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美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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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科林鲍威尔著，王振西主编
出 版 社： 昆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7-12-1字数： 570000版次： 2页数： 562印刷时间： 2007/12/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800409097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编好一本书至少要看四遍，这是一个编辑的基本工作，但书印出来后还能再看一遍，两遍，三遍，甚至一直放在伸手可及处的先例没有过。《我的美国之路》深深影响了我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任何评语都不能替代阅读本书时的心灵震撼。此书在全球畅销十年不衰正好验证了我的感受。能把此书推荐给用心读书的朋友是我的幸福。
——中文版编辑手记
内容简介
科林鲍威尔的生涯是美国梦的体现。他出生于纽约市哈莱姆黑人居住区，父母亲都是牙买加移民。迄今为止，人们对他的了解仅仅是表面现象。
我们在本书中将会看到他是怎样由一个顽皮淘气的儿童成长为美国四星上将、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他小时候常跟随父亲上教堂，成年后在一家装瓶厂打工，后来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团。接着是头一次出国赴驻德美军部队服役。有一次他奉命警卫一门原子炮时出了差错，差一点断送了前程。然后，我们将跟着他巡逻于越南的热带丛林之中；进入华盛顿官僚衙门这座同样步步有危险的“密林’；看到这位黑人军官出差美国南方时受到的种族歧视和侮辱；在韩国又应付了多少复杂挑战。
透过他的回忆将活灵活现地观察到我们时代的若干重大国际事件——“沙漠风暴”、入侵巴拿马、“伊朗门”交易，以及与戈尔巴乔夫儿次气候多变的会晤，克林顿总统因为军队中的同性恋问题而遭受的非难。
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先后当政的年代里，鲍威尔都历任军政要职，足见其眼光与众不同。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他体验过华盛顿政治决策的酸甜苦辣；作为三届总统的顾问，他看到了政策是怎样制定的，并亲自制定过政策。卸职以后，又被克林顿总统请回来，陪同前总统卡特出使海地，于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完成了调解任务。他受到公众普遍的尊敬，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没有任何人物可与之相比的。美国人民希望他竞选总统，但被他婉拒了。
鲍威尔让我们看到了里根、布什、克林顿三位总统以及指挥“沙漠风暴”之役的施瓦茨科普夫将军等许多人物的幕后形象。它所提供的视野来自美国政治山峦的顶峰。这是一位尚未跑完全程的人物的极其引人人胜的自传。这是一部视野广阔的历史。
目录
致中国读者
译者的话
前言
第一部 早年时光
第一章 卢瑟和艾丽的儿子
第二章 我当了兵
第三章 追求阿尔玛
第二部 军旅生涯
第四章 “获胜须得50万部队”
第五章 回家
第六章 重赴越南
第七章 白宫研究员
第八章 “加油！神枪手，加油！”
第九章 到国家军事学院深造
第三部 在华盛顿的岁月
第十章 在卡特政府的国防部
第十一章 危险处境
第十二章 电话铃不停地响
第十三章 “弗兰克，你要毁掉我的前程”
第十四章 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第四部 当主席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
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们碰到了麻烦”
第十七章 当失去头号敌人时
第十八章 沙漠中的底线
