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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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许知远 著
出 版 社： 海南
出版时间： 2008-1-1字数： 158000版次： 1页数： 276印刷时间： 2008/01/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44322508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如果运用自已的双眼、自己的双脚、自己的头脑，来观察、思考和触摸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这本不到300页的小书正是这种尝试的初步结果。作者试着去讲述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而不是立刻进行价值判断；去描绘细微的变化，而不是宏大叙事……
今日的中国像一个人类行为的实验场，各种声音、颜色、混乱的思想、夸张的举止被压缩在一起，在其中交织、纠缠、融合着……
中国最年轻的新锐思想家最新作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文章，《生活》杂志联席出版人，《经济观察报》前主笔，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亚洲周刊》专栏作家，单向街图书馆创始人。从许知远开始，重新出发。
内容简介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主义，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主义所吞噬。
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作为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来说，谈起自己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
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
但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之意义吗？
作者简介
许知远，1976年出生，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现任职于《生活》杂志，他也是单向街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曾出版《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转折年代》、《纳斯达克的一代》、《昨日与明晶》、《思想的冒险》、《新闻业的怀乡病》、《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等。
目录
不算成功的尝试
吾国吾民
小城故事
唐山如何记忆
祭南京中山陵
国人的认同焦虑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
别人的生活
傲慢与偏见
三城记
澳门！澳门！
机会主义者的胜利
被夸大的神话
未完成的探寻
寻找创造力
空洞的华丽
语言的革新
石硖尾的大火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
中国的方式
古装武侠连续剧
没有秘密的崛起
“大国崛起”厌倦症
一座村庄的故事
崭新的传统
十年之后
李约瑟的提问
不仅仅为了解答李约瑟难题
停止自我原谅
2008年之后
汕头一日
价值的真空
一个乐观主义者
另一个周年纪念
阿瑟H史密斯眼中的中国
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
日常生活的英雄
考试人生
熊彼德和蒙古大夫
澳门—广州—上海—香港
我们的进步年代
火车随想
魔幻的现实
脆弱的自尊
不安全的年代
中国的叙事
已经变化了的日本
一场午后的漫谈
遥远的工厂
坚韧的源泉
杜维明的努力
费孝通那一代
活在喧嚣的国度
重新认识中国
漫长的等待
我们的镀金年代
现在——让我们停止谈论企业家
新闻业的旧边疆
压抑的狂欢
幼童的悲剧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
书摘插图
吾国吾民
我在书桌前，坐立不安，头脑中被杂乱的碎片所充斥。我要开始为《金融时报》FT中文网写一组专栏，主题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中国。我今年正好30岁，出生的1976年普遍被视作中国历史的分水岭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人毛泽东、周恩来与朱德都在那年去世，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和新生的前夜。
