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史III：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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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法）阿利埃斯，（法）杜比著，杨家勤等译
出 版 社：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8-3-1字数： 560000版次： 1页数： 541印刷时间： 2008/03/01开本： 16开印次： 1纸张： 胶版纸I S B N ： 9787531722366包装： 平装编辑推荐
私人生活史I 购买链接：
私人生活史1——古代人的私生活
私人生活史II 购买链接：
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
独特的视角主题不再是战争与政治，它与“正史”相对，与“公共舞台史”相对，与男性统治史相对。
近3000幅未曝光的私人生活图片和图片故事。
法国年鉴派经典传世之作，史学上最伟大的历险，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1.最独特的角度（正史和野史合一）
2.史书中最好看的版本(双色,部分彩色,近3000余幅未曝光的私人生活图片和图片故事)
3.法国年鉴派最经典的传世之作
4.史学上最伟大的历险，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5.欧美一流高校世界史专业必读书（如巴黎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
特色：
1．与“正史”相对
2．与“公共舞台史”相对
3．与男性统治史相对
4．非纯粹个人的秘密生活史
5．私人生活史并不是记录一些逸事，它是一部日常生活的政治史，他的背后是国家。
私人生活概念：私人生活空间是一个免除干扰，自省、隐逸的领地。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扔掉他在公共空间冒险时必备的武器和防范工具，可以放松，可以随意，可以身着“宽松的便服”，脱去在外面确保安全的那层招摇的硬壳。这个地方很随意，不拘礼节。这也是个秘密场所。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丛书内容简介：以微观历史的角度，以历史年代为时间纵轴，全面书写个人的私密生活史 ——围墙中男人的权力与女人的权力、老人的权力与青年的权力、主人的权力与仆从的权力，小到家庭争吵，大到王室血案——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基本方面，小到诸如住宅、卧室和床榻，大到诸如家庭生活、家居环境、交友空间、宗教信仰以及生育、教育、死亡等，是现今一部权威的人类私人生活史。
内容简介
近代早期，随着以王室财政转化为公共财政为发端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野，以及印刷书写文化的普及，一个个人化的隐私世界得以形成，而所谓的宗教自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私人自律领域。这个以礼仪、规范、隐私、品位等组构而成的私人世界，是近代西方“公与私分权而立”的公民社会赖以形成的基础。
本书由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共有包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叶史学界一项“革命性的成果”，革新了历史的观念，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与内容。译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性，且文字富有激情，颇具震撼力，加上富有史学价值的三千余幅珍贵插图，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其影响已远远超越史学界，被广大历史研究爱好者所推崇。该书出版后，已译成20余种语言，在国际上广为传播。
作者简介
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是法国年鉴派领袖人物，世界著名历史学家。本书是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最终成果，共有包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72位著名史学家参与，被称为二十世纪下叶史学界一项“革命性的成果”。
目录
导言
1、现代模式
序言
政治和个人生活
私人关系和公共当局