第十九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
第二十章 换帅
第二十一章 准备退伍
第二十二章 平民生活
结束语
科林鲍威尔守则
致谢
书摘插图
第一章卢瑟和艾丽的儿子
我通常总是相信自己的直觉。这一次我没有信，差一点送了命。时间是1992年2月，地点是地道的牙买加。当我们登上UH-1直升机的时候，阳光灿烂，和风习习，只略微有点下午要来场雷阵雨的迹象。看来是顶好的飞行天气。我父母出生在牙买加，这一次，我妻子阿尔玛和我是应牙买加总理迈克尔?曼利的邀请来访问这个岛国。从海湾战争结束时起，曼利已经催了我一年。他最后一次打电话时，以一种令人不得不接受的口气说：“休息一下吧，亲爱的孩子。回家来，短短几天也好。就住在我们政府宾馆好啦。”我终于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在这之前的一年里，尽管“沙漠风暴”已经过去，我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肩上的担子仍然很沉重。冷战高速消退，我们正在努力重新思考和重新安排美国的防务。世界发生了剧烈变化。当时，我们正在组织一次给俄国人空运食品的空运救济行动；在古巴境内的关塔那摩基地，出现了令人十分为难的情况，大量的海地逃亡者聚集在那里，其境况已开始恶劣到像是一座集中营；萨达姆?侯赛因虽然打了败仗，仍怙恶不悛，企图阻挠联合国观察员制止他研制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的努力。我能有机会离开寒冷阴沉的华盛顿，到牙买加晒几天太阳，自然是乐意的。同时，我准备在归国途中，在关塔那摩稍作停留，视察一下那里的情形。
1992年2月13日下午，我们抵达牙买加，立刻被卷入了西印度群岛的好客旋风。第二天上午，我们被拉到沃德剧院。在那里，金斯顿市长玛丽?艾特金斯向我赠送了该市的城门钥匙。我致答谢词说：“市长阁下，我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你把我第二故乡的钥匙交给了我。”我回忆了童年往事，谈到听过《来吧，萨迦的小伙子》之类的西印度群岛小调歌曲，聆听过路易斯?贝内特的混杂式英语的诗朗诵，美餐过大香蕉、烤山羊、大米加豌豆。我讲完以后，市议员埃兹拉?科尔评论说：“只有我们牙买加人说大米加豌豆。加勒比海别的地方都是倒过来，说豌豆加大米。鲍威尔将军是真正的牙买加人。”
然后，我们到附近的上园营，访问牙买加国防军总部。国防军首长彼得?布雷迪准将陪我转了一圈，让我参观士兵们的操练。他们操练得很出色，身手不凡。响亮的跺脚声，漂亮的敬礼动作，整齐划一的转体，还不时地高喊“一——二——一”口令，完全是一套英国式的标准动作。
午餐后，我们登上牙买加国防军的一架直升机，准备飞越小海湾到曼利国际机场，然后换乘美军的“黑鹰”直升机，去视察临时在牙买加执勤的美军部队。原先计划我们一路都乘“黑鹰”直升机，可是东道主要求我们乘坐牙买加的美制UH-1直升机离开他们的总部。我直觉感到不大对劲，但主人的盛情难却，要顾及他们的自尊心。直升机起飞了，在大约1500英尺的高度转入水平飞行，金斯顿消失在我们身后。阿尔玛朝我微笑。是的，这一天过得挺美。我透过舷窗凝视着令人心旷神怡的蔚蓝色的加勒比海，突然听见猛烈的咔嚓一声。阿尔玛瞅着我发愣。
我立刻明白是出了故障。这架UH-1的传动装置卡住了。飞机开始摇摇晃晃地向海湾下坠。我在越南经历过一次直升机飞行事故，我知道，如果这架UH-1触水，它很可能会翻过来，叶片会折断，像榴霰弹一样四处飞散。机舱门一开，飞机就会像一块石头一样沉入海底。我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我们有3个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就要命归西天。
“弯下腰!双手抱住腿!”我向阿尔玛喊道。
“为什么？”她问。
“见鬼！听话!”我呼叫着，感觉到我们在继续下落。我看见两名飞行员正忙着扳拉操纵杆，采取紧急措施。他们关闭了发动机，我们在继续下降，只听见叶片啪啦啪啦的声音，眼看飞机就要沉入大海了。最后一瞬间，飞行员终于让直升机在海岸边上硬着陆，离海水线还不到20英尺远。我解开安全带，抓住阿尔玛赶紧离开坐位向外跑。直升机说不定会起火爆炸。
我们跑出危险地带后，阿尔玛问：“怎么回事呀？”
“我们迫降了。”我告诉她。我朝牙买加飞行员走过去，祝贺他们出色地完成了紧急降落。