我的个人经历在某个浅薄的程度上折射了这30年中国的变化。我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父亲那时是铁道兵的一名连级干部，在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的吕梁山区修建铁路。他的运气不够好，尽管在县城里成绩优异，却无缘上大学，当兵是这些农家孩子摆脱出身的惟一出路，在彼时，解放军是国家的骄傲，不管是保卫边疆，还是在山沟里铺设铁轨。
我在1983年来到北京。在邓小平决定裁减的100万军队中，铁道兵首当其冲，父亲脱下军装，成了铁道部的一员，幸运地分配到了首都。我对于80年代中国的记忆甚少，印象里那是个充满着朝气的年代，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知识分子在《河殇》里探讨中国命运，而街上则有了红裙子与牛仔裤，农民获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种什么庄稼和怎么种的权利，没人怀疑执政党，“小康社会”比起昔日伟大的革命理想，更令人憧憬……
1995年进入北京大学时，蔡元培时代的“兼容并包”早已是昔日的传奇，甚至80年代的浪漫主义气息也消失殆尽。大学正变成一个流水线式的加工厂。我们被教育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工作者，年轻人对诗歌、理想失去了兴趣，IBM与宝洁公司招聘会上则人头攒动。大学不再是新思想的实验场，而是工作前的培训中心。
告别大学生活前，一场dot-com风潮席卷了中国城市，它可能是我这一代人最浪漫的经历。硅谷的技术天才正像是鲍勃迪伦与麦克卢汉的继承人，《连线》则是新时代的《滚石》，他们都把旧世界撕开了一道裂缝。我们都是全球化毫不保留的拥护者，我们理解的全球化就是美国化，且颇为自得地认定，我们与那种浅薄的美国推崇者不同，它不仅是麦当劳、可口可乐与好莱坞电影，更重要的是，它有林肯的政治理想、爱默生的个人主义和哈佛大学的自由教育。
毕业前，我成了一名dot-comer，第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母亲一年的收入。网络泡沫破灭了，我又成了一名新闻记者，中国的出版物不再仅由官方控制，一些以市场为基础的报纸、杂志，正学习用《纽约时报》、《商业周刊》的口吻报道中国。在1999—2003年的几年中，我被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左右着。
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故事，它保持了1/4世纪的高速经济增长；全球化与信息革命使得我毫不怀疑自己正与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们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用同一种Windows操作系统；市民空间日益扩大，新兴的中产阶级可能将最终导致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我相信，中国必将成为世界的一部分，成为类似于美国那样的国家，以至于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被轰炸时我并没有太多愤怒，并且怀疑游行的队伍的真诚性——我知道我的同学们都在拼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
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种乐观情绪的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的知识分子迷信过各种东西，我们迷恋过市场，迷恋过技术，互联网将导致信息的自由流通，将打破政治权力对信息的垄断，迷恋过消费主义，它将消解极权主义……
但是，一切的结果都与我们最初想像的不同。一个外来者与生活其中的人对一个社会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我对中国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报道的影响。那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时代》的记者和到访的政要，他们住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看到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交谈的则是一小群全球化了的中国精英，他们总是在谈论中国庞大的市场、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中国的官员们的效率体验和对经济增长的迷恋。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商业力量从所有的伦理、政治、文化束缚中摆脱出来的中国，一个不顾一切要生产与消费的中国。