家庭和社区生活
两次改革：社区奉献和个人虔诚
天主教观点
读写的实际影响
估算识字率
各种阅读实践
2、个人化的形式
导言
礼仪的作用
隐私的庇护所
私密场所
内心世界
品位体现的身份差别
饭桌上举止的讲究
吃喝的变化
吃喝的精致化
儿童：从湮没无闻到个性关怀
个人私生活文学
类型界定
私人空间
身体
文学实践：公开个人生活
文艺复兴时代的冲突
个人生活：隐秘的和外露的
写作的新的合法性
3、社区、国家和家庭：发展轨迹和紧张关系
导言
公众和个人
家庭观念淡化
角色的重新界定
革命性的变化
朋友和邻居
家庭：住房及群居生活
代表作品：从房子转移到了室内
生活方式
居民群和家庭结构
家族：个人隐私与社会风俗
公开仪式
公共秩序和私人领域
家族的荣誉和隐私
荣誉
保住了的秘密
紧张和辩论
4、尾声
媒体评论
法文版编辑评论：
这是一部介绍中世纪私人生活史的优秀著作。本书作者乔治•杜比通过艰辛的研究与探索，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个有关中世纪生活的有趣故事，勾勒出一幅幅鲜为人知的私人生活画卷。作者渊博的学识及对历史事件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我们清楚了解那段社会历史大有裨益。从城堡的宏大建筑，到农民普通的服饰，本书都一一提及。我极力为对中世纪感兴趣的读者们推荐这部著作。
美国《图书馆会刊》评论：
该书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
鲍韦尔图书公司评论：
作为一部为世人推崇的著作，本书极其详尽地展示了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了解到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公民与奴隶们详细的生活状况：从成人的定义和性欲，到婚姻和家庭、女人的作用、贞节与避孕、分娩的技巧、同性恋、宗教、美德的含义、私人与公共场所的划分。除此之外，读者还可以了解到基督教在西方国家的出现、基督教奉行的以节欲、独身与节俭为核心的道德标准、这种道德标准与拜占庭帝国对神的不敬和放任的私人生活方式的鲜明对比与斗争、并最终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胜利。通过图解，作者织就了一幅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的私人生活画卷和艺术长廊。通过这本书，作者展示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发表了他们独到而深刻的见解，而这些都是常人无法预见得到的。
其他评论：
人们拥有的最为珍贵的东西，被置放在最贴身的私人生活领地，它只属于自己，与他人毫无关系，禁止泄露、炫耀，因为这与荣耀所要求的在公众场合的所谓面子格格不入。
——乔治杜比
一到夏天，便见众多的旅游者手执导游手册，纷纷去观看考古发掘现场。但是，导游手册并不是全部，它不会教你如何去看，如何去想象当时居民的模样，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室内活动以及他们亲密相处或相互保持距离等情形。
——保罗维纳
该书以学者和普通人的眼光，描述了从古代到现代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思想、情感、身体、态度与看法、习惯与居所、原则、标志和印象等”。
——《图书馆会刊》
本书所述，事实上是很少有历史学家尝试过的、类似于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日常生活。
——《出版家周刊》
7年前，有机会读到由著名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法文版五卷本《私人生活史》……以往书写的历史，常常是一部“公共舞台”史，一部男权的统治史。帝王的光环下，透见的往往是刀光血影；伟大辉煌的年代，记载的常常是战争。而人类个体所赖以生存的“私人”空间，却因为“不登大雅”而被忽略、被掩盖、被抹杀了。
——南京大学许钧
我还受到菲利浦阿利埃斯和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一书的启发，因此希望能够为研究中国家庭找出新的理论模式。
——《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著，本书获得2005年度列文森奖
这一部《私人生活史》的目标就在于探讨在各时代中那些影响私人生活的性质和观念的历史因素。在中国史的范畴内，台湾学者此类的作品，尤其是围绕着私情与公义之间的文化现象的讨论，正逐渐展开。
——蒲慕州，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
法国年鉴派：
口号：从现实出发，向历史提问