事后，曼利总理给我打电话说：“我亲爱的科林，你知道为什么树叶在沙沙响吗？这是我松了一口气，在欣慰长叹哩!”真是散文诗，我祖先的语言。然而我仍感到惆怅。我父母诞生的地方竟差一点成了他们儿子的葬身之所。
我们登上“黑鹰”，继续原定的行程，我看望了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派到牙买加帮助修路的一支部队，以及美国空军在一座名叫“情人跳”的悬崖峭壁上修建的跟踪贩毒活动的雷达站。正式访问到此结束。接下去是寻根问祖的旅行。
我们坐进牙买加政府提供的一辆吉普车，朝北驶向内地，转上一条尘土飞扬的土路。这条路活像这块红土地上一道长长的伤疤。漂亮的房子看不到了，眼前只见简陋的村舍。路越走越窄，最后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徒步走了大约15分钟，忽然间在我们面前冒出了当地政府的长官——“卡斯图斯”——以及警察局长和另几位官员，向我们表示欢迎。我们跟着他们走上缓坡，过了小土岗，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把我们引向一片小谷地。在那里出现了魔术般的情景，不知从哪儿一下子冒出来许多人。很快就有200来人围上我们，老老少少，有的衣着华丽，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着鞋，有的光着脚。忽然，响起阵阵乐声，接着出现了一支乐队，一群身穿黑制服的年轻人奏起了《星条旗之歌》。
“这些孩子是你父亲母校的学生。”那位地方长官对我说。乐队奏完美国国歌，就吹奏起西印度群岛即兴舞曲，我对它像对美国国旗一样熟悉。人群开始拍手，向阿尔玛和我们靠拢，拉着我们的手，笑容满面地亲切问候。远处又有一小批人向我们走来，人群给他们闪开路。我激动万分。这是我家的亲人。不需要任何人作介绍，其中有几位是我以前见过的，其余的人一看脸就知道。他们长得很相像，也同我相像。我们来到了托普希尔村，这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他们拥抱我，自我介绍。艾维?里奇姑姑，穆里尔表兄、克劳德叔叔、帕特堂弟等等，都似曾相识，是远近的亲属。
大家让阿尔玛和我坐在两张折叠椅上，也就是在贵宾席就坐。一位女教师琼?本特，她是我一个堂弟的妻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我们又起身，走过几座门廊涂成浓浓的红土色的不错的房子，来到一座小屋前。它的墙壁抹着粗糙的灰泥，屋顶是生了锈的铁皮，屋檐是手劈的木板造成的。6尺宽6尺高的窗户两侧，配有褐色的百叶窗，使这座热带的小民房奇怪地具有一点新英格兰的格调。
小屋里有4个房间，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厨房，也没有室内卫生间。全部面积还不及美国的一间平常的起居室。我的亲属们事先赶跑了屋内的鸡，擦洗打扫过一番，做到这一步已经够难为他们了。我站在父亲1898年诞生到人世间的小屋里，一股缅怀先父的亲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走到屋外，我们来到祖先的墓地，那里刚刚拔除过野草，培了新土。人群又一次围拢过来，期盼我讲讲话。我对他们的热情欢迎表示了最诚挚的感谢。其实，我内心真希望单独呆一会儿，有一点时间在这片土地上踏着我父亲的足迹，穿越田野，在他当年熟悉的树林中漫步，想象一下当年父亲住在这里的情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他是怎样维持生计的。可是人群一直围着我们。阿尔玛和我在我祖父、祖母的坟墓前作了祷告。我们跟亲属们交换了一点小礼品。妇女们向阿尔玛赠送了她们手绣的漂亮亚麻织品。访问到此结束。
我们回到“黑鹰”直升机上，途中飞过了威斯特摩兰，那是我母亲莫德?艾丽尔?麦科伊?鲍威尔的诞生地。一路上，我寻思着我的父母。当年两个牙买加青年是怀着什么样的梦想，或是出于什么样的忧虑，先后背井离乡，离别他们所爱的亲人，移居到一个他们完全陌生的国度。他们曾否想过，他们走了有勇气而又有希望的这一步，对他们的儿子的命运产生了何等的影响。
我生于1937年4月5日，当时我家是住在纽约市哈莱姆区的莫宁赛德大道。我父母的第一个孩子是我姐姐玛丽琳，她比我大5岁半。我已经不记得我家在哈莱姆时的情景。人们常说，人在孩提时的最早记忆通常与一次闯祸有关，我正是这样。4岁时，我家搬到纽约南布朗克斯区，外婆艾丽丝?麦科伊在家照料我，因为父母都要上班干活。我在地板上玩，把一根头发卡子塞进一个电源插座内。只记得耀眼的火光一闪，我被电击得差一点从地板上跳起来。记得外婆一边骂我，一边把我搂在怀中。父母下班回家后，大人们紧张地议论了一阵子，然后又骂了我一顿，埋怨个不停。这一天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不是触电和疼痛，而是看到了大人们多么疼爱我和关心我，我成了全家注意的中心，觉得自己挺重要。