但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却必须承担另一些东西。中国已成为一个价值失衡、庸俗、焦虑的社会。为中国人提供内心安定感的因素大都已消失，传统早已失效，不管是儒家思想还是其他理想。但新的价值观则迟迟未来，北京街头与华北乡村的墙壁上，粉刷着各种新标语招贴，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口号，往往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在过去10年的社会变革中，彻底失语了，政治上冷感，更无力应对市场变革与大众文化的兴起。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的，金钱是这个社会惟一的连接点，更糟的是，金钱还并非是那种“利润面前人人平等的金钱”，在大部分时刻，它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
一种讥讽一切的犬儒主义已经盛行，人们不愿意严肃地谈论任何话题。在谈论中国社会旺盛的生命力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生命力中缺乏生气勃勃的成份，更多是一种没有任何禁忌的嚣张。
整个20世纪，国人用各种理论解释中国，但中国人的真实生活总是被这些抽象的理论所吞噬。历史的连续性、日常生活的细微性、个人的命运总是被历史洪流冲刷，以至于一个30岁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青年人在谈起自己的国家时倒像个陌生人。我经常怀疑我对大英博物馆对面那几家小书店的熟悉程度，可能要超过我对北京南城的理解。
的确到了这样一个时刻，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描述与解释自己所生活的国家，这种描述与解释正是这个社会目前最匮乏的。因为他们对自己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深感迷惘，中国社会正陷入一种深重的焦虑中，对于物质的崇拜难以长期充当这种缺乏价值的替代物。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在介绍林语堂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中，美国作家赛珍珠写道。整整7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没有进步，甚至大步后退了。整整70年中，仍没有人比林语堂更从容、有趣、兴致昂然地描绘中国的过去与未来。
我无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专栏作家，告诉读者中国现状如何，有何种解决方案。这一系列文章，是一种个人经历的陈述，它激起的头脑风暴可能比它提供的清晰分析更多。但它的确是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看待自己国家的真实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困难重重并可能注定失败。每个社会乃至每位个人，不都是在对自身命运与境况的探讨中获得生活意义的吗？
小城故事
傍晚到来时，汾阳似乎仅仅稍微安静了一点。汾州大酒店的广场，像所有北方城市的大排档一样，空气被熟食的味道与流行歌曲占据着。歌曲的年代是不连续的，音质是粗糙的，音量是挑战耳膜的，我刚分辨出这是苏芮的《酒干倘卖无》，S.H.E的《superstar》就紧接着涌来。离酒店广场300米远是汾阳县城的中心地带，主干道鼓楼南街是商业区，一座四层高的商场和一家接一家的小店铺，电器、食品、服饰、盗版书籍应有尽有。小店无一不拥有夸张的广告牌，它可能是鲜艳的黄色、红色、蓝色，上面用粗重的字体写上了“广州皮鞋，全场19元”，在19元上面还有一个大大的星号，以表明减价幅度的惨烈，它对面的广告牌上站立着香港明星刘青云。每间小店都在播放音乐，店主的品位各不相同，但对流行因素与高音量的偏爱却是一致的，沿街走上几分钟，从上世纪80年代的迪斯科到2006年的李宇春，你都可以听到。在刀郎最热的时刻，满街都是此起彼伏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
这座小城市总是被各种声音包围着，除去喇叭里的音乐声，还有卡车、小轿车、摩托车的喇叭声和建筑工地的打桩声，它们入侵你的耳朵、头脑，让你无处可躲。与噪音相伴随的是永远无法消退的尘土。从太原坐了3个小时长途车，一下高速公路，迎接我的就是漫天的尘土。我已经习惯了华北地区的那种灰蒙蒙的颜色，即使在春天的树叶上也看不到那种嫩绿，北京每年的沙尘暴也提高了我对空气污染的抵抗力。但是汾阳的空气中的粉尘仍令人吃不消，在关上了车窗的汽车里，闭了门的酒店房间里，废旧的电影院里，都躲避不了。人们在尘土里、噪音里呼吸、行走、交谈、相爱、迷惘……
