清王朝的垮台，原初的“反清”目标已达到了，于是民族主义革命转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欧洲殖民列强在20世纪头20年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30年代和40年代前半期的主要对象是日本；50年代后期起则是苏联。
由此看到，在整个近代中国三百多年的时期内，反对外来因素的民族或种族抗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历史主题，它时而浮现到表面，时而转入地下。这种动力经久持续，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带点夸张地评价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被视为一部民族主义革命的历史。
第三种动力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这个新天地是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强加到中国头上的。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的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李鸿章称这种努力为“开三千余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面临着一个令人焦躁的痛苦抉择，那就是：为了使中国得以继续存在，并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一席之地，旧中国的多少成分应予抛弃，近代西方的多少东西应予采纳。
对一种新秩序的探求涉及一场极其艰难的观念之争，需要排除那种过度的自尊意识和对外来事物的藐视之情，抛开那种认为富庶的中华上国毋需借鉴化外蛮夷、也毋需与彼等结交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过，在1860年中国再度战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后，一些较具前瞻的清廷大员意识到西方的挑战乃无可逃避之事实，中国如要生存就必须有所改变。他们引用著名学者魏源提出的那句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在60年代初发起了一场所谓的“自强运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设立了同文馆，并按照西洋模式设置了一些由军工产业支撑的军械所和造船厂。这场持续了约35年的运动，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尝试；它只采纳了西方文明中那些具有直接实用价值的东西，而另一些更为可取的方面——如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却完全被忽略了。即使是这个时期中较进步的中国人也确信，除了坚船利器之外，中国从西方没有多少东西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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