介绍：所谓“私人生活史”，指的是法国年鉴学派所开创、专门探讨人们的私生活与其相关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及文化习惯等的变化之学。本书是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创造的方法论的产物，它创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年鉴学派最先采用其他社会学的方法与原则来研究历史,这种方法摒弃了以往把战争与政治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平凡人的生活”上——也就是非达官显贵和将军们的生活。本书主编阿利埃斯和杜比是该方法论的先驱和倡导者，是继享誉法国和世界史学界的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之后该学派的领军人物。
书摘插图
政治和个人生活
当艾蒂安纳德拉博埃蒂力图去解释社会关系中那种最令人费解的扭曲——使一个人统治所有的人成为可能的“自愿受奴役”——时，他没有抨击政府当局的委托代理原则。在他看来，危险根源在于，人们基于私人友谊的模式，对君主展示了过分的信任，甚或抱有一种适恰的感激之情。他说：“我们的本性是这样的，履行友谊的共同义务占了我们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热爱美德、敬仰高贵的事迹、对我们所受到的恩惠表示感激、为了提高我们的信誉和我们所爱并值得我们爱的人的利益而牺牲我们的享受，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私人关系和公共当局
尽管文艺复兴时期的法理学家们不愿对共和政府大加赞誉，但把公众利益看作是区分统治和从属地位的理由。区分统治和从属地位不容置疑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但更为世俗的人坚持把他们的热情和服务奉献给他们所熟悉的上级，并习惯于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付给他们。甚至在知识界，人们也在权衡依附他们所欣赏的人的价值和代价。亨利德康皮翁，一个17世纪的诺曼底绅士，在他早期写的手记中尽管没有愤慨，但并非无怨言地感叹处理好贵族的职责和忠诚于市民的义务是如何地难。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看到康皮翁对王子一派的忠诚——他的保护者一派，苏瓦松和旺多姆伯爵——这表明他赞成使用正当方式去反抗专制，这位诚实且头脑清醒的绅士的政治良心因此得到完全放松。然而，甚至康皮翁也记录有在危急紧张时刻他得努力思考，采用温和的诡辩技巧使自己体面地脱离困境。
康皮翁，一个贫穷的、身为次子的绅士，从实际出发，感到有必要把自己的忠诚仅献给一仑准备接受它的王子。在选择博福尔公爵时，他仔细地权衡了可选择的重要关系，公爵“那时及以后和我住在一起，很乐于助人，对我比王子对那些乐于为他效力的人们更有礼貌，因此我立即对他产生了一种任何行为都不会使之削减的热情和仰慕之情”。然而在1634年事业刚开始时，他才20岁，还不够谨慎。作为王室边防军团中的一名少尉，他被邀请加入奥尔良公爵的军队以提高其地位。这支军队是奥尔良公爵在和西班牙秘密签订协定以后，为了能结束自己的流放生涯而招募起来的。那时，这不属于政治问题：“我当时只是一个寻求运气的贫穷人家的次子。但我希望通过体面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标。因为我尚在国王的军队里效命并待在他的地盘里，对我来说，我得把我的职权交给我的副手才适合答应他们。”换句话说，康皮翁只希望以恰当的方式辞掉自己的职务，以便以后无人能指责他的逃离。至于离开国王的军队，加入到与国王的敌人联合起来力图颠覆国王统治的王子的队伍，“我有正当的理由为自己解脱，我不是临阵脱逃，公爵（奥尔良公爵）是国王的弟弟，王位的明显继承人，没人能指责我反叛，尤其是……这位王子丝毫没有违拗他所尊崇的陛下，只是与他的敌人红衣主教（指黎世留）发生了争吵。”整个分辩满是强调个人诚实和追求自我发展的字眼：康皮翁，被一个亲戚招收，“其目的也是把我推向发迹之路”。谁能指责一个没有前途的，且如他坦白承认是为了讨好王位继承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意志的中层士兵？我们清楚30年后的康皮翁仍然为他极为周到的决定而自豪，尽管很不幸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为他得和其他两位同仁一起逃命，“我们放弃了参加把我们的职务交给我们的副手的仪式”。在他的手记的开头，他说他写作是为了教育他的后人，因此我们猜想，在描述这次毫无结果的小冒险行动时，他大力称道自己细心逃脱责任的行动，即使那极大地改变了自己的忠心。这只不过是个人的决定，除了一个军官决定一个军团而不是另一个军团外，别无其他。