我小时候最敬畏的人物是一个矮个子男人，身高5．2英尺。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常常倚着我家窗子朝外瞅，看着他身穿外套，系着领带，头上戴一顶浅呢帽，腋下夹着一份报纸，从英特维尔大道的地铁站出来，一步步走过来。他的外套敞开着，随着八字步不停的左右摇摆。他吹着口哨，一路上遇到熟人时，无论是药店掌柜、面包房师傅，还是我们楼房管理员，都停步向他们打招呼。这条街上有些孩子把他当作一个怯懦的有点滑稽的人，但我并不这么想。这个活泼愉快而又自信的矮男子名叫卢瑟?鲍威尔，他就是我的父亲。
他20岁出头就从牙买加移民来到美国。在我出世之前17年，他放弃了在一家店铺当小伙计的工作，离乡背井，移居美国。他从来没有向我谈过他在牙买加的生活，很可惜，我也不曾向他问过。我只知道，他是托普希尔村一个贫苦人家的9个孩子中的老二。他来美国，跟他之前来美国的千百万人一样，无疑是为了寻求一条较好的生路，并且为他的子孙后代寻求一个较好的前途。他搭乘联合水果公司的一艘汽船，一艘真正的香蕉运输船，在美国费城上岸。
爸爸先在康涅狄格州的一家种植园当工人，后来到纽约曼哈顿区当大楼管理员。他最后在曼哈顿服装区第7大道500号专门缝制女性套装和外套的金斯伯格服装厂（后来发展成盖因斯公司）谋到了一份差事，终于保障了他安家立业，成为一家之长。他先在库房工作，然后升为货运办事员，最后当上货运部领班。
我母亲在牙买加的娘家，社会地位比我父亲家略微高一点。她是9个姊妹兄弟中的老大，高中毕业，比我父亲强。当父亲在家务事上以势压人时，妈妈常常唠叨：“你有什么了不起，中学都没有毕业。”在移居美国之前，妈妈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速记员。她的母亲，麦科伊外婆，个子矮小，善良可爱，讲英语的时候拖着英国人的腔调，又夹杂着非洲口音，我至今一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是在听音乐。麦科伊家族和鲍威尔家族，如同牙买加常见的那样，其祖先混杂着非洲人、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血统，也许还有阿拉瓦克印第安人的血统。我父亲家甚至还跟鲁姆菲尔德一个犹太人家族有血缘关系。
外婆的丈夫埃德温?麦科伊是苏格兰人，在一个甘蔗种植场当监工，他使我们具有苏格兰人的血统。外婆生了9个孩子，当她被丈夫遗弃时，只有几个长大了，多数孩子还要靠她抚养。她为寻找工作挣钱养活孩子们，离开牙买加，先到巴拿马，然后到古巴，最后到了美国。在美国，她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妈妈，可以帮她一些忙。外婆给人家当女仆，以后在曼哈顿服装区当缝纫计件工，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每一文钱都攒起来，汇回牙买加，养活仍然留在那里的儿女。外婆最后去了她最小的女儿——劳丽斯姨妈家，她俩是阔别12年以后才在纽约团聚的。外婆为儿女们作出那么大的牺牲，而且全家长久分散天各一方，这在我们这些未曾尝过悲惨贫困滋味的人看来，真是难以想象。
外婆给我妈妈起的名字是莫德?艾丽尔，但是妈妈一辈子都被叫作艾丽。她身材矮小，只有5．1英尺，体态丰腴，脸庞秀美，长着一双温柔的淡棕色眼睛，棕色头发梳着40年代的发型，脸上经常带着暖人心田的笑容。她白天在服装厂上班，当缝纫工，忙于钉扣子和修整服装。累了一天回到家，就系上围裙，做饭、洗衣服、熨衣服，缝缝补补，终日忙碌，从不得闲。这就是我记忆中的母亲。
妈妈是一个坚定的工会支持者，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会的会员。我父亲当上货运部领班，自认为属于管理人员。他俩都拥护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当时都投民主党的票。打从我记事起，家里门厅里就一直挂着战时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山前以国旗为背景拍摄的那张著名的照片。妈妈始终是铁杆民主党人，但爸爸在1952年拥护艾森豪威尔，改投了共和党的票。