我坐在汾州大酒店的广场上，等待安群雁的到来。他今年36岁，是一个14年婚龄的丈夫，13岁孩子的父亲，建设银行当地宏大储蓄所的所长，住一套105平米的房间，对于每个月2000元的收入还算满意。他对明天（也就是7月1日）的工作有点焦虑：那是电子国债的第一个发放日。他的浅蓝色衬衫没有规矩地放进皮带里，一角散落在外面，上面有一两点污迹，衬衫里面是一件白色T恤衫。握手有力，笑容灿烂，那种亲切感像是邻家那位失散多年的憨厚大哥。
在同事的眼中，他是短暂的明星。在年轻、才华横溢的中国导演贾樟柯1997年的电影《小武》中，他饰演一位药铺老板。那部在所有人眼中“完全不像电影的电影”，成为过去20年中国最令人难忘的影像记录，或许也是最重要的社会记录之一。
在《小武》及接下来的《站台》、《任逍遥》中，贾樟柯将镜头对准了他度过青春岁月的汾阳县城及距它不远的大同市。这是一个与人们热烈谈论的“中国的经济奇迹”不同的世界。小城的青年似乎被甩出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社会变化的速度将他们的内心转变远远抛离在身后，他们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内心慌乱不堪。中国压缩式的现代化在他们身上表露无疑。似乎昨天他们仍浸泡在毛泽东思想与计划经济的思想中，迷恋《林海雪原》与《三国演义》的英雄传奇，准备成为一个国营工厂工人；今天就要会在卡拉OK厅里唱张学友，义无反顾地在商业化浪潮中分得一杯羹。
《小武》在1997年的冬天在汾阳的西关集贸市场开拍时，这座超过2000年历史的古城正进入它第一轮的拆城高潮。人们准备进入新时代，所有一切昔日的痕迹都在扫清。古城墙已被拆除，城市中的老建筑则被一点点铲平。在安群雁的记忆里，此刻，汾阳的国营企业大多已经倒闭，人们拆除了旧世界，却不知道新世界在哪里。
9年之后，汾阳仍在修建道路与新的楼房，但是在商业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新市镇，而是一个充满仿制品与过份喧闹的破落小镇，拥有中国所有小镇千篇一律的形式。
安群雁谈起，炼制焦炭已是城市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普遍的能源紧缺给整个山西带来崭新的机会，煤炭的价格突然上涨了好几倍，那是中国经济车轮的高消耗能源的结果。“每一篮子拉出来的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他感慨地说。紧邻汾阳的介休是一个更主要的产煤区，那里的污染更为严重。一位本地人说：“开车进去时你是欧洲人，出来时你就是非洲人了。”那些曾经不显眼的小城，突然涌现出大量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与亿万富翁。在好几年中，山西有点像是发现了金矿的19世纪5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
像很多小城一样，汾阳总是被这种突然到来的潮流所裹挟，有些时候是幸运的，但更多时候它则是迷惘的。墙上的“文革”标语还未消退，淘金热潮就已到来。历史早已贬值，没人关心唐代的大将军郭子仪正是汾阳人，而梁思成与林徽因之前来这里寻找过古建筑。人们总是想抓住什么，汾阳曾经拥有比平遥更完整的古建筑群，但是汾阳人更积极响应了那股席卷中国的拆迁潮流，如今，它只能羡慕地看着平遥作为古镇的风光。
在入城前的转盘上，我们看到了遥指杏花村的牧童的雕塑，它平庸、肮脏，缺乏杜牧诗中的伤感与飘逸。杏花酒厂是这座小城的骄傲和最重要最稳定的财政来源，被唐代人杜牧盛赞的汾酒也是1919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金奖产品。酒厂远离城市，它可能是这座城市惟一经受住了变迁考验的元素。
从北京向西坐上1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太原，再坐2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汾阳就到了，那是另一个版本的中国故事。
唐山如何记忆
1976年，张庆洲17岁，一张瘦长的脸总流露着阴郁，那时候，他是个文学青年，把法国作家萨勒日的《瘸腿魔鬼》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期待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魔鬼的能力，揭开城市的房顶，洞悉人世的秘密。在天津铁路局的唐山段，他因发表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上的小小说而出名。之前，他还在著名的开滦煤矿工作过半年，他们一家是1974年从天津塘沽搬到这里的，住在路北区。
7月27日傍晚，张庆洲前往天津，参加天津铁路局内的通讯写作研讨会。在站台上，他碰到了刚刚从天津回来的大姐。火车开动时，风吹起了姐姐额前的短发，这真是个炎热的日子，如果不是火车开动，车站上一丝风也没有。天津比唐山繁华得多，在天津百货大楼，张庆洲陪着年长的同事马庆奎为他的两个女儿买花布，单位里人人都知道这两个女儿的模样俊俏。