更为困惑的两难情况出现在1634年，博福尔公爵要暗杀马扎然。康皮翁不赞同，因为他认为，这位大臣不应该受到如此暴力的处置，他善良的灵魂不希望去承受这一指责。而且他相信，谋杀成功会对策划谋杀的一方有利。然而，他同意保守秘密，且如果决定执行这一计划，只是不要叫他亲自去杀这位主教，他就会做博福尔希望做的一切。他和博福尔的个人关系因此更紧密了：“我决定不管发生什么都跟随他，不管他采取什么决定，我都不会背弃他。”如果这位王子决心公开亮相，他，康皮翁，就会克服一切反感“毫无羞耻地站在他身边……我对他的职业义务和深情厚谊都使我要那么做”。这一次他摒弃了政治借口，也明白他正在参与非正义的、反常的、不光彩的行为，他甚至也这样对公爵说。然而他应该“忠诚地为他服务，尊敬他”，也就是说，他内心所认同的私人忠诚标准，压倒了他作为一名布衣及审慎行事的顾虑。这位热心人，在领会人的理智对行为的影响方面有很大进步，他每次出发到战地去，总把书当作战备品的一部分带着。至于直接动机：荣誉的两个保证条件——诚实和忠诚，虽然足以引起变化，但它们本身是不变的。它们是感情世界固有的组成部分，一旦他接受了建立在友情、爱、男子汉深情基础上的物事，这种感情就会成为康皮翁生命中一个极其强大的力量。
君主制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期间，出生于这个期间的那一代法国人，面临两难境地，政府应该像叛党头子那样赐予他的臣民慷慨的恩惠。康皮翁再一次看清了形势，这得益于他声望颇高的哥哥亚历山大的榜样，亚历山大在追求成功之路上先他一步：“他很久以来就熟谙这种冲突……这促使他违背意愿，渴望看到朝廷总是处于动荡之中，他业已数次显露出这种意向，这是后天形成的而非与生俱来的。”顺理成章，康皮翁也希望他所拥护的一个又一个事业能给他带来很多荣誉。因此从这些试图通过个人阴谋而得到政治权势的行为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贪婪这样的简单问题。
那些忠于反叛王子的人，通常都靠他们的保护者提供的薪金生活。他们把出色地完成任务当作荣誉，如在战场上的荣耀，在法庭上的机灵。他们的生老病死都由国王来负担，或当取得胜利时，则由敌人来负担。一个人应知道什么时候卸甲归田：如在休战的黯淡时期，或者在进行了短兵相接的大搏杀之后而没有被提升时——这是失宠和遭冷落的确切迹象。在这种处境里的人是否该接受慷慨的王子继续供给的津贴？康皮翁认为应该拒绝这样的礼物。他更喜欢赌博，并且非常擅长。他曾为了十五子游戏和其他牌类游戏而放弃掷骰子游戏，因为尽管机会游戏更显显贵，却也更为冒险，无论在好运还是背运时都得遵守诚实的技巧，这终究会有所收获的。
但对一个被迫逃离自己的国家的人来说，过去的恩宠和职业都毫无用处，赌博只在有限的时间内可行。因此只有在流放时，且只有因为保护人服务的热情成为流放的第一原因时，才能依靠保护人所供的生活费用。当一个派别胜利时，也可能会有慷慨的行动：“我告诉旺多姆公爵，当他这一派形势发生变化时，他可根据我的服务给我报酬。”尽管康皮翁后来有理由抱怨这个家庭的忘恩负义，但他还是承认他收到了应有的养老金，他的不快仅限于指责他们待他比过去更冷淡，且没有过去慷慨。这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嘲笑，而不是特勒芒德雷奥夸张到讽刺程度的对属民屈从状态的嘲笑：“路德伯爵属下的一个绅士，临终前被敦促忏悔时说：‘我的愿望一直是绝不做任何没经过先生同意的事；我必须知道他是否赞同。’”甚至当他将要咽气时，这位忠臣据说仍然像拒绝归还不义之财的守财奴一样顽固。一件轶事包括两面，一个人的天真可被错认为另一个人的。他把通常只献给家族和“祖国”的所有热爱忠贞之情给予了一个人和这个团体，这种“附属感”究竟是什么？它似乎比简单的义务感更加强烈，亨利德康皮翁，就在他毫无羞耻地承认他爱好赌博和争夺时，也坦率承认尽管他自己本性不好争吵，但总是被朋友的争吵所吸引。“我喜欢我的朋友卷入争论，这样我就能为他们服务，根据当时的风俗，我能通过决斗和与之相关的仪式而使自己显得更突出。”一如既往，他在承认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时毫无内疚感。决斗像战斗一样，提供展示勇气的机会，但更有吸引同侪注意的优势，他们钦佩本能和勇敢的首创精神。作为一个可以称作是被私人契约所束缚的雇员，最有可能在一个基于家庭和集体合作的奉献精神的社会里得到提升。
这种私人思想和行为，如何能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公共的特征呢？除了他的基督教信念，亨利德康皮翁还展示出仁慈的一面，能够对所有人，甚至对敌人的部队——战斗后根据胜利者的命令被残忍地杀戮——展示同情，他把这视为他们的义务。他能够从公共利益的角度——他认为唯一合适的角度，去评判他所进行的政治活动。然而在他的叙述里，这些伟大的观点似乎都无用处，真正的力量似乎只能集中在个人的生活里发挥作用：以惨重的牺牲为代价以保持自律的需要；需要个人运气，有时可能以生命为赌注的义务：以一种毫无保留的、奉献一切的、同志式的忠心去关注可以使一个人提升也可使一个人毁灭的大人物的命运。