我父亲一辈子是乐天派，我母亲则总是小心谨慎。不管家境贫富变化如何，他们始终保持着这种性格。我父亲去世以后，我常在休假时回家看望母亲。她常对我说：“科林，把存折拿到银行去，让他们填上利息。”
我解释说：“妈，不必啦。银行会把利息通知单寄给你，利息跑不了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蒙我？”她说“蒙”时用的是牙买加的一个老字眼儿。说着，她走进自己的卧室，从床底下翻出一个旧布包着的糖盒子，从里面拿出存折交给我。
我只好顺从地去银行排队，请银行的人把这一账号的利息给填上。
“当然可以，鲍威尔上校。不过我们会寄利息通知单给你，你就不必跑这一趟啦。”
“不行啊，”我说，“我母亲要亲眼看见存折印上她的利息数字的红字。”我差一点说出以便证明你们没有“蒙”她。
据我父亲的妹妹贝丽尔姑妈——她在我写这本书时已经90多岁了——回忆，我父母是在哈莱姆的外婆寓所相识的。外婆为了多挣一点钱，让几个亲戚和别的牙买加移民寄宿在她的寓所，其中的一个寄宿者是卢瑟?鲍威尔。于是，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相爱了。
我出生以后在哈莱姆住过两三年，后来搬过几次家。到1943年，我6岁的时候，我家搬到了南布朗克斯区的亨茨波因特小区的凯利大街952号，我在那里长大。1981年由保罗?纽曼主演的影片《布朗克斯的阿帕奇堡》就是在我住过的那一警察分管区拍摄的。在那部电影里，这个地方被描绘成城区藏污纳垢的巢穴，一幢又一幢烧坏的破烂公寓楼，满街垃圾，杂草丛生，住的人净是吸毒者，男盗女娼，精神病患者，谋杀警察的凶手，以及第三代靠福利制度生活的家庭，总之是一幅美国老城区的可怕噩梦的情景。我住过的亨茨波因特当年并不完全是那个样子，尽管它也谈不上绿树成荫和庭院宁静。我们当年门窗都得上锁。我记得我家大门有一根大铁闩，从门背后插进地板上的一个托架，为的是不让任何人硬闯进来。盗贼不少，吸毒现象当时已逐渐增多。常常有人在街上殴斗，捅刀子。有些流氓团伙为了争地盘而动用棍棒、酒瓶、砖头和土造的0．22口径手枪打群架。然而，当时的犯罪和暴力活动还没有达到那部电影描绘的那步田地。当时还不是那样。当我在亨茨波因特长大的时候，一般人还能在种族之间保持一定的容忍心。总的说来，多数家庭是和睦安全的。
我家住的是一幢4层砖砌公寓楼，每层两家，全楼共8家。我们住在3层一个4居室单元房里。从家里走上凯利大街，一眼就能看到我的整个世界：向左过三个街口，就是我的小学，再过一个街口就是我上初中的中学。两校之间的一块狭长的空地上耸立着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教堂，那是我们的教堂。相反的方向上隔几个街口，是我后来念书的中学。我家门口的马路对面是凯利大街957号，吉莎姨妈和艾尔弗雷德?库特姨父住在那里。在我上学的路上，要路过935号，那里住着劳丽斯姨妈、维克姨父和他们的孩子们。在932号住着我的教母玛贝尔?埃瓦德内?布拉什一家，我把她喊作瓦兹阿姨。在867号住着艾米和诺曼?布拉什一家，他们是我家的亲密朋友，跟亲戚一般。我们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亲热地称呼他们为艾米阿妈和诺曼阿爹，其实他们也是牙买加人。我当时认识的黑人家庭大多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特立尼达、巴巴多斯或其他岛屿。
我们对布拉什夫妇的犹太式称呼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当年的亨茨波因特区有大量犹太人，还夹杂着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西班牙人的后裔。凯利大街到与我家所在街区相邻的一个街区时有点弯曲，像个香蕉，所以这一地区曾多年被称作“香蕉凯利”。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盖头区”(即少数民族杂居区——译者注）这个字眼，那是欧洲人的名词。我们住在公寓楼里。外界的人常常以为纽约是个又高又大的建筑群，居住在那里的人们彼此不通姓名，老死不相往来。其实，纽约直到今天依然是许多街坊的集合体，街坊里的人们彼此都知道谁干的哪一行业，跟小镇上一样。“香蕉凯利”正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