7月28日凌晨，张庆洲被一阵地震的惊呼声惊醒，他光着脚从招待所的四楼跑出去，加入楼下逃离的人群，四层高的楼房的中间已裂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缝。第二天的会议开不成了，张庆洲多少为这次行程而懊悔——偏偏就赶上了天津的地震。在天津的铁路局，他们被告知震中可能在塘沽，要去那里抢险。在前往塘沽的路上，他看到了越来越多倒塌的房屋，越来越多的尸体和逃难的人。但是，在抵达了塘沽之后，他们又被告知震中是唐山。铁路与公路交通业已中断，张庆洲他们只能靠双腿走回去。
“我突然发现一眼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了”，张庆洲清晰地记得7月29日下午回到唐山时的第一印象，“所有熟悉的景象都消失了，甚至找不到原来的路。”原来宽阔的马路变得狭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盖着白布的尸体，而原来的小路，则干脆被瓦砾、尸体所吞没。濛濛细雨洒在地面上，将血水冲得到处都是。回到路北区的家里，张庆洲看到妈妈坐在楼房的废墟上发愣，妈妈后来对他说，地震发生时，她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小儿子逃出去了。”前天还在火车站挥手告别的大姐以及二姐的5岁的女儿都遇难了。马庆奎买的花布也毫无用处，他的两个女儿都未能躲过灾难。
2006年7月18日的上午，在唐山市裕兴路的一间装修简单、有点破旧的单元房里，张庆洲给我讲述了他的个人往事。30年过去了，当初17岁的少年已历经沧桑，烟不离手。最初的文学梦想也实现了，他成了河北作家协会的会员，那场地震则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他想知道那场灾难是否真的像灾难报道描绘的那样简单，一场巨大的灾难如何重塑了一个城市的心理，我们又从中学到了什么……比起1996年出版的小说《震城》，他在2006年1月出版的报告文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更具有冲击力。
经过7年不懈的调查，张庆洲吃惊地发现，那场造成超过24万人死亡的唐山地震，在发生前早已被不同地震监测者预报出来，从开滦马家沟矿的工程师马希融，唐山地震办公室的杨友寰，乐亭红卫中学的观测点，到国家地震局的科学家汪成民，关于唐山即将发生大地震的预测在7月28日之前，一直不断被确认着，直到地震发生前的9个小时，马希融还在向上级单位作出强震临震的预报……
所有的警告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都被漠视了，而没有来自上级的批准，任何行动又都是被禁止的，以至于为了召开一次一拖再拖的震情讨论会，汪成民不得不在7月22日将一张大字报贴到了国家地震局局长办公室的门上……
这本书是一次至关重要却跚跚来迟的追问。地震的痕迹在这座城市已消失殆尽。7月18日下午，我在河北理工学院里游荡，那座1978年7月建成、还未投入使用就被摧毁的图书馆的混凝土残骸，看着它躺在丛生的青草里，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正是暑假时刻，落着小雨的校园空旷、安静，远处突然传来隐隐的歌声，似乎是《一条大河》的曲调。在学校大礼堂的走廊里，我看到了一群两腮上涂着红粉的年轻人，他们在为今晚的演出做准备，因为教育部门的领导将来学校做评估。
除去这座图书馆，我找不到昔日的景象。这座城市看起来的确是崭新的，比起大部分中型城市，它的道路更宽阔、平坦，道路两边的隔离护栏是崭新的，路灯柱是不锈钢的，灯光明亮，不过出租车司机会告诉你，一切并不是这样，他提醒我看新华路两旁的楼房，它们的楼顶上的那个小尖顶的阁楼是新加上的，还刷成了粉红色，看上去像是欧洲小镇里的一角。不过，不临街的楼房仍旧是老样子，灰色的楼身，平平的楼顶。城市里已四处悬挂了“迎接抗震三十周年”的横幅，粉刷着“弘扬抗震精神，更快更好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标语，天知道这三句口号之间到底有什么逻辑关系。现在30周年了，唐山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树立一座新唐山的形象，30年里，他们又盖了多少楼房，GDP增加了多少。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重新装修，它长方形盒子般的建筑形状，配以表面新型材料和方格子窗口，看起来像是一座欧洲30年代包豪斯建筑突然间移植到了此地，但是如果你穿到大楼背面，你熟悉的粉红色磁砖就又出现了。百货大楼对面的广场上是唐山地震纪念碑，两座尖塔式的建筑矗立在那里，有一种冷漠的姿态感，刻在下面的碑文，看起来和那24万死者没有太多关系，它更像是一次对政府和解放军在灾难面前又一次强有力和表现的颂扬。而一旁的地震纪念馆则关闭了，我绕着它走了一圈，紧缩的房门上连个说明的提示都没有，一位装修工人说，为了迎接30年纪念，去年12月底就关闭了，重新装修。一位参观者发现，馆内4/5的陈列是新唐山的物质成就，只有1/5与当时的地震情况相关，而基本被动物在震前的异常反应占据了，真实的遇难者反而缺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