这就是他对社会环境的主要观点，希望通过尊严感、荣誉、杰出的行动和对作为国家象征的王子的忠诚来充实政治美德。这些美德的主干尽管虚浮夸张，但绝没有被整个世纪的伦理幻想所亵渎。很久之后，伯纳尔德子爵在《贵族之墓》里描绘了这些特征的大部分具体表现，但他认为它们完全是为了公共目的。对伯纳尔德来说，特权、恩惠和品质是贵族优越地位的必然结果，把他们从聚集财富和固守生活资源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以为某种公众服务为职责，一个引人注意的悖论：由商业、想有所得或想晋升的激情、祖先的荫泽、利润丰厚的婚姻而不断再生的整个贵族阶级，属从于某种政治目的，并被描绘为渴盼一年一度的春季仪式——在奔赴战场前举行和在每一次成长的新阶段举行。
在康皮翁两代人之后，也即是路易十四战争最后的阶段和七年战争期间，我们发现社会地位低下的绅士们不再仅仅关注自己的财产，男人们到更远、更大的军队里服役，而不是为了获得强大的保护者的利益。能使他们不再默默无闻的是军队里的手足情谊，或能为凡尔赛有影响的军官服务，并在事业上得到发展或者功绩得到认可。军官们的信件——加斯科尼贵族的未出版信件——用更为含蓄和正式的词表达了对有益的交往的关注；写信人恳求可能有影响力的亲戚，并与被提升的昔日战友叙旧。对英勇的功绩没有多少热情，至多谨慎地暗示一下已得到肯定的功绩。信件里满是宫廷和战斗的消息，大家极为关注的——这种关注也是很实际的，是军需供应情况、军队的调动、个人和家人应听取的谨慎劝告和一些有关职业方面的事情，如不断寻求建议和帮助来处理许许多多关于粮饷、马匹、纪律、津贴、制服和装备等方面的问题。对这些军官来说，一个组织严密的军团服役纪律要与习惯于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熟悉的方法结合起来。他们的纪律相当温和宽容，即使在面临一场突然袭击而需要迅速准备的视察中，这种纪律也必须保持。官僚机构也许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很容易在共同的行动中保持个人生活，但必须明白这不再是个人的规划，副手们不再有除提拔和荣誉之外的野心了，他们在服役三十年后，如果有幸能活那么久，会被封给圣路易十字架和500锂的养老金。职业士兵很少从这些关系或保护人那里得到恩惠，至多在国王需要他的高贵军事保护时，才要求这些士兵尽职。可怜的家人为他们提供开始所需的一切，明白他们不会再回家：300锂用来购置行装，再提供600锂给他们使用，直到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那以后士兵们相互帮助，传递信息，有一些人在露营地里，其他的在较高级的军队里直至总参谋部——两个完全隔绝的世界，很少能再相遇。营地里的军官和参谋官之间存在着很重的戒备心，但因为距离远也没有受到任何利益关系的牵制或威胁而关系变得缓和。
这些人不再是康皮翁那样寻找运气的士兵，他们发誓要跟随他们所效忠的保护者以提高自身地位，不再把个人抱负、荣誉及服务和被预谋者称为公众的区分开来。对官僚君主制的下等军官来说，服军役是少数几种可以高贵地生活并荣耀地死去的方法之一。他们全身心地工作，因为他们得从一个驻地赶往另一个驻地，从一个战场到另一个战场，只有短暂的休息，甚至没空去想一下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信中所谈的全是别人设计的宏图大略的细节，但不是他们自己的设计，从未提到要投身于一些伟大的公共目标：相反，他们逆来顺受地屈从于更高的目标，这种目标在他们这个层级是无法企及的。副官们很看重他们的公众职责，但不够谨慎：他们的日常工作已程序化，其中的娱乐活动只是短暂的休憩，但有时候这些娱乐活动更像是例行公事。赌博曾对康皮翁有很大吸引力，如今只是在难以避免的场合，才会冒险把稀缺的资金用于这个取胜机会渺茫的游戏。那些已安定下来的勇士们轻蔑地把争取荣誉看做是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或那些头脑简单、喜欢冒险用军刀和剑袭击国王的税官的士兵乐此不疲的游戏。
这些专业军事人员，与其说是在服军役不如说是在服苦役。当一个中级职位的军官可能不再创荣光之时，也不能自由地离职不干了。在康皮翁充满幻想的年轻时代，在军事机器陷于困境时被迫停止一切活动时，他是不会忍受这种长期的单调无聊的。如果纪律和等级能消除军事人员个人残存的野心，军官们此刻就该生活在一种非对立的、熟悉的、几乎有家庭般温暖的氛围里。当朋友们回顾在营地里的几年生活时，他们念叨着死者的名字，不去关注空缺的职位或可能的提升机会，语气虔诚，带着兄弟般的留念之情，回忆这些年事实上的流放生活中的亲切、相互信任的友情。
对在公共生活中从不区分政治和私人目的的康皮翁来说，典范式的忠诚辅之以感激之情和财富欲望，有着多种作用：使他的良心得到安定，重燃他的热情，证明他对党派的忠诚。在宣称自己是一个充满同情心、重感情的人之后，他需要一个展示自身真实感情的隐秘舞台。他既不可能完全享受私人快乐，也不可能完全排遣他的忧愁，除非在家庭氛围里。当他再一次陷入非常特殊的时期时，他最宠爱的女儿死了，对其他的孩子显示更热忱的关注，他认为这是他的职责。除了与爱有关的感情，他似乎只能感觉到中世纪以来一直是陪臣们所特有的苦涩的失望感。对于长辈，仍需要有一种融尊敬、爱和感激为一体的情感，而不需要17世纪神学道德论文中所提及的畏惧